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赋体特色研究

李冰艳

“赋”作为中国古代文体之一，以文采、韵律见长，具有“铺采擒文，体物写志”（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特点。“赋”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后期荀子的《赋篇》，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大致经历了五个历史阶段，分别为：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短赋”，以屈原为代表的“骚赋”，魏晋以后骈化的“骈赋”，唐代体式越发严格的“律赋”和宋代散文形式的“文赋”，在历史脉络和体式变化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继承性。

韩愈一生所写赋文留存至今的不过九篇，但赋体种类涵盖众多，且内容丰富，情感突出，具有独特性。

一、韩愈赋体与其诗文比较

作为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韩愈在盛唐诗歌或飘逸或悲壮的诗风中力图标新立异，以怪奇枯槁为美，推崇以文为诗，故其诗歌多古奥奇横，思怪口拗，显得独树一帜。韩愈之诗招致了一众文人的反对，沈括言：“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诗话》卷二）他认为韩愈“以文为诗”的主张破坏了诗的艺术美感，之于诗歌的发展无益。但不可否认的是，其诗拓宽了诗歌创作的道路，其重说理的风格为宋诗重理论的突出特色奠定了基础。

中唐时，骈体文盛行，文坛多藻绘相饰、文格卑靡之作，骈文发展走向僵化，缺乏内涵而浮于表面；加上藩镇割据，世风日下，佛老昌盛，儒学地位受到冲击，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一派文人提倡文以明道，推崇散文。韩愈身体力行，其文重“道”，他在《答李秀才书》中云：“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韩愈为重新建立儒学道统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韩愈赋体同其诗歌都具有散文化的写作倾向，却比诗歌更自由。韩愈诗歌虽然形成了奇崛硬险的风格，并力图矫正盛行的平弱纤巧的诗风，但仍然遵循了一定的平仄、押韵规则；而其散文则不断向古文靠拢，打破历史经验所形成的赋体体式要求，朝着更为散文化的方向发展。韩愈赋体同散文都蕴含社会责任意识，却较散文更注重凸显个人情感与状态。其散文如《师說》《马说》等都饱含韩愈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展现出韩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赋文则更多关注自身的发展和情绪的抒发，对韩愈的全面研究具有独特价值。韩愈的文学创作是一个整体，体裁之间同中有异，各具特点。

本文将从韩愈赋体的内容、形式、思想和语言四个方面，结合其生平和具体作品进行探讨与归纳。

二、赋体的独特特征

（一）赋抒己志，内涵多样

祝尧在《古赋辩体》中提出“盖赋之为体，固尚辞，然其于辞也，必本之于情，而达之于理”的观点，提倡写赋文应当以“情”为核心。韩愈的赋体创作贴切地诠释了这一原则，其赋对个人情感的抒表可谓是多样且浓烈，向读者展示了他不同阶段、不同心境下丰富而强烈的心理状态。

1.唯一迫于应试的《明水赋》

《旧唐书》载：“昌黎人。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韩愈少年时家道中落，经济上的窘境并未使他放弃读书学文，反而萌生了“仆始年十六七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答崔立之书》）的科举举士想法。贞元二年（786）秋，韩愈辞别家人，踏上求仕之路。

韩愈的求仕之路异常坎坷。他“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上宰相书》），在经历了三次落榜之后，年已二十五的韩愈在第四次科举中写下了《明水赋》，终获进士。《明水赋》也成为他唯一一篇格律工整、华丽繁缛的律赋。

《明水赋》较韩愈其他赋文差异巨大，内容虚空，形式工整，语言华丽。其虽然文辞文学性强，优美雅正，但因属应试之作，内涵和深度稍逊，整体综合美感不足。

2.饱含入世之心的《感二鸟赋》《复志赋》《闵己赋》《祭田横墓文》

由于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韩愈的赋文中满溢儒学的入世思想，对仕途的渴望与现实怀才不遇之间的矛盾成就了韩愈赋文中的一大主体内容—怀才不遇的士人悲歌。

无论是《感二鸟赋》中自己满腹学识不得待见，两只徒有其表的鸟却能得道的悲愤埋怨，还是《复志赋》中回顾自己十年坎坷人生的沉郁感叹；无论是《闵己赋》中对自己生不逢时的孤独与无奈，还是《祭田横墓文》中借歌颂田横而抒发的愤懑与惆怅，韩愈拳拳求仕之心在赋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只是可怜踌躇满志却壮志难酬。其赋文这一主题内容所集中传达的都是韩愈求仕而不得的困顿境遇，展示着他的悲愤与苦闷，具有一定的集中性。

3.感伤与友惜别的《别知赋》

韩愈一生仕途坎坷，多次遭贬。他因上书弹劾李实谎报灾情，剥削百姓而得罪权臣，被谗言进谏贬居阳山。离京之时，韩愈在《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中写道：“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殷勤答吾友，明月非暗投。”其有一腔报国热情，却惨遭贬谪，愁苦愤恨之意可想而知。阳山地偏，“天下之穷也……县廓无居民，官无丞尉……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始至，言语不通，画地为字”（《送区册序》），韩愈的谪居生活可谓孤独，其好友杨仪在韩愈孤苦无依时不辞辛劳来探望他，便显得格外温暖。韩愈怀着不舍之情写下《别知赋》与友惜别，展现其对知己的感谢与珍惜。

4.痛批黑暗社会的《讼风伯》《送穷文》《进学解》

长期的仕途不顺，人生坎坷使韩愈对黑暗社会的本质有了深刻的理解，讽刺之作成为他又一大赋体内容。诘问“维兹之旱兮，其谁之由？”以讽刺李实、李齐运等权臣不爱惜人民，张扬跋扈的《讼风伯》；借五鬼与主人的对谈委婉嘲讽趋炎附势、不能坚守节操之徒的《送穷文》；通过学生对先生学识、思想、为文、为人的称赞与先生不得朝廷重用之间的矛盾，抨击统治阶层不能选贤举能的《进学解》。这三篇赋文都言语含蓄却内涵尖锐，揭开了社会的“遮羞布”，暴露其黑暗无道的本质。

（二）体式多元，赋趋散化

虽说韩愈存世的赋体文只有九篇，但体式丰富，有格律严整、为试而作的律赋，有“祖骚崇汉”、志存高洁的骚体赋，有押韵流畅、整饬偶丽的诗体赋，有“以文为赋”、笔法疏散的辞赋，更有接近古文、文散相宜的新体赋。体式的多元不仅展现了韩愈饱读诗书、涵养深厚的文学素质，还为研究中国的赋体发展提供了可观的文学参考。

综观韩愈赋体写作，其赋文朝着散文化的方向稳步发展。早期的《明水赋》为应试之作，结构严谨，辞藻华丽。年轻时所作赋文虽略有散文化的倾向，但感情炽热，主观情感较浓烈，赋体散文化的转变不完全。等到人至中年，经历世事，加上对古文运动“复古”思想的贯彻与坚持，其赋体真正具有了形式散化、感情平和含蓄的散文化特点，为文气势流畅，浑圆整饬。

（三）文以明道，不平则鸣

作为一个崇儒之人，韩愈赋文不仅有个人的情感体验，还饱含为国为民、为信为道的思想。总结其赋体的思想内涵，可简单概括为以下两点：“不平则鸣”和“文以明道”。

1．不平则鸣

《送孟东野序》中提出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是韩愈“不平则鸣”的理论思想的来源。他主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故韩愈所作赋多具有社会批判功能，对社会具有指正意义。

上文中提及的《感二鸟赋》《讼风伯》《送穷文》等都體现了这一思想。这种刚正不阿、敢于批判现实的精神与韩愈自身经历和社会大环境关系密切。

韩愈一生浮沉，久不得志。命运的不公与怀才不遇是韩愈为自己鸣不平的重要原因。在不得志的境遇下，催生着韩愈对世道运行规律、制度规则进行审视，寻找不公的根源，萌生出“不平则鸣”的想法。他同样也看到了他人的不易，所以立志发声，不单源于个人，更在于体恤他人，揭露社会不公之处，同情百姓疾苦。

中唐时期，虽形式上呈现全国统一的和谐局面，实质上却因为安史之乱的影响，边界主权安全问题受到威胁，朝廷内部宦官专政、朋党之争导致朝政不稳。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韩愈作为一个积极入世的士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批判现实、指导化解危机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他能抛却自身的发展仕途，抨击奸臣；能不顾性命之忧，直言讽刺统治者；能大胆展现百姓疾苦，传达悲鸣。

“不平则鸣”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让韩愈仕途坎坷，但也成就了他赋文独特的内涵和深远意义。

2．文以明道

“文以明道”思想是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是基于佛老之学盛行、儒学地位渐微的社会背景，为复兴儒学而提出的。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将“文以明道”的思想融入文学创作中，推动了儒学的复兴。

赋体中以《进学解》一文最为明显。文章第三段即借助学生之口讲明了对佛老学说的抵制，对儒学的认可：“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一个极力否定，一个高调赞赏，这种明确地划定立场当然会招致其他文人雅士的批驳；但韩愈本着对儒学的崇尚和对国家社稷的忧虑，仍将“文以明道”思想贯彻到底，向世人展现着儒士的傲骨与人道主义。

（四）文从字顺，务去陈言

当时文学界的赋体写作普遍追求句式工整，讲求用典声律。韩愈所作赋体则力图突破工整，摆脱典故的简单堆砌，抛弃韵律严密，追求复古兼具创新，灵活不失逻辑，质朴且重审美的语言风格。

1．用语复古兼具创新

韩愈践行古文运动所提倡的复古主张，赋体写作注意用语复古。《讼风伯》仿照骚体的用语形式，每句都穿插着楚辞所特有的感叹词“兮”，使赋文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和音乐性。在注重使用复古用语时，韩愈在赋文写作中还创造了许多新颖独到、为人熟知的成语，如《进学解》中的“含英咀华”“同工异曲”等，贴切凝练又别具一格。

2．句式灵活不失逻辑

韩愈的赋文大多不同于同时代的律赋，讲求句式规整，苛求对仗，而是喜用长短不一的句式表达直露。《感二鸟赋》的句式就是三、四、五、六言交错排布，形成错落有致的文章体式。但是，灵活并不意味着丢弃逻辑性，相反韩愈的赋在灵活句式的带动下仍然保持着文章逻辑的严密性，如《感二鸟赋》中，韩愈运用对比的手法，将才能出众的自己与备受恩宠的两只鸟作对比，反映出自己壮志难酬的悲凉境遇。行文布局先叙事，再写“因窃自悲”的原因，然后抒发情感，最后以自我宽慰收束。赋文结构清晰，逻辑清楚。

3．语言质朴且重审美

韩愈反对执着于藻饰，拘泥于韵律的文体，其赋文用字清新自然，总韵顺畅，具有独特的质朴美。《进学解》一文中，质朴与精练的语言相互交合，既有“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等的简单排列，又有“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等的精巧铺陈。文章自然与精致并存，兼具可读性和审美性。

三、韩愈赋文的影响

苏轼对韩愈可谓崇拜，其文《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用“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概括了韩愈作品的突出地位。韩愈的赋体对后世的文学写作具有重要影响。其主张的“不平则鸣”思想和讽刺笔法深深影响了晚唐的赋文写作。

晚唐政治形成“内外大臣共治天下”的格局，形势更为动荡不安。文人们借鉴韩愈的写作笔法，对混沌世界进行沉痛的批判，抒表着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的拳拳之心。

韩愈摒弃文辞华丽、韵律严格的赋文，注重赋体的真实自然，打破了赋体文章逐渐僵化的局面，将赋文重新引到实用、贴近受众的道路上。

“文以明道”的思想使后世文人的写作带上目的性，产生文统服务于道统，道统归向治统的局面，其对儒家思想重新获得话语权，构筑话语地位，重建影响体系等都作出了突出贡献。

当然，对韩愈的赋文主张的继承需要把握一个度，其主张一旦被过度尊崇之于文学发展是无益的，如韩愈提出“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讲求为文要创新，这本无误，但是一旦完全摒弃已有的成果转而去追寻人所难以理解的创作，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无人明晰，束之高阁。除此之外，其主张的散文化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赋文创作走向僵化的局面，为写作带来了生机。但是，如果过分强调散文化，那么可能导致赋体与散文同而无异，消解了文学的多样性。

赋文作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历史悠久且地位举足轻重的一种文体，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韩愈以其怪奇诡谲的诗风、散文化的赋文特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突出人物。他的赋文内容形式丰富多样，语言自由优美，内涵充实深刻，饱含个人心理状态与忧国思民的情感，相较于韩愈其他文体和其他时代不同作家文体写作而言，具有相对显著的独特性。他的赋文作为大量抒表自我心境的文体，其真实性有利于后世对他的人生际遇进行探讨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