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与暗夜

李元浩

二十世纪上半叶，随着西方梦学家弗洛伊德先后发表代表作《梦的解析》和《自我与本我》，精神分析批评理论体系逐渐建构形成，并被后世荣格、弗莱、拉康等人继承发扬。在《作家与白日梦》一文中，弗洛伊德认为作家的文学创作在某种意义上讲与做梦相似。白日梦是以性为本质的未满足的愿望，而文学和艺术的创作是压抑的欲望得到满足的过程，即一种性欲的升华。与散文集《画梦录》同名的散文作品中，何其芳叙述了《丁令威》《淳于棼》和《白莲教某》三则故事，而此三事中存在诸多契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所涉及的要素。

一、释题：星火与暗夜的二重性

散文是以表现与抒情见长的文学体裁，在《画梦录》之中，作者进行了三则主人公明确和情节突出的叙事：首则《丁令威》讲述了丁令威化为白鹤回乡的故事，第二则《淳于棼》的主人公是梦娶大槐安国公主的淳于棼，第三则《白莲教某》叙述了白莲教师徒的奇人异事。由此可见，散文《画梦录》有着较为标准的小说特征。作为一篇小说化的散文，其文体特征上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其一，既然是小说化的散文，而非散文化的小说，那么仍旧侧重以抒情为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二，作者依托小说式的人物和情节进行叙述，使抒情的隐蔽性和间接性较强，读者的阅读有着陌生化体验和一定程度的阻拒性，作者的所言之情难以捕捉，故需要建立起文中人物在情节中活动的动机、逻辑和作者所处环境下创作动机之间的桥梁，从而深入把握文本意蕴。

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话语推究，作家的创作是为满足处于压抑下的愿望。观《画梦录》文本，倘若以弗洛伊德梦学理论进行界定，则不乏存在象征性欲的意象。例如，《淳于棼》中的蚁穴，《白莲教某》中的水盆、红烛和长梯，《丁令威》里的柱子皆为关于生殖器的隐喻。生殖隐喻的出现指向了人类原始的性本能，作家创作作品便是“力比多”浮出水面的过程。文学作品中，性本能（本我）的出现往往与自我和超我相伴而行。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分为本我、自我与超我，并分别对应着无意识、潜意识和意识。笔者愚见，若以“弗公解梦”的底层逻辑为遵循，那么作品中的内容即为作者的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动态平衡状态的映射。作品中的人物或情节体现着作者的三种人格对于支配与被支配地位之间的争夺和协调，也就是隐含作者处于特定创作状态、立场下的三种人格的表现。譬如，诗人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他死在第二次》等诗作，之所以表现出发轫伟岸的爱国情志，这与创作主体超我（求善原则与伦理情操）的人格显现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本文文题亦与人格结构理论相关—“星火”指代的是本我人格，“暗夜”指代超我人格。二者协调统一为自我人格。

首先，“星火”是炙热情绪的象征，“星火”的二重性指的是青春懵懂的年轻人对爱情的追求及在本能调控下对现实社会的某种被迫顺从。何其芳早年的散文确有对美好爱情祈求这一主题特征，而与何其芳同为“汉园三诗人”之一的卞之琳也有过表现爱与美的诗作，如“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断章》）。按照精神分析理论，爱情的追求本质是对性的渴望、升华，而在二十世纪早期，壮志难酬，理想与苟且折中，对现实社会顺从，同样是人的生的本能。

其次，“暗夜”是冷峻深沉与压抑的代名词，“暗夜”的二重性体现为二十世纪新青年对人生道路的艰难求索与现实压抑下理想难以实现的矛盾。《画梦录》的作者何其芳在早年接受过新式中学的教育，与五四时期的诸多进步青年学子一样，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有较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往往不满社会现状，会走上一条新青年的人生之路。然而，作者世事多艰。即便这样，他在积极探寻人生道路的同时，面对社会现实的压抑仍不放弃、屈服，进而表现为某种矛盾，同样是求善、道德感所建构的超我人格在发挥主导作用的体现。

最后，在《画梦录》中，本我人格的二重性表现和超我人格的二重性表现在文本之中皆得到体现；且两种人格互相作用、此消彼长，构成了在社会环境下遵循现实原则的自我的某种动态平衡状态，下文将着重就此问题展开论述。

二、人格结构理论视域下的《画梦录》阐释

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具体应用在《画梦录》当中，大体可得出如下结论：《丁令威》中主人公的本我人格最终起主导作用，占据支配地位，超我人格向本我人格妥协；《淳于棼》里主人公的本我人格与超我人格的体现大致相当，从而凸显出较明显的自我人格；《白莲教某》在某种意义上可认为透视的是超我人格战胜自我人格的理想状态。

（一）《丁令威》：本我对超我的支配

作为三则故事中最为浪漫、最富有传奇想象的《丁令威》讲述了离乡千年的丁令威因怀乡情结而化为白鹤，从灵虚山飞回故乡辽东城，面对萧然荒凉的故土，想看一看后代人快乐还是痛苦、進步还是落后的丁令威却只能发出鹤唳，而无法说出人的言语，最终被愤怒的乡人威吓驱逐、用弓箭射击，只得飞天远去的故事。

这个看似玄幻浪漫的故事，实则与何其芳的早年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青年时期的何其芳从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家乡北上来到北平（今北京），并于1933年返归故乡。何其芳在《梦中道路》中亦有这样的表述：“当我从一次出游回到这北方大城，天空在我眼里变了颜色，它再不能引起我想象一些辽远的温柔的东西。我垂下了翅膀。我发出一些‘绝望的姿势，绝望的叫喊。我读着一些现代英美诗人的诗。我听着啄木鸟的声音，听着更柝，而当我徘徊在那重门锁闭的废宫外，我更仿佛听见了低咽的哭泣，我不知发自那些被禁锢的幽灵还是发自我的心里。”由此观之，作者本人离开四川到北平后又归乡的现实经历与文中丁令威离家千年后又从灵虚山飞回辽东城有着本质的相似。心怀故乡却化为鹤，发出不为乡人所理解的“鹤唳”，甚至最后落得被驱逐，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结局，也许便是作者及其所处时代无以计数的新青年的遭遇：接受进步思想，积极探寻人生与社会的出路，奈何既受到社会现实的压抑，又不被“沉默的大多数”所接纳认可，精神故土的重建也随之成为不可能。在《丁令威》中，丁令威关心故乡的后代是苦是乐，是进步还是落后，充分展现了高尚的自我人格；然而，面对乡人的嗔怒、威吓、驱逐，甚至被黄杨木弓射击，只得飞上高空，被迫“逃跑”，反映出求生存的本能，也就是本我的人格。这好比鲁迅在《怎么写·夜记之一》中写的：“腿上钢针似的一刺，我便不假思索地用手掌向痛处直拍下去，同时只知道蚊子在咬我。什么哀愁，什么夜色，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连靠过的石栏也不再放在心里。”所以，故事最终走向的设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便是超我人格受现实所迫，在求生本能（本我）的唆使下，最终向本我人格妥协。本我对我超我的支配，表现了新青年、知识分子对于探寻人生道路和改造社会的愿望深受不利现实条件所压抑的苦闷，体现为强烈的精神矛盾。

（二）《淳于棼》：本我和超我的势均力敌—自我的显现

第二则故事《淳于棼》取材、改编于唐传奇《南柯太守传》，其情节与原作有较高的相似性，大体上讲述的是淳于棼向客人诉说自己梦娶公主的故事，有着一定的爱情底色。张龙福认为：“人的基本本能决定了文藝以爱和死作为永恒主题的这一客观现象。何其芳沉醉于对死亡和爱情的抒写，既是对‘本我开掘的必然结果，也是对自我心灵的孤独所进行的一种幻化补偿。”（《心理批评：〈画梦录〉》）诚然，笔者在上文中同样对何其芳散文创作中爱情祈求母题及其所隐喻的性本能意识有着浅表的论述。然而，《淳于棼》一文并非本我人格占据绝对性优势地位的；相反，超我人格在文中同样有着较为明显的展示，这使得两种人格势均力敌、难分伯仲。本我的本能与超我的求善，结合社会语境的共同作用及多方面因素合力的影响，既遵循人的生理本能，又受求善伦理的影响，进而表现为与现实相符合的自我人格得到明显的显现，本我与超我的动态平衡亦达成。

值得一提的是，《画梦录》中的淳于棼在梦醒之后与客人所说的话意味悠长，“淳于棼徘徊在槐树下，夕阳已消失在黄昏里了，向他身旁的客人说：‘在那梦里的国土我竟生了贪恋之心呢。谗言的流布使我郁郁不乐，最后当国王劝我归家时我竟记不起除了那国土我还有乡里，直到他说我本在人间，我瞢然想了一会才明白了。”梦醒后的淳于棼意识到自己贪恋大槐安国的国土并进行反思，体现的是超我人格发挥作用；而迎娶公主、因谗言不快，皆为以“快乐”原则主导下的本我在起作用。然而，二者势均力敌，文中的淳于棼并无明显倾向于哪一边，而最终归为“回到人间”的现实，是否可以理解为自我人格的显现？黄开发在《梦中的国土与艺术的救赎—现代散文探胜之二》一文中谈到淳于棼的梦境很容易让人想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何其芳等现代派诗人，这些“寻梦者”面临内忧外患下的现实和自我的人生苦境，却用带有“世纪末”色彩的文笔描绘出唯美、颓靡的艺术世界。分析《淳于棼》一文，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他们在迷茫困苦中秉烛前行，有着自我的一面，亦有着社会的、民族的一面。

（三）《白莲教某》：本我对超我的臣服

《白莲教某》一文描绘了白莲教某能乘坐漂浮在水盆里草编的小船出行；抑或借着蜡烛的亮光，在花瓣中心处的世界中行走的奇幻故事。然而，白莲教某运用法术的两次出行都不顺利。第一次，门人因好奇而用手玩弄水盆里的小船，导致师傅险些翻船溺水而亡；第二次，门人因困倦入睡使得蜡烛的亮光熄灭，害得白莲教某摸黑走几十里的路。

然而，白莲教某两次遇险，却又两次得以脱困，从法术的世界回到现实的世界，并告诫、批评门人的过失。笔者愚见，法术世界中来去自如的白莲教某仍旧要受到现实世界中门人操作的影响，可即使门人不慎使得师傅受困，他最终仍能化险为夷，由此体现出象征超我的白莲教某，克服本我“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勇往直前的一面。进一步说，超我人格最终超越了本我人格，本我人格对超我人格最终臣服。由此可见，作者创作的深层动机便是恪守原则、坚持积极正面的人生与社会的探索，敢于排除万难，勇于向死而生的高尚品格与操守的彰显，这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家群体的整体精神风貌是高度契合的。

回顾《画梦录》的三篇短文，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变化体现出特定时代环境下知识分子的面貌与特性。当本我最终压制超我，知识分子的妥协性与回避性便显示出来。在《何其芳〈画梦录〉的思想意蕴探析》一文中，林美钦认为：“对情感的真挚抒写，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人生的热情态度，使得他的作品无论在取材上，还是立意上都显示出催人奋进的进步意义。”由此佐证，当超我支配本我，反映的则是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社会意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横渠语录》）的文人风骨。

总的来说，观照创作主体的“星火”与“暗夜”具有一定意义和价值。何其芳的散文《画梦录》中的三则短文展现了本我与超我的此消彼长，自我的动态平衡，皆为作者乃至当时特定语境下的新青年创作群体的精神状态的映射：新青年积极探索人生道路，即使受到社会现实的压抑与普罗大众的误解甚至逼迫，仍旧进行奋斗，建设精神家园。

写在最后，笔者并非全盘肯定和接受精神分析批评理论，“实际上，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既闪耀着某些真理的火花，却又同时布满了谬误的沼泽。我们在借鉴其文艺创作方面的有关理论时，特别需要剔除其泛性论和唯心主义的糟粕”（张龙福《心理批评：〈画梦录〉》）。笔者才疏学浅，本文仅为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解读散文作品的一次尝试，而文章内容的科学性，乃至精神分析散文批评的合理性问题，仍有待广大师友提出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