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影

杨硕正

观看电影，对于当今的人们来说算不上是奢侈的事情。邀上几位好友走进多维（3D或VR）影城，科幻、动漫、武打、爱情等各类影片任你观看，甚至只需一部智能平板电脑或手机，就能随时随地欣赏自己喜欢的影视片。

然而，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趁着夜色以天为房的露天电影，虽然场地简陋，却影响了很多人。

在我还是幼童时，农村时兴播放电影，谁家若是娶媳妇或生孩子，一般都是采用放电影的方式庆贺，少则一场，多则连放三场。

当时，哪个村子若是放电影，消息会不胫而走，方圆几个村寨的老百姓提前就会知道。

从我记事儿起，桑庄村的毛进才就一直放电影，只要接到邀请，他就会在傍晚前准时蹬着自行车带着放映设备赶到要放电影的人家中。他在這一带的名气，可以说不亚于众人追捧的电影。

毛进才卸下设备，选定场地，将银幕依树而搭，音箱悬挂树腰，放映机架在方桌上，高低调节则就地取材用砖头支垫。一切准备停当，只待夜幕落下。

晚上，早早吃罢饭，我便拎着板凳跑去抢位置。这时，现场已经来了不少人，有本村的，也有邻村的，还有一些陌生的面孔，可能住得更远些吧。

来看电影的人，有带凳子的，有坐在石头上的，有的干脆从附近搬来玉米秆垫在屁股下面。大人们的高声喧哗与孩子们的追逐打闹声夹杂在一起，使现场乱糟糟的。

在夜幕笼罩下，一阵鞭炮响过，电影开始了。几个手掌与手指摆出的造型被一束从放映机里射出的光芒投在银幕上，那形状有的像伸着舌头的狗儿，有的像展翅飞翔的鸟儿。

伴着放映机的“嗒嗒”声响，现场的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随着那扣人心弦的剧情转变，人们时而眉头紧皱，时而开怀大笑。

突然，电影戛然而止，现场一片漆黑—原来是胶片断了，这突如其来的故障令现场的人们顿时沸腾起来。

场灯被打开了，毛进才熟练地排除故障。片刻过后，现场的人们恢复了安静。

偶尔，毛进才会冷不丁地抓着话筒吆喝着：“有人看病，请谢医生马上回家，马上回家。”“谁家的小孩儿跑丢了，家长赶紧到放映机前领走，赶紧领走。”

有时，大家正看得投入，突然停电了，现场又聒噪起来。当汽油发电机急促的“突突”声音响起，人们的急躁情绪才被安抚好。

在农村，有时想看一部好影片不容易，这一段放完，机器还得停下来等一会儿。一些不明原因的人就开始瞎起哄；而经常看电影的人都知道，这是下一段拷贝还没从别的村子拿过来。

放电影需要租影片，而对于一些热门的影片来说，因片源有限，很难租到手，不过，放映员们自有门路。

两个放映员高价合租一部热门影片，再低价合租一部普通影片，附近的两场电影通过延迟放映时间的方式，腾出充足的时间传片子，以此来达到互利互惠的目的。

待电影放完，时间已到深夜。兴致勃勃的人们头顶着月亮，三五成群地谈论着剧情往家走。远处的村子里不时传来阵阵狗叫声。

天亮了，热闹过后的电影场地一片狼藉：玉米秆、烟头儿、瓜子皮被丢得满地都是，几个小孩儿拿着在地上捡的废弃胶片，对着日头好奇地看那褐色画面；而旁边，几个人还在津津有味地闲扯着电影情节。

时间的脚步走到了1999年，当时有一部叫《一个都不能少》的影片异常火爆，乡里组织各学校轮流到街上的影剧院去观看。

高大的影剧院外，墙上贴着五颜六色的电影海报，在那张《一个都不能少》的海报上面还温馨地提示着观众“足以触动您的泪点，请您备好手帕”。中国大城市与偏远农村之间的落差唤醒了人们重视偏远农村的教育问题；简单、质朴却触动人心的故事，有一种让观众难以抵抗的温暖和甜蜜。

这是我第一次到影剧院观看电影，在排队跟着老师进到影剧院后，我对号入座。环视四周，那前低后高的影剧院内座无虚席，白色的墙壁上用水泥雕着凸凹不平的花瓣形状，十几个长杆吊扇悬垂在头顶上方，我的屁股刚一离开凳子，那光滑而又坚硬的凳面便“啪”的一声弹了回去。

影剧院放映的电影是宽银幕，那宽大的画面让人感觉身临其境；那催人泪下的剧情使现场非常安静，仿佛掉根针都可以听到。当《一个都不能少》的荧幕乐曲响起时，我听到现场不时传来抽泣声。

在我上初中时，电视机在农村已不再是什么稀罕物件，它抢走了露天电影的风头。但是，只要听说附近哪个村子放电影，我和玩伴们依然会如约而临。

记得有一次，听说晚上望其营放电影，我们兴奋地步行了几公里，等走到了才知道是谣传，无奈的我们只好折返。

多年过去了，我周末又回老家，恰逢村里放电影。来放电影的仍然是毛进才，只是他的交通工具由自行车换成了三轮摩托，笨重的胶片机也变成了便携式的数字放映机。

他的腿瘸了，行走得依靠拐杖。听他讲，他是在夜里放完电影回家的路上出了事故，差点儿要了命。

晚上，我又体验了一把露天电影带来的乐趣。场地设置变化并不大，只是现场的观众寥寥无几，多是村子里的老人和孩童。

在与毛进才攀谈时，他说：“现在国家政策真是好，像俺们这些农村电影放映员，每月也都领上了补助。”

是呀，在曾经精神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农村，是这些默默无闻的文化传播者给老百姓带来了欢乐，送来了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