点亮一盏灯火

张喆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它汇聚了天南地北的打工者。这些打工者占据了各行各业，在每个行业中都有佼佼者。其它行业不说，以我才接触的文人圈，较为出名的打工者中，有郑小琼，王十月等人，他们代表着写作群体的励志人物。在茶余饭后的谈资中，总能给写作的人带来一些积极信号。然而，对于我这个身处深圳文学的门外汉来说，他们在地理位置或者交往方面都有些“距离”。

今儿，我就近说说沙井那个老段吧，也就是在深圳写作圈子里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四川人段作文。

从2016年起，我偶尔在群里会看到有人说起段作文，有时采风也会有人聊起他，说他的打工文章写得不错……这样一来，段作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觉得他也算是名人了，毕竟我认识的有名的作家并不多。

同年秋，我参加了龙华草根文学征文比赛，段作文作为嘉宾也去了。当时我只听得有人大喊一声：“老段来了”，我一头雾水地问哪个老段。

“段作文呀！”身边的一个文友补充了一句。人群中又有人喊起“老段”。一时间，人人笑意盈盈，仿佛碰上他就碰上了明星与笑穴。我有些惊诧与恍惚。一声“老段”，融入日常，是多么地亲切与合拍，哥们一样。我扭头看过去，说实话，他的长相真不敢恭维，眼睛倒是不小，但是龅牙却是大煞风景，但是他放在那里，那里就有一团火焰与光芒，这就好比诗人张二棍。这团光芒既罩着他自己也辐射了别人。他笑别人也笑，一时间，嘻哈声四起。

那时的我，没跟他打招呼。一来我们不认识；二来嘛，在人多的场合我一说话就发怵，结巴。别看我有时冷不丁会在群里冒出一句煽情的话，其实说白了，我压根只是个虚张声势的小女人，卑微又胆怯。我呆在一边凉快，一边听到他“呵呵”地大笑，说着到龙华来的前因后果。原来这一届他并没有参赛，是过来玩的。他跟大家谈笑风生。他说：“第一届我得了第一名，很感谢当初的草根文学给了我激励，使我在写作上找到了信心……”

呵，原来这人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而来。

后来又有一次，在一个作协年会时又碰上他。他迈着八字步，走得满脸春风，跟每个人都笑哈哈地招呼。

这两次见面，我跟他没有任何互动交集。

后来有一次，跟他搭上腔了，我就借他“一见美女就结巴”的话怂他：“你咋不说你的眼睛长到头顶上呢？”那之后，我们也算是一笑泯“恩仇”了，他好歹看起来有了邻家“小哥”的模样，喜感，亲切。

没多久，我们便熟络了。这源于去年他所在的沙井单位举办的一个征文比赛。出于工作需要，他一路上照顾着我们这些获奖文友。他的脸上一如继往地挂着“招牌”式的笑容，憨厚得让人过目不忘。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一句酸酸的诗：“有些人有些事，你總会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才不会错过彼此。”

呵呵，难道我们相见的这恰当的时间就是这次征文比赛？

此时的老段，据说已在沙井图书馆工作了四年。图书馆是读者与写作者的天堂，而之前，他却饱尝打工的血泪与辛酸，一次又一次跌倒、爬起，一次又一次昂起头颅。可谓人前笑，背后哭。

从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不难感受到，这个男人，在精神上似乎练了瑜珈，一再用他的忍功与柔韧度向生活向命运奋力反击，不卑不屈，即便后来工作，也常常含泪而笑。

时间越过重重倒影，一路回眸，我们看到一个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的男孩在1992年走出高中校门，走出四川广安。他的故乡山青水美，同时又地阔人贫。

他就是段作文，那年他19岁，一步一个脚印朝前走着。他想翻过生活的沟渠，越过人生的障碍。这一年，第一站他到了福建石狮。由于找工的艰辛，他没法进入工厂，只得跟人一起在山上不停地搬石头。十天不到，累得又黑又瘦。晚上躺在床上，深身散了架似的又酸又痛。他稚嫩的双手磨破了一层层皮，新茧与旧茧层层布满肿胀了关节。每次脱下手套时，手套黏连着手上的皮肉，一扯他就疼得龇牙咧嘴，手上的血泡全都破皮，冒着一丝丝的血水。他还是孩子，一痛就流出了眼泪。

如果说，肉体上的疼痛算不得什么，那么精神上的空虚迷茫则是年少的他无法避免的，加上远离故乡，他异常地想家。困惑当下的状况，他的心情变得非常压抑，下雨天只要不出工，他就到镇上到处找书看。他所遭受的一切，都在书中得以寄托并圆满。久了，对于生活，他的内心多次酝酿写作的风暴，他需要精神上发泄与突围，他需要自我规划时间与灵魂上的救赎。

多少个夜晚，他坐在山下的简易房子里，望着头顶上的苍穹繁星点点，想起遥远的故乡，他流下了辛酸的眼泪。超荷负的体力劳动，让他一再产生逃跑的念头，毕竟那时的他还是个孩子。然而更大的打击与悲伤提前埋伏在春天里，当他在端午节时分接到一封信，也接到了晴天霹雷，原来他的母亲在四月份已经过世了。回忆起母亲那一张瘦成拳头似的小脸，此时的段作文才明白，母亲实则早就病入膏肓，因为贫穷没钱治病，导致了四十多岁的母亲提前离开人世……母亲的音容笑貌一直在他的眼前晃荡。

这一天，段作文终于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了一场。似乎，只有这样的痛哭，才能让自己减轻痛苦与愤懑。

每次一想到母亲没钱治病猝然离世的情形，段作文就一次次咬紧牙关拼命挣钱，他向命运背水一战，企图改变家里的现状。他柔弱的双肩一肩担着现实，一肩担着梦想。为了柴米油盐，白天他紧抱着石头；为了灵魂，晚上他又铺开纸笔，一再点亮自己的心灯，试着将悲欢离合一点点地记录下来写成故事。

第二年，他才20岁。小说《我也阔了一回》便发表在《石狮文艺》新开僻的打工文学栏目上。面对处女作，他高兴了好几天。他的心头燃烧着一股火苗，这股火苗既有精神上的推力，也有生理上的渴望。那时候的他，想法非常简单，不管如何也要挣钱再挣钱娶个老婆回家。

生活却不以人的念想而转移。在山上搬石头，别说碰不上女孩，连个老太婆也很难碰上，至于白狐，那是骗鬼的传说。没办法，两年后，他离开石场打算进厂“找找”姑娘。

就这样他来到了广州。那时候，广东到处开发得如火如荼，外来工乌泱泱一片接一片。别说进厂，连工厂的大门也不让他摸一下。好在，老段的血液里流淌着永不服输的基因。他暂且按耐住那颗年轻躁动的心，以退为进，采用迂回战术，先跟人进了建筑工地找了一份糊口的小杂工。

在建筑工地上，他搬砖拉沙扛水泥，汗水与泪水混和着体内的盐份，一次次独自“呷吧”出苦涩的滋味。干过工地活的人都知道，那些活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比狗还累，比牛还劳苦。每天他软瘫在床上，如果舌头够长，肯定会舔舐着自己的伤口。那些写作梦、读书的梦想也被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在目睹了工头拒付工友受伤的医药费后，算是彻底对工地生活死了心。

同年底，经一位老乡介绍，他进了深圳龙岗一家皮革厂。那时候能够进厂，不光找人托关系，而且还需要交“小费”。关于这个“小费”，我深有体会，大概在1996年左右，我老公刚来到深圳时依旧流行。那时候一个工厂招一两名工人，门口会来两三百人。粥少僧多，形势逼人，由不得你挑三拣四，只能给招工的“小费”，三五百不等。进厂以后，老段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学了不少技术，后来又去了龙华另一家皮革厂，从仓管干到了厂长。再后来，龙华厂子倒闭了，他又去了别的地方踩电车计件，从厂长变成了普工。

命运就像過山车，不时将他抛起，摔落。但无论身处哪个位置，在怎样的环境下，他都不忘初心，稍有空闲就看书写字。似乎只有文学才给他的生活带来一线光明与希望，才能温暖他那一颗孤独的心。

命运迟早会眷顾努力的人。后来，他不仅在工厂娶妻生子，且还陆陆续续在《特区文学》《长江文艺》上发表了文章。既满足了自己的精神需求，又能为家庭增加一点收入。用他的话说，人，总归要现实起来，只要努力，日子才会一天天好起来。

按照“马斯洛”欲望需求原理的说辞，一个人满足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和感情需求之后，就会向自尊迈进。生活稳定下来的段作文，自然也渴求活得更有价值。他希望有个轻松的环境以便更好写作。

他又回到了龙华，然后辗转到了西乡固戍。又先后干过各个工位。在深圳，他的工种轮回着，唯一不变的是对文学的执着初心。他几乎把所有的工余时间都用在了阅读和写作上，并先后在《四川文学》《作品》《草原》等杂志上发表小说，获得了首届中国工业文学奖、首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奖、第三届深圳睦邻文学年度大奖等。

有一次，《打工文学》黄编辑向他约稿有关打工的连载小说，他那时本来天天晚上加班到十一点，累得够呛，可他硬是咬紧牙关，坚持每晚挤一点时间码字。就这样，每晚上七八百字，文章一点点地增长。逢上礼拜天，他就能码出5000字左右。有次生病，他才吃罢药准备睡下，刚躺下不久，他就想起小说有个地方得加入一些故事。于是乎赶紧爬了起来，打开电脑又开始码字。气得她老婆当场就骂：“写写写，你就知道写写写，把你写死了就不用写了。你感冒都没有好，这样熬夜会加重病情的。”

既便如此，老段还来了一句：“我写字不要命的。”

他老婆顿时气得哭笑不得。

小小的出租屋里，经常在暗夜发出微弱的光，为他内心的执着点亮一盏灯火，让梦想焕发光明与希望。

他常常说：“如果我不写作，真不知道自己业余时间该干点什么，还能干什么？”

一晃眼，老段在深圳呆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在时间的长河里，不过是一滴水一粒沙，于一个人来说，却是他生命中的一个个台阶，一段段回忆。

2015年，命运的一个契机，他被招进了沙井图书馆工作，因为文笔不错，后来专门负责单位的材料整理这一块工作。

四年的时间过去了，他终于在沙井安顿下来。他依旧是那个见了谁都乐呵呵的老段，岁月似乎从未在他脸上留下过痕迹，也从未在他身上碾扎过似的。他作文作人，依然是那种“阅尽千帆，任你浪涛起伏”的样子。

这就是沙井的老段。我相信，若干年后你再见到他，仍然是那么憨厚，无论生活还是写作，都不会有过高的要求，却又那么用心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