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景兰清初作品研究

贾琪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环境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思想的解放也为女性的创作提供了助推力，在这种环境下，女性文人大量涌现，商景兰便是其中一位。前期家学渊源培养了她的才华，而后期所经历的变故赋予了她的作品更大的价值，融进了深沉的痛苦和深沉的生命思考，也使她能够在千余年后仍能以女性文人的身份受到关注。

一、商景兰清初文学创作风貌

经历人生变故后的文人，往往由于心境和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引发创作上的不同。对于封建时代的女性而言，国破夫亡可以说是人生中的巨大打击，商景兰正是在这种痛苦的经历下赋予了作品更加深厚的内容和更加沉重的情感内涵。

（一）更为丰富的作品内容

人生的变故给商景兰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这些经历反映在商景兰清初的作品中就是作品内容的更加丰富。商景兰在经历了家国剧变之后，对于社会、对于爱情，都有了异于以往的感受。

1．对社会动乱的哀叹

盛世歌太平，乱世叹悲苦，朝代的更替不仅是政权的交替，背后更隐含着无数平民百姓与文人朝臣的苦难与血泪。国家覆灭，美满的家庭不复存在，以往的闲情和欢愉对于商景兰来说再难以企及；但正是这种人生的巨变使她的诗词呈现出了新的风貌，蕴含了更为丰富的内容，也融入了对社会家国的关注。

《烛影摇红》一词中，商景兰感叹时光如箭，繁华未断，今夕相对，国家和丈夫都已经不复存在，只留自己一人感受着风云的变化和时光的沧桑。游赏池台，曾经自己生长的土地已经改换了王朝，其中既包含着国破家亡之痛，又包含着时光流逝的孤寂之情，也为她后期作品增添了一抹沉重的色彩。“中宵笳角恼人肠，泣向庭闱远”更出现了女性词中少有的“笳角”这一意象，该意象一般在边塞诗或是爱国诗词中出现得较多，而这种意象出现在商景兰的词作，表现的是她对社会动乱、朝代更替投以了目光。对商景兰这一词作，赵尊岳评价为“若《卜算子·春日寓山》《生查子·春日晚妆》《长相思·春景》诸阕，并皆雅令可诵。至《烛影摇红》一阕，以朴语写至情，寓家国之感于变徵之音。视莲社诸作，庶几趾美，而得之金闺硕媛，尤非易易也”（《明词汇刊》），点明了该词中所蕴含的作者对社会国家的深沉情感。此外，“晓来无意整红妆，独倚危楼望故乡”（《九曲寓中作》）表现的是商景兰在高楼上望向远处时勾起的对故国家乡的思念之情和无可奈何的悲痛之感，这种感情在《中秋泛舟》其三等作品中也皆有体现。

2．夫君殉节的悲思

商景兰与祁彪佳的爱情在当时被视为一桩美谈，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记载：“祁公彪佳之配，祁商作配，乡里有金童玉女之目，伉俪相重，未尝有妾媵也。”由于祁彪佳以身殉国，商景兰的爱情也从此蒙上了悲伤的阴影，在此后的作品当中，对丈夫的思念，对以往生活的回忆，成了重要的内容。

寓园为祁彪佳亲自主持建造，商景兰在经历夫妻生死离别之后故地重游，触景生情，景色依旧如同当年，但人不在了，只发出“金谷依然，景在人难见。闲游遍。深深庭院。半是蟏蛸罥”（《点绛唇·春日游寓园》）的无奈之语，旧物旧景都成了商景兰倾诉相思的媒介。“清秋节。金风陡起悲离别。长天月影，常圆常缺”（《忆秦娥·怀远》），这本应该是阖家团圆的节日，然而面对圆月商景兰只有哀思，字里行间更是凝结着她对丈夫的无限思念。

《悼亡二首》不像前面的词作一样触景生情，而是直接将自己对丈夫的思念倾诉出来。商景兰理解丈夫的殉节，甚至为丈夫的气节所打动，但作为妻子，她对丈夫的死亡有着无尽的悲痛。“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悼亡二首》其一），忠君爱国之情为情，夫妻之情也是情，即便阴阳两隔，也阻断不了商景兰的思念；“自古悲荀息，于今吊屈平”（《悼亡二首》其二），这两句更是将祁彪佳与荀息、屈原相比，歌颂他的节气，而在这背后流露出一位妻子对已亡的丈夫的爱慕和思念。

商景兰的后期作品呈现的内容和情感基调表现出了祁彪佳的殉国给她带来的长久痛苦，琴瑟和鸣的夫妻只留她一人在余生中感受孤独痛苦。从这时起，商景兰的作品多是表现物是人非和思念之苦。

（二）意象中浓厚的感伤情调

商景兰作品当中出现的意象大多是被其自身的情感所浸润的，在其心境的统摄之下，后期作品中的意象具有浓厚的感伤情调。家庭的破碎和国家的飘摇使她的内心承受了巨大的痛苦，这种心境对商景兰的影响反映在作品当中便是不同意象的选择。

商景兰的前期作品多是“落花”“小鸟”“艳阳”“流水”“莺啼”“燕子”“芙蓉”一类的意象，自从国破夫亡，“寒波”“子规”“残蜡”“残妆”“孤鸟”“瘦梅”“弱莺”“愁肠”“泪”“哀雁”这类萧索凄凉的意象便成了商景兰作品中的主导，与她作品的整体情调融为一体。《上西楼·夜阑闻雨》一词中，商景兰选取的“暗云”“孤鸟”和“残绿瘦红”，这些意象都缺乏生命力，显示出一种衰败荒芜的情调，浸染着商景兰内心的哀伤。对商景兰后期的作品进行分析，多数意象都给人以凄凉之感，这也奠定了她后期作品的整体情调。

除了自觉选择一些具有感伤情调的意象，即便是在传统诗词中表现积极美好的情感的意象，由于观赏角度不同，也呈现了不同的色彩。“鸳鸯”意象本身象征的是美好的爱情，但“高唐路杳，楚台无梦，何处写鸳鸯”（《少年游·冬景》）饱含着商景兰对国家破灭的悲痛和对丈夫的思念，鸳鸯所象征的爱情更是她难以触及的。

春日景物给人带来生机之感，“青山”“翠柳”这些意象表现的也大多是主人公的闲赏之情。然而，面对“柳外小莺啼，花鸟声相斗”（《卜算子·春日寓山看花》）的热闹景象，商景兰却只能“唤起当年万种愁，泪湿青衫袖”（《卜算子·春日寓山看花》），这些美好而充满生机的意象更反衬了她内心的悲情。在《钗头凤·春游》一词中，商景兰选取的意象也大多是“东风”“花”“柳”“鶯”等春日意象。春日景象，本应生机盎然，但她写的莺鸟是羸弱的，词中浮现的更是一种孤独的伤感，引发她对自我生命的哀叹。在这一时期的商景兰眼中，即便本身具有明快色彩的意象，也染上了浓厚的感伤色彩。

（三）女性生命意识的呈现

从众多学者对生命意识的思考与定义可以总结出，所谓“生命意识”，其实表现了人在精神层面上对自身价值的体认及自身生命的体验。文学创作作为抒发作者情感、表现思想的特殊方式，自然包含着作者自身的认知与体悟。

历经了种种变故，商景兰在后期的作品当中表现出了自己对女性生命价值的思索，这主要表现在她对女性的文学创作权利的肯定，对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身份角色的思索两个方面。

对女性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的表现在商景兰后期作品中体现较为明显，尤其是在与黄媛介交往的诗歌中。据毛奇龄的《梅市倡和诗抄稿书后》考据，黄媛介与山阴祁氏女性文学群体结识，并居住于祁家是在顺治十三年（1656），这时的商景兰已然经历过国破夫亡之痛。《赠闺塾师黄媛介》一诗中，商景兰以“才华直接班姬后，风雅平欺左氏余”肯定了黄媛介的文学才华，将其与班昭、左芬和薛涛相比。这首诗表现出了商景兰对女性才华的肯定和对女性也具有文学创作权利的肯定。在《琴楼遗稿序》中，商景兰以“女之夭，不夭于天而夭于多才。是盖有莫之为而为者。使槎云享富贵、寿耆颐，而无所称于后世，又何以为槎云者乎？”表明了自己对文学与生命价值的追求。明清时期，虽有些开明之士对女性创作给予支持，但绝大多数的女性还是需要男性的支持才能够使作品得以传世。从这一层面来看，商景兰表现出的是女性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

商景兰的后期作品也表现出其对女性社会角色和地位的思考。“兔丝附高松，自不成琴瑟”（《代卞容闺怨》）是商景兰对夫妻关系当中女性保持独立的重要性的思考，女性如果只依附男性，那么最终只会剩下愁怨与伤心；而《西施山怀古》则表现了商景兰对女性社会角色、家庭角色的思考。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对西施的赞颂大多停留于她的美貌。当商景兰置身西施山时，引发了她无限的感慨。在诗中，西施并不是以倾城的美貌而居，而是作为助越王勾践灭吴的巾帼英雄而被赞美的。抛开美丽的外表而将目光停留于西施的社会功绩，这是对女性也可以保家卫国、名垂青史的肯定，更是对女性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肯定。

商景兰女性生命意识的不断觉醒，既是国和家的变故给她带来的冲击，更是在经历了世事变迁之后她对人生的一种认知和思考。

二、商景兰的清初作品的创作意义

（一）展现了女性自身的生命价值

商景兰的清初作品展现了封建时代当中生存的女性的生命价值。商景兰清初作品风格的变化引起了众多文人学者的关注，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就点明了其作品中呈现的变徵之感，而正是这些关注让她的名字没有被历史的风尘所湮没，让她更多地出现在史料当中，为后人所知。

仅作为爱国名臣的妻子，商景兰在后世研究当中不会占有太多的笔墨。从现有的学界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在研究祁彪佳时，会将更多的关注点放置在其事业、文学创作甚至是寓园的建造上，作为祁彪佳妻子的商景兰，在研究当中更多的是简单被提及。正是由于商景兰在清初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让她在后世研究中有了自己的独立的生命价值，出现了许多以商景兰自身为中心的研究，让她在历史上的身份不仅是祁彪佳的妻子，更是一位优秀的文人。

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封建社会，男性可以在更多的方面投入自己的精力，其生命价值也可以体现在各个方面。魏征以其卓越的政治才华成为千古名相，霍去病大破匈奴成为一代名将，不需要其他的加持，他们就足以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这些政治军事领域都是女性难以涉足的，她们的许多活动也受到限制，家庭的打理成了她们的主要活动。然而，对于这些家庭中的女性，历史不会留下太多空间，她们的生命价值也不会被多少人知晓。

文学创作提供给了女性自身生命价值体现的一种方式，商景兰后期许多优秀的作品让她在文学史上被关注到，也引起了人们对她生平和思想的研究，让商景兰的生命价值和生命历程得到更好的展现。

（二）丰富了女子闺音的文化长廊

长久以来，很多男性文人为了含蓄委婉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常常在作品中塑造一些闺阁女子或弃妇思妇的形象，借助于这种方式或表现自身的怀才不遇，或表现社会的黑暗，这些闺怨诗和思妇诗虽然以女性的口吻来抒情，但究其本质抒发的仍是男性的情感抱负，男性“闺音”也并非真正的闺音。女性文人的创作才真正地以女性立场抒发她们的思想情感，表现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钟惺就以“男子之巧，洵不及妇人”（《名媛诗归》）来肯定女性创作在表现细腻情感真切性方面存在的优势。

在女性闺音的文化长廊被不断填充的过程中，商景兰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一笔。她站在妻子的立场上比较了爱国之情和夫妻之情，表现出既理解又难以释怀的矛盾心理，也表现了她站在女性的角度上对家与国两者之间的情感纠结，蕴含了女性对生命的独特感受，是男性所无法达到的真正对女性情感的探究。

祁彪佳死后，商景兰以一人之力打理整个家庭，组织开展文学活动。商景兰在清初许多作品中表现出对女性文学创作的支持，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她才能积极地组织家人和好友进行文学创作，后逐渐形成了山阴祁氏女性文学群体，并使之成为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文学群体。陶元藻赞叹“越中闺阃工诗者又莫胜于祁氏”（《全浙诗话》），如今也仍旧有许多学者以山阴祁氏女性文学群体为中心开展文学研究。正是由于商景兰后期优秀的文学创作及在她带领下的山阴祁氏女性文学群体的活动，为中国文学史当中的女性文学创作添加了绚丽的光彩，让文学创作中呈现出更多的女性声音。

人生的变故使商景兰的生命走上了別样的历程，也凝聚成了更为深沉的作品。通览商景兰清初时期的文学创作，更多的是失意，是伤心，是孤独，是对生命更深的思考，也是一位女性在封建社会中生活的真实写照，蕴含了她对女性生命价值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