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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街有棵大槐树

时间:2024-05-04

刘涛

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作家。

作家与其他手艺人没什么区别,手艺人经常有活干,心情才可以平静,作家也要持续不断地写作,才能感到充实。一旦大脑空空没有写作冲动,就会感到痛苦。我已经半年没动笔了,没动笔的原因就是大脑像被抽干了水的池塘,一点想法都没有。这半年来,我生活得六神无主,丢三落四,总觉得自己将要虚度余生,直到碰上了我家早年的邻居小四儿。

小四儿是女的,是我老邻居郭家的四女儿,小四儿的父母平时就“小四儿,小四儿”地喊她。小四儿与我同龄,还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小四儿的大名叫郭翠,可没人喊她的大名,都叫小四儿。

那是一个晚秋的下午,我从海水浴场游泳归来,在路上,迎面碰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四儿。我和郭家人多少年没见过面了,自从二十多年前父母家那条小街拆迁之后,原先的邻居们各作鸟兽散,谁和谁很难见上面。今天能碰上小四儿,应该算巧合,因为我每天游泳回来都从这里走,从没碰上过她。我们站下说话,无非说说两家的兄弟姊妹如何如何,两家兄弟姊妹的孩子如何如何,顶多再提及几个老邻居,然后就客客气气告别了。

小四儿现在日子过得相当不错,她的儿子是一家私企老板,儿子结婚生子后,她和丈夫一直在儿子家帮着带孩子。小四儿两口子都是企业退休工人,工资虽然不高,但根本花不着,一切开销都是儿子负责,提及生活,小四兒一脸满意,连说知足知足很知足,她和丈夫现在吃香的喝辣的,一点心思都没有。

和小四儿告别后,我回到家中。坐在电脑桌旁,燃上一支烟,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半个多世纪前父母家的那条小街上。我在那条小街上出生,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光,只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条小街拆迁我才搬离别处,以后的二十多年间,我又搬家好几次,和记忆中的小街渐行渐远了。如果这次没碰到小四儿,我是不会主动从记忆深处打捞出小街的情景、打捞出我家老邻居郭家的生存状况。

我父母家住在老城区一条不足百米的小街上。这条街1949年以前就存在并且住上了人家。小街是南北走向,街东街西全是住户。街西一溜,有四个门头房和两个大杂院,郭家就住在最南边的一个门头房里。街东原本是一家工厂的仓库,1949年后,为了解决企业职工住房问题,就把仓库一户一户地间开,临街一侧开了十一个门,住进了企业职工。我家住在七号,和郭家斜对着门。街西的四个门头房,房门上面都有拱型窗,还镶着玻璃,老人说,过去这都是做买卖的房子,图个门头气派。老街短而窄,即便是对门的邻居,谁家做饭炒菜,街另一边的人就可以闻见味道,谁家拌嘴吵架。则更是一条街都能听到。

听说,郭家户主郭大爷的父母,在1949年以前花了几十块大洋买下了这间门头房,开了家小饭馆,1949年后,公私合营,小饭馆并入了国营饭店,房子就纯粹住人了。我记事时,就知道郭大爷是在一家国营饭店工作,但并不是厨师或服务员,而是拉胶轮地排车的苦力,每天去啤酒厂,装满一车形状像炮弹一样的铁皮桶装散啤酒(当时,人们称这样的啤酒桶就叫“炮弹”)拉回饭店,卖完了,第二天拉着空桶送去啤酒厂,再换回一车灌满啤酒的“炮弹”。

郭大娘没有工作,专门在家照料孩子,也不知为什么,郭大爷和郭大娘竟生了四女二男六个孩子,我母亲说应该是七个,早年还夭折了一个男孩。在郭家四女中,小四儿是老小,她身下有两个弟弟。郭大爷和郭大娘两口子都说一口当时我们认为是纯正的普通话,这在我们这条小街上很特殊,人们纷纷猜测着他们一家的来龙去脉。后来知道,他们的祖先属于满族八旗中的正黄旗,都是带兵打仗的军官,那支部队驻扎在离我们这座城市几百公里外的益都县城,负责守卫那一片国土。再后来,官兵们成了家生了儿女,在益都县就形成了一个满族八旗子弟的居住地,这个居住地的居民都是八旗后代,每家每户都享受朝廷的终生奉禄。

民国以后,八旗子弟的地位一落千丈,便四散而去讨生活。郭大爷的父母就带着一家老小来到这座沿海城市,靠做小买卖维持生活。郭大爷和郭大娘其实说的不是普通话,而是东北话,满族的发源地就在东北嘛。小时候,我去郭家串门,在一间屋子的墙上看到过郭大爷和郭大娘的结婚黑白照片,照片上,年轻的郭大爷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身着马褂,头戴西瓜帽,胸前戴着一朵花。郭大娘坐在一顶四人抬的轿子里,轿帘掀开了,郭大娘头上插满了花,穿着标准的满族女人的服装,一双鞋的鞋底很厚,就像京戏里人物穿的鞋一样。从这张历史照片上看,郭大爷和郭大娘的家境都不一般,不是平头百姓可以攀比的。

郭家一共八口人,只郭大爷一人挣工资,家庭生活状况可想而知。从上学起一直到小学毕业,我就没见过小四儿穿过整装衣服,都是上面姐姐穿过的破旧衣服,不是上衣有破洞就是下衣有补丁,一双洗得发白的黄胶鞋,从冬天穿到夏天,从未换过。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价低,人们的收入也低,在企业里,厂长和工人的收入有区别,但区别不大,作为一把手的厂长,每月工资七八十元,一个五级工,每月工资就可以达到六十元。七级工和八级工的月收入,基本可以和厂长平起平坐。社会中下阶层,都是这样大差不差的收入,要想生活过得宽裕,惟一的办法就是少生孩子,谁家孩子少,谁家的生活就相对好一些。我父母只生了三个孩子,父母也都有工作,五口人,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达到了十八元。像我们家这种孩子少双职工的人家,老街上也有几户,在郭家看来,这都属于高不可攀的有钱人家。实际上还有比我家过得好的,我父亲有一马姓同事,我们叫马叔叔,不知什么原因,结婚数十年也没生孩子。有一年春节,父亲去马叔叔家拜年,看到马叔叔一人在家喝酒,酒肴竟然是晒干的虾米。喝一口酒,往嘴里填一个虾米。回家后父亲对母亲说:“老马没有孩子生活就是好,咱家多少年没见着个虾米了,老马喝酒拿着虾米当酒肴吃。”

几乎是每个月底,郭大娘都会到我家,向我母亲借五块钱救急。郭家缺衣少食,可郭大娘却身宽体胖,她进了我家门,先向我母亲躬一下腰表示尊重,然后愁眉苦脸地说:“他大姨,借五块钱,明天去粮店买粮,要是没有,三块也行,老头子发了工资就还。”

母亲说:“五块真没有,给你四块吧。”

“谢谢,谢谢。”

母亲掏出两张两元面额的纸币递给郭大娘,郭大娘双手接过钱,小心翼翼装进衣兜里,并不走,总要站在那里和我母亲聊一些家常。母亲劝郭大娘出去干活,哪怕是去街道废品站回收破铜烂铁,一个月也能挣十八九块钱。郭大娘咧着嘴笑:“老头子不让,就让俺在家看孩子。”

郭大娘走后,母亲“嘁”了一声,说:“她就该受穷,没见过这样的懒老婆!”

当时,国家有政策:城镇户口的居民,如果每人每月生活费低于八元钱,可以每月吃十元钱的“救济”。这十元钱,由居民所在单位发放,但要调查清楚,不可弄虚作假。郭大娘一家八口人,就郭大爷一人有工作,每人每月生活费不足八元,是救济的对象。

郭家也确实困难,人穷志短,往往会为了一点儿蝇头小利,失去起码的操守。郭家门口有一棵大槐树,每年五月槐树开花,一串一串雪白的槐花压弯了枝头,清香四溢,诱得一条街的大人孩子垂涎三尺。而每到槐花盛开季节,就是郭家老小赤膊上阵准备战斗的时候。郭家视那棵槐树是自家的私产,谁也不准采槐花,只能郭家采。白天,郭大娘就拿着个马扎子坐在槐树下,守着槐树一步不挪,脸阴沉下来,眼凶恶地瞪着,街坊邻居,谁也不准靠近槐树。她的几个孩子,轮换爬上树采槐花,采满了一脸盆,端回家,再采满一脸盆,再端回家。夜晚,郭家人也是轮换睡觉,总是有一人站在家门里,透过窗玻璃监视外面,如果有人图谋不轨想靠近槐树,郭家的门就猛地开了,向来人大喝一声:“想干什么?快走!”

每年槐花盛开季节,郭家总会与个别想采槐花的邻居翻脸吵架,仗着郭家人多,一起上阵吵吵骂骂,对方也就会知趣避开不再纠缠。小街离着一座山头公园不远,山上槐树多得是,街上的大人孩子,宁肯去山上采槐花,被园林工人追得满山跑,也不愿和郭家人计较。

每逢槐花盛开季节,母亲总会叮嘱我们兄妹:“不准靠近那棵树,听着没?谁要不听话,我就打断谁的腿!”

于是,我们兄妹三人,从不到那棵树下,出了家门,眼睛都不朝那个方向看。倒是郭大娘,总会趁着天黑,端一碗开水烫过的槐花悄没声送到我家,告诉母亲怎么怎么吃。母亲推辞不了,只好收下,第二天会掺点面粉,蒸熟了蘸着蒜泥吃。

郭家因为有了槐花,一家八口可以一连十几天大饱口福。他们吃的花样也多,槐花掺上一点韭菜用地瓜面包包子吃、掺一点玉米面撒把盐蒸槐花饼吃、如我家一样蒜泥拌着吃、还可以腌咸菜。据郭大娘描述,用槐花腌咸菜,不像其它咸菜那样苦咸,吃起来有一股槐花的清香。郭家的孩子,也把槐花当糖果吃,出门玩,衣兜里装着一把槐花,时不时就摸出几朵填进嘴里。小四儿和我是同班同学,经常到我家写作业,和我一起玩时便优惠我,像孔乙己摸茴香豆一样从衣兜里摸出几朵槐花,还数一数,递给我。我怕被家人发现,接过来飞快填进嘴里,咀嚼着,感受着那股香甜。

父亲对母亲说:“郭家吃槐花,能省不少粮食。”

母亲说:“槐花一年就开一次,其它季节怎么办?过日子还得要长久打算。”

父亲连连点头:“也是也是。”

郭大爷单位的人来小街调查郭家的生活状况了。谁也不知道那人是哪天来的,谁也没看见那人是怎么来的,但那人确实来过,不是明查,而是暗访。有一天晚上,郭家突然传出郭大娘撕心裂肺的哭声,我们家刚吃完晚饭,盘碗还没收拾下去。母亲听着郭大娘的哭声,十分惊吓,以为郭家出了人命。她急忙冲出家门,去了郭家。郭大娘的哭,惊动了整个小街,左邻右舍的大人孩子纷纷走出家门,聚集在郭家门口。平时和郭家关系好的邻居,就推门走进郭家,探究缘由,因槐花和郭家结怨的人,就站在小街对面的我家门前,嘀嘀咕咕地看热闹。那天晚上,我也随母亲之后进了郭家。我看到,郭大娘上半身扑在床上,下半身跪在地下,埋着头大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郭大爷坐在一把椅子上,低着头一言不发。几个孩子都站在一边默默垂泪。

“嫂子,怎么了?你哭什么?”我母亲问。

其他邻居也问:

“病了吗?哪里不舒服?”

“哭什么?有话好好说。”

“到底怎么了?你说呀。”

……

郭大娘还是哭,不回答问题。我母亲又问郭大爷:“发生什么事了?你是个爷们儿,你说。”

郭大爷抬头看看我母亲,又看看其他邻居,深深叹口气,说出了缘由。

郭家的困难“救济”申请,被郭大爷单位的领导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经过调查,郭家生活并不困难。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彻底击碎了郭家想早日摆脱贫困的梦想。

“那么,领导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们家生活不困难?”我母亲问。

“天呐!冤枉啊!”郭大娘的哭声又高了起来,“领导说俺家就着红糖吃饭,天地良心啊!俺家多少年就没见着红糖了。”

在那个年代,红糖白糖都是奢侈品,尤其红糖,只有刚生了孩子的产妇可以凭医院证明,去国营食品店买半斤红糖补身子。老百姓平时想吃点甜,只能买糖精。糖精是用化学品勾兑的调味品,那种甜很恶,和真正的糖没法比。

我母亲和其他在场的邻居半信半疑,到底是郭大爷单位领导说得对呢,还是郭大娘说得对?似乎是不約而同,我母亲和在场的邻居开始在郭家“搜查”起来。有人掀开锅看,锅里空空如也,有人把吊在家中房梁上的一个竹篮子够下来,篮子里有一个掺了地瓜面的白面馒头。郭大娘赶紧解释:“那是给他爸吃的,俺家就他一人在外面挣钱,要吃点好的。”我母亲拉开了碗柜的门,把里面的盘盘碗碗端了出来,几只蟑螂受到惊吓,箭一般四散逃窜。我母亲看到,一只碗里有半碗高粱米干饭,一只碗里有两个煮熟的地瓜,还有一个较大的盘子里,是大半盘豆瓣酱。

没有什么红糖,连粒糖渣渣也没看见。

我母亲对郭大娘说:“别哭了,你们家的情况邻居们都了解,”又对郭大爷说,“你明天去单位,让单位派人来找邻居们了解情况,我们都可以做证,你们家吃不起红糖。”

其他邻居也七嘴八舌议论,对郭大爷单位这种不负责任的“调查”表示愤怒和不满。

没过几天的一个晚上,郭大爷单位派人来了,是一男一女两个人,首先来的就是我家。两人进门后道出了實话,说郭家的收入情况单位领导都了解,仅凭工资收入,完全够条件享受每月十元钱的救济。但考虑到郭家解放前是做小买卖的,脑袋比较活泛,有没有可能工作之余再捣腾点别的营生来增加收入也说不定。所以,特意在家家户户吃晚饭的时间点,派人来郭家暗访,看看他家都吃什么饭。前来调查的那个人,故意从郭家门口来回走了两趟,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到一家人围在桌子边吃饭,每人手里有一个玉米面饼子,桌子中间放着一个大盘子,盘子里盛着深红色的散状物,像极了红糖,就这么回单位向领导汇报了。

“天呐!”我母亲被这种荒唐行为惊得坐立不安,她几乎是喊了起来,“哪来的红糖,那是一盘豆瓣酱!你们还有没有良心!”

两人脸上堆满了笑容,连忙向母亲赔礼道歉,说工作没做好,损害了群众利益。母亲说:“你们应该去郭家赔礼道歉,快去快去!现在就去!”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就去。”两人起身告别,去了郭家。

郭家如愿以偿享受到了每月十块钱的救济,十块钱平摊在八口人身上,每人每月增加了一块多钱,生活应该比从前好一些了。但是,我的同学小四儿还是穿得那么破烂,有一年冬天,因为没有棉鞋穿,小四儿把双脚冻伤了,不能上学,我每天去郭家给她补习功课,直到来年开春。

第一个月发下救济款,郭大娘花一毛钱,买了四支“红光”牌香烟(那个年代,香烟是可以拆开零卖的)送到我家来,让我父亲尝尝,我父亲平时抽的是“跃进桥”牌香烟,两角四分钱一盒,比“红光”低档了很多。母亲过意不去,却又没有什么合适的东西送给郭家。

过了几天,一个在国营菜店当售货员的亲戚来我家透露,说下周一菜店要来一批大虾头,不用凭副食品供应证,可以随便买,还是老价钱,八分钱一斤。那年月,黄海渤海盛产中国对虾,这些珍贵的对虾国内老百姓别说吃,见都见不着。这些对虾捕捞上来,统统进了外贸公司的加工厂,除去虾头,虾身一律出口到国外,我小时候,听大人说一公一母两只符合标准的对虾,可以换一吨加拿大小麦。我当时还展开了想像:对虾可能比金子还值钱,两只就可以换一吨小麦。一吨小麦磨成面,那得蒸多少馒头啊!

对虾除去的虾头,就进入市场卖给老百姓了。虾头对我们来说是一顿难得的美味,买回家稍加清洗,添水在锅里煮,煮出的汤鲜红鲜红的,做成卤子,下面条吃,鲜香无比。虾头虽美,可是难买,一是虾头不常有,菜店里一年能来两三次。二是数量少,每次菜店来了虾头,排队的能有好上百人。菜店有定额,每人只准买两斤,但就是这样,也有差不多一半排队的人买不上。当然,像郭家那样经济困难的家庭,连虾头也不敢去想,菜店里来不来虾头,似乎与郭家无关,从未见到郭家人去排队买虾头。我母亲恳求那个售货员亲戚,下周一,无论如何也给我家留两斤虾头,有人情要打理。

当母亲端着一碗虾头进了郭家,郭家所有人都惊呆了。六个孩子木桩似的站在那里,六双眼睛死死盯着碗里的虾头。郭大爷语无伦次:“他大姨,你这是……你这是……呀……多新鲜的虾头……”

郭大娘立马流泪了,说:“俺怎么敢吃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可是下饭……没有那么多粮啊……”

我母亲说:“不用担心,吃饱了饭再煮,每人喝一碗汤可以吧?”

郭大爷开始驱赶孩子:“去去去,都上床等着,等吃了晚饭,再给你们煮汤喝。”

我们家那些虾头,母亲煮了汤放着,第二天晚饭时,锅里倒一点油,先炒切碎的韭菜,加盐,再将虾汤入锅,这样的卤汁浇在母亲擀的杂面面条上,那个好吃啊,几十年过去了,我至今记忆犹新。

郭家门前的那棵大槐树,花开花落,花又开花又落,小街上的邻里八舍,日子就这么紧巴巴地过了下去。转眼间,我和小四儿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我们这一代人,是七岁上学,五年级时,都十二岁了。十二岁的小四儿开始发育了,个子高了一大截,小胸脯也微微挺了起来。她上面的三个姐姐,已经成了名符其实的少女,下面的两个弟弟,也成了爬墙上屋的顽皮小子。郭家的生活依然没有起色,姐弟六个还是穿得破破烂烂。听小四儿说她大弟弟因为脚长得太快,过年买一双新胶鞋,不出半年脚趾头就顶破了鞋头,气得郭大娘把那双鞋扔出门外,又狠狠甩了大儿子一巴掌。当然,郭大娘很快就叫小四儿把那双鞋捡回家了,鞋头缝补好,还可以给小儿子穿。

郭家六个孩子都在疯长,饭量也大得惊人。凭证供应的那些粮食,早已不够吃了,郭大娘便每月去家口少的邻居家乞求粮食供应证。我家也曾给郭家粮证,让郭大娘去粮店买了五斤玉米面。

有一次,菜店里进了一批大葱,这些大葱很便宜,两毛钱可以买一捆。邻居们纷纷去买,郭大娘也去排队买回一捆。买回大葱放在家里,郭大娘便挎着一个草篮子去了不远处一家公共浴池的锅炉房门前,等着烧锅炉的师傅把燃烧后的煤渣用小铁车推出来,郭大娘扒拉着煤渣,专捡那些没有烧透的煤核。这些煤核带回家可以继续烧火做饭,一个月下来,可以省下几十斤煤钱。

我也曾去捡过煤核,可被母亲发现后就终止了。母亲说:“咱家还没到这个程度,不准去捡煤核。”

我说:“给家里节约买煤的钱,不好吗?”

母亲喝斥道:“犟嘴!你捡煤核,弄脏了衣服,是不是还要洗?浪费多少水多少肥皂?”

郭大娘捡完煤核回来,一进门,发现那捆大葱没有了,一堆葱皮堆在锅灶前。六个孩子坐的坐,站的站,都看看她不做声。最小的儿子左手拿着个吃了一半的煮地瓜,右手里还有一小截葱,见母亲来了,赶紧往嘴里塞。郭大娘明白了,这捆葱让孩子们就着地瓜吃了。郭大娘又气又急,把草篮子放下,一头拱出家门,坐地下嚎哭起来。郭大娘这一哭,惊动了邻居,人们纷纷围过来询问原由。郭大娘抽抽泣泣地说,她原本打算,一捆大葱买回家,吃饭时大葱蘸酱当菜吃,可以维持半个月。谁想到竟让孩子一顿给吃没了。

“天呐!我养的什么孩子呀,一群馋鬼!”郭大娘又开始嚎哭。

郭大娘的大女儿过来了,她拉着母亲的一只胳膊,想把母亲拉起来。大女儿流着泪说:“妈,是我的错,妹妹弟弟都喊饿,要吃地瓜和大葱,我心软,就让他们吃了。妈,我就吃了一根葱,我也饿。”

郭大娘抬头看看大女儿,刹住了哭声,说:“你将来后嫁人,千万别生这么多孩子,多一张嘴,就要往里填粮食,每张嘴都是无底洞啊!”

大女儿的脸刷地红了,她使劲拉起郭大娘,回家了。

晚上,父母下班回来听说这事,唏嘘不已。父亲说:“明知养不起,还生这么多孩子,这不是蠢吗?”

母亲叹口气:“郭家还是少的,有多少生十个孩子的家庭,也就凑合着过了。人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

母亲让我把买回家的一捆大葱,拿出一半给郭家送去,随便又从腌咸菜的坛子里摸出一个腌芥菜头一并捎给郭家。

大葱“事件”发生后,邻居们似乎对郭家生出许多同情心。一些因为槐花和郭家闹别扭的邻居也既往不咎,纷纷向郭家伸出了援手。几乎是每天晚饭时,都有邻居去郭家送吃的,东家两个玉米窝窝,西家一碗小米干饭,南家一盘蒸熟的虾酱,北家一把鲜嫩的韭菜,十八号院的孙伯伯去沙岭庄后海挖蛤蜊,一次给郭家送去了半面袋子……

郭家人对邻居的善心感激不尽,但实在没条件用物质的形式报答。一天,郭大爷出面了,挨家挨户串门,告诉邻居们,可以让孩子们跟着他练拳。他说他从小练武,练的是祖先传下来的少林长拳,功夫很深,年青时在益都城外走夜路,曾一人打倒三个拦路抢劫的土匪。郭大爷说为报答好心的邻居们,他考虑了许多天,才下决心出面教邻居的孩子练拳。来到这座城市几十年了,他从未公开暴露过他会拳术。郭大爷认为枪打出头鸟,一旦暴露了自己会拳术,会招惹许多麻烦,更何况他家出身不好,又是八旗子弟,实在是不敢逞强好胜。

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聚集了十多个,跟着郭大爷练拳了。练习场选定在十八号院里的一片空地上,晚饭后,孩子们都来到十八号院,看郭大爷练拳。郭大爷为此还剃了光头,剃光头的郭大爷看起来更像个武术教头。每晚开场,郭大爷都打一套拳给孩子们看,打到用力处,郭大爷还用力“嘿”一声。那一招一式,如风似电,波浪般起伏,看得我们如痴如醉。郭大爷打完拳,便教我们最基础的压腿、骑马式站立、一手托一块砖,胳膊平伸着围绕场地转圈儿。

家长们都很支持孩子们跟着郭大爷练拳,一是可以健身强体,二是练了功夫可以保护自己不受别人欺负,更重的是,每天晚上孩子们集中起来跟着郭大爷练拳,就不会外出学坏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十八号院里的一个李姓青年,还从工厂里借出电焊机,把捡来的废铁管烧焊好,在院子里竖起一副双杠,供我们撑双杠悠双杠,锻练臂力和胸肌。

我们跟着郭大爷练拳,渐入佳境,半年下来,也可以照猫画虎地打上一套。因为练了双杠,胳膊粗了,胸肌鼓了,身上的力气明显增大。家长们看着自家孩子身体的变化,十分感激郭大爷,有的家长基至在家煮两个珍贵的鸡蛋,拿给郭大爷吃,让他补补身子。郭大爷哪舍得吃?都悄悄揣回了家。

我们中断练拳,竟是一场突然发生的斗殴导致的。那是一个秋天的晚上,我们正在十八号院里跟郭大爷练拳,外面来了两个比我们大很多的小混混。两个小混混双手插腰,站在一边看,嘴里不干不净地说些蔑视我们话。郭大爷起先不理他们,后来一个小混混走到郭大爷跟前,说他们也要跟郭大爷练拳,问收不收他们做徒弟。郭大爷对他说:“这是哄邻居的孩子玩呢,我哪会练拳,请二位另请高明。”

那小混混说:“你不教我们,我们就得和你比试比试。敢不敢?”

郭大爷一摆手,说:“不敢,不敢,请二位赶紧走吧。”

“老头!”那小混混一把揪住郭大爷的上衣前襟。谁也没看清郭大爷使了什么招,头一歪,身子一摆就挣脱了。然后一头就把小混混顶出好几米远。小混混踉踉跄跄没站住,一屁股坐在地下。另一个小混混见状,朝着郭大爷猛扑过来,郭大爷倒背双手,躬着腰,挺起脖子,脚步像打醉拳一样晃來晃去,一头又一头,直顶撞得小混混连连后退,招架不住,也一屁股坐在地下。我们这些孩子看郭大爷胜了,胆子大了起来,一哄而上,朝着坐在地下的两个小混混拳打脚踢,直打得他俩连连告饶。

第二天,派出所来了警察到十八号大院,专门调查昨天晚上发生的斗殴事件,说是被打的那两个孩子的家长报了案,要求打人者赔偿医疗费。十八号院一下出来了十几个邻居,纷纷做证是那两个小混混先进院找事,欺负小孩子,小孩子是自卫反抗,才打了那两个小混混。

“打伤了吗?”有一邻居问警察。

“也没有什么伤,脸上有青肿,鼻子出血了。”

另一邻居说:“活该!都是半大青年了,还找上门欺负小学生。”

警察问:“听说还有一个光头成年人,也动手打人了?”

邻居们纷纷摇头,说没有这么个光头人,就是一群小学生。还说警察同志如果不信,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十八号院的成年人都叫出来,看看有没有人剃光头。

警察问不出什么,走了,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但无论邻居们怎么游说,郭大爷死活也不教孩子们练拳了。

小学应该是六年级毕业,可我们却上了七年,公开的说法是七年级,民间俗称“戴帽”。我是这样理解“戴帽”的:学龄前的小孩子原本是裸体的,进了小学就等于开始穿衣服了,到了小学六年级,已经穿好裤子、上衣和鞋袜,整整齐齐地要走出校园进入中学,没想到,因为“造反有理”社会大乱,我们又在小学里多呆了一年,这就等于额外又给配戴了一顶帽子。

1969年,我们终于上中学了。我和小四儿在同一所中学,但不是一个班级,我们那个级部共十八个班,近千名学生,在校园里,我很难见着小四儿,小四儿也很难见着我。只有放学回家,才能看到小四儿在家里出出进进。我们都长成少男少女了,不能和小时候那样一起亲密无间地玩耍,有时候和小四儿说个话,她居然还红脸。

小街上的左邻右舍,日子过得还是局促不安。小四儿穿的衣服仍然破旧,只是整洁了许多,毕竟是大姑娘了,脏兮兮的也说不过去。中学期间,我们学工、学农、还像军队一样长途“拉练”。所谓“拉练”,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把队伍拉出去练一练的意思。我们学校组织学生拉练,是从学校出发,一直步行走到很远的一个县城,来回十多天。在拉练归来的最后一天,我竟然碰上小四儿了。第二天就要进入城市,带队的老师允许学生们去乡村集市上逛逛。中午改善生活,吃的是白面猪肉大包子,那个香啊,我一口气把分配的六个包子全吃完了,撑得肚皮发胀。在集市上,迎面碰上了小四儿,和同住一条街的近邻在异乡见面,感觉还是亲切。我们站着说话,说起中午饭的白面肉包,小四儿说她一个包子也没吃。

“不是都有一份儿吗?男生六个女生四个。”我奇怪,小四儿为什么没有包子吃。

小四儿说:“我哪舍得吃?带回去给爸爸妈妈吃。”

“你中午吃的什么?”

“地瓜,”小四儿说,“房东老乡给了我两个地瓜吃。”

我说:“早知道这样,我可以省两个包子给你。”

小四儿笑了:“你也不知我们班住在哪里,怎么给我?”

说的也是,一个级部近千名学生出来拉练,每到宿营地,得分散住进好几个村庄,我和小四儿又不在一个班,谁知道她班住在哪个村庄?

小四儿又说:“就是你找到我,送我两个包子我也不能吃,也要带回家。”

我不做声了,心想,郭家老老小小八口人,多少年来,想都不敢想能吃上一顿这样的白面猪肉大包子,小四儿真是个孝顺女。同时也感到有些自责,吃包子时,我怎么就想不到少吃两个,带回家给父母或者弟弟妹妹尝尝呢?我们家生活比郭家好许多,但也很少有条件吃到这样的美食。

拉练回来的第二年,郭大娘病倒了。是肝癌!那个时代,人们对癌症的认识是茫然而模糊的,只知道這是个不好治的重病,未必能认识到得了这个病必死无疑。郭大娘病了,去医院住了两天就回家了。郭大娘病倒在床,家务活由四个女儿承担,郭大爷该上班还是上班,一家人的脸上,也看不出有多少忧愁和悲痛。有时候,郭大爷上班,孩子们上学,就把郭大娘自己一人留在家中,郭大娘起不了床,家人就做好饭,一盘一碗放在床旁的桌子上,郭大娘伸手就能够到。邻居们去家里探望郭大娘,看到留给她的饭也就是平时家人吃的饭,一块玉米饼子,一小碟咸菜。邻居们看不下去了,给郭大娘送来荷包蛋,送来白面馒头,我母亲几乎每天都熬碗大米稀饭送到郭大娘的床边。

原来胖胖的郭大娘逐渐瘦了下去,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弱。原本哭声嘹亮的郭大娘,现在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有时候邻居去看她,说起她的病,郭大娘只是默默流泪,嘴里发不出一点声音。

进入春天,郭大娘终于不行了。郭家全家人都明白郭大娘在人世间没有多少日子了,这个时候,一家老少才围在郭大娘身边,高一声低一声地哭泣。邻居们纷纷来到郭家,面色凝重地商量着,郭大娘走后,怎么给她穿衣服,谁去买烧纸,谁指挥丧事的办理等等。我母亲走到床边,大声问:“嫂子,你想吃点什么?”

郭大娘费力睁开眼,嘴唇蠕动着,谁也没听清她说了什么。

母亲侧过头,把耳朵凑近郭大娘的嘴边,又大声问:“嫂子,你想吃点什么?”

郭大娘没睁眼,嘴唇又蠕动了几下,母亲听清楚了,直起身子对众人说:“她说她想吃个苹果。”

呜呜呜呜……郭大爷和儿女们又哭了起来。

在那个年代,苹果绝对是稀罕物,就是逢年过节,谁家也不会花钱去国营副食品店买苹果吃。更难办的是,苹果属于季节果,秋天才收获上市。更何况那个年代,长期保存水果的手段和设施都落后。春夏两季,副食品店就是有苹果卖,价格也贵得吓人。这怎么办?众人犯了难。我母亲突然想起,十六号院里有一个王姓邻居,他的女儿在外贸公司加工厂工作,也就出产大虾头的那个加工厂。那个加工厂,不光出产大虾头,还出产苹果核。一些优质苹果,进了加工厂,机器旋切下果肉做成苹果罐头,剩下的苹果核就处理给本厂职工了。机器旋切下的苹果核是圆柱形的,上面还带着挺厚的一层果肉,十六号王姓邻居家,经常吃这种苹果核,让邻居们羡慕得啧啧赞叹。

我母亲出了郭家,来到十六号院王姓邻居家,向老王说了郭大娘的情况。老王说:“我马上去厂里找闺女,让她无论如何弄点苹果核,晚上下班带回来!”母亲千恩万谢,老王说:“郭家怪可怜的,咱也帮不上大忙,这点小事应该办。”

晚上,王姓邻居的女儿送来十几个苹果核。小四儿用汤匙刮苹果核上的果肉喂母亲,郭大娘只吃了两小口,就摇摇头不吃了,不多久就昏迷过去。

第二天早晨,郭大娘咽下最后一口气,郭家的嚎哭声如雷霆般震响,整个小街陷入了悲伤之中。那个早晨,几乎是所有邻居都派出代表涌进郭家,郭家地方小,盛不下那么多人,有些邻居就站在门外的槐树下。我母亲在屋里,她看到一只碗里装着的苹果核,一夜之后蒸发了水分,苹果核上斑斑驳驳,颜色已经变黑了……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郭家的生活明显好起来,甚至可以说是富裕了。六个孩子长大了,都有了各自的工作,每月可以拿回家六份工资。郭大爷退休了,天天晚饭时要喝二两酒,桌上的菜也经常有了肉鱼。喝了酒,吃了饭,郭大爷如果高兴,还走出家门,在老槐树下打一套少林长拳。如果有人问他拳术是跟谁学的,他便高调介绍他的正黄旗祖先如何如何跟着努尔哈赤南征北战,如何如何武艺高强,如何如何驻扎在益都县享受皇粮。这时的郭大爷,说话什么顾虑也没有了,底气十足。

这期间,郭家的四个姊妹陆续出嫁,小四儿出嫁不久,我也结婚了,搬离小街住到了别处,直到小街要拆迁,我们兄妹把年迈的父母接出去住,就再也没回去过。

现在,我以小说的形式把这个故事写完了。此时,我又想起前些天碰到的小四儿,她和我同龄,已经年过花甲。她穿红戴绿,满心欢喜,生活得很滋润也很丰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不知她现在还能不能时常回忆起她家当时的生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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