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

宋雅婷

契诃夫处于世纪之交的文学创作具有承上启下的文学史意义。传统与现代、古典与先锋的交融，使他的短篇小说既赓续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又呈现了对多元叙事结构和印象主义技法的探索。契诃夫将古典戏剧的美学原则化用至短篇小说的创作，使其小说因文体的跨越而生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一、形态多元的叙事结构

短篇小说的体例和篇幅决定了其难以铺陈宏大的事件和情节诠释主题，于是叙事结构的精妙与否便成为衡定短篇小说艺术价值的重要标准。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叙事结构呈现出多元的样态，不同体式的结构方式使其短篇小说具有复杂的美学特征，在有限的篇幅内制造出丰富的叙事效果。

契诃夫早期的小说常见“积聚式”的叙事结构，即通过行为链的反复累积与递进形成回环式的叙事效果，直至其突然中断或导向悖反的方向。积聚式的叙事结构不仅强调情节的反复与累加，更强调复合的情节模式带来的冲突效果，在冲突的反复出现中引发小说主要矛盾的质变，从而将情节发展推升至高潮。《苦恼》便是以积聚式叙事结构架构的经典文本，主人公姚纳因妻儿的相继离世而倍感悲痛，亟须寻得倾诉的对象，以疏解内心的愁绪。然而，他所遇到的军人、年轻人、年老的仆从和车夫都拒绝了他抛出的话题，最终无处倾诉的姚纳唯有将心中的郁结向马棚的马儿进行告解。其中，“试图倾诉—遭到拒绝—寻求下个倾诉对象”的行为链不断地反复，随着量变次数的不断攀升，主人公姚纳的精神痛苦也随之加剧，最终导向了质变的结局。当姚纳将心中深沉的痛苦向马倾吐时，小说的讽刺意味抵达了顶峰。契诃夫正是以积聚式的叙事结构，将深刻的社会反思寓于短小精悍的篇幅之中。从整体结构而言，小说由多个重复的行为链构成，但每个行为链在复现的过程中又存在着细微的变化，使情节的演进被隐秘地逐层升华，最终抵达小说的高潮。

同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叙述结构常呈现开放性特征，尤为体现在其小说结尾的“未完式”结局中。作者以开放性的叙事结构为接受者预留了充足的想象空间，使其短篇小说因叙事结构的敞开而具有多重义性。在《文学教师》中，身为教师的尼基丁原本是栖身于涅格林诺廉价出租房的穷困大学生，凭借自己的个体奋斗如愿以偿地获取了体面的职业，并娶得了年轻貌美的妻子；然而，这位“过着田园诗式的牧歌生活”的年轻人在恬静的生活中倍感单调乏味，发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沉湎在庸俗的生活中，成为将人生意义定格在甜美的酸奶油、满壶的牛奶和篮子里的面包的“乏味而渺小的人”。于是，尼基丁决定逃离这个庸俗的怪圈。他在日记里写下“我让庸俗给团团地围住了，我得设法从中脱身”，故事到此便戛然而止。尼基丁是否将自己逃离庸俗的想法付诸实践？他将以怎样的方式从这样庸俗的生活中脱身而出的呢？开放式的故事结构使读者在好奇心的驅使下自觉地调动自己的思想资源参与文本建构，使小说的审美价值成为创作主体与接受客体共构的产物。类似的开放式结构也出现在《万卡》和《困》等篇目中。在茫茫雪夜中寄出那封信的小男孩儿万卡究竟能否收到爷爷的回信？铸成大错后，陷入酣眠的小保姆瓦尔卡将面对怎样的惊涛骇浪？契诃夫有意地在情节随着突转而走向高潮的节点切断故事的发展脉络，使文本停滞在读者为之产生期许、为其感到愕然的瞬间，从而达到放大读者瞬间阅读体验的目的，使小说因对传统的完整叙事结构的颠覆而产生强烈的陌生化美学效果。

契诃夫对叙事结构形式的实验丰富了短篇小说的美学形式，在积聚式叙事结构中，行为链的反复使人物性格及心理的蜕化过程变得更为简明，使小说产生了言简义丰的叙事效果。开放式的结构敞开了小说的意义空间，使文本因迭起的悬念而产生了层次丰富的余味。契诃夫着意在不同的小说中反复试验各类叙事结构，使其最终定型为具有原型意义的结构形式，对当代短篇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印象主义的意识流动

印象主义绘画以对光与色的敏锐触觉掀起了美学革命，它强调淡化具体事物的外部线条，转而致力于在变化多端的光线中捕捉物体的瞬间状态，从感官体验的角度还原事物所引发的直觉体验。印象主义绘画所倡行的美学观念很快实现了向文学领域的迁移。契诃夫的小说也深受其影响而呈现出印象主义的美学风格，尤其清晰地体现在其后期的创作中。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常被置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框架中加以理解，然而深入其文本的细部则可品察出其浓郁的印象主义特征，隐隐地流露出现代性的先锋特质。契诃夫擅长以人物的意识流动牵引着小说的延伸发展，以主观性的感官体验织构文本的主要内容，使小说呈现出鲜明的印象主义特质，如《草原》中叙述者对小男孩儿叶果鲁西卡经历的讲述全然是印象式的：他同库兹米乔夫与神父在茫茫的草原中穿梭的足迹串联起了丰富的画面，时而是在旅店中倾听主人家讲述犹太式生活习俗的画面；而后又呈现了伯爵家舞会的盛大场景，时而又穿插了何里斯托弗尔学习拉丁文的故事。拼贴式的讲述使小说呈现出散点式的特征，叙述场景之间的跳跃切换全然没有现实的逻辑，而是随着叙述者的意识流动倾泻而出，将散碎的故事画面统摄于同个小说结构中，从而在读者的脑海中形成具有整体性的印象，体验式地感知到主人公在草原中穿行时所获得的丰富体验。杂乱的画面在儿童的印象式描绘中缺乏稳定的主线，各种印象相互交叠、堆砌，深邃的与肤浅的、伟大的与卑怯的、崇高的与滑稽的，混乱掺杂的画面由儿童纯真的视角加以观照，反而将现实生活的复杂本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美人》则以主人公“我”的内聚焦视角还原式地捕捉了亚美尼亚姑娘留给“我”的主观印象，当“我”初次瞥见美人的容颜时便“霎时间感到有风涤荡过我的灵魂，将这天里的种种烦闷和积灰统统拂去”。小说以印象式的描绘敏锐地捕捉了叙事者的瞬间感觉，并未从具体形象的角度描写亚美尼亚姑娘的美态，却将逼人的纯美感觉以直观体验的方式传递给了读者。而后，这种清爽愉悦的心情却隐隐地渗透了“沉重的忧郁”，尽管只是如同轻纱般影影绰绰，却也激起了读者对这种忧郁情绪的好奇心。正待读者循着情节的延展而正欲探其究竟时，契诃夫却转而描绘其四周的景物，将叙事者“我”的目光远推至天边姹紫、橙红、淡黄等各色交织的云朵上面去了。整个文本没有显在的情节线索，而是呈现了印象主义绘画式的小说场景，为接受者传递了美妙而虚幻的感觉体验，结尾处以“忧郁或许是人在面对真正的美时所产生的特殊情感”加以轻巧的收束，使印象式的文本具有稳固的哲性内核。同时，契诃夫也将印象主义的叙事技法融合进小说细节的编绘与书写中，使带有主观体验的直觉描绘跨越现实与虚构之间的距离，令接受者对人物的心理流动和意识经验的感受更加真切。

在《牡蛎》中，关于食物的印象式描绘极为生动。主人公“我”对牡蛎的鲜嫩滋味有着隐蔽的幻想，认为只要将其加以“娴熟恰切的调味便能成为可口的餮宴”。然而，在获悉其原本是供以生食的材料后，“我”的心理因这迥异的饮食经验而倍感不适，转而将其想象为滑腻黏稠的“青蛙一样的动物”。寻常的牡蛎因作者的印象式描绘而激起接受者的不适反应，使主人公在触接到陌生食物时抗拒抵触的心理清晰地被读者所感知，以激发读者自然体验的方式提升了小说叙事的真实感。而在《困》中，契诃夫对印象主义的运用更为集中地反映在其对主人公瓦尔卡意识体验的细节描绘中。因奔波于繁重家务而疲累的小瓦尔卡的意识被难以遏制的倦意和婴儿尖利的啼哭声音反复拉扯，在极度瞌睡的状态下她的眼前突然浮现出离奇多彩的幻象。“她看见块块的乌云在空中追逐相竞，像娃娃的啼哭般集聚……行人背负着行囊缓缓地移动，有些阴影在他们的前后闪烁不定……忽然，那些背着行囊的人同阴影一起倒在地上的淤泥里，在口里不住地说着‘要睡觉，睡觉！”小说在极短的篇幅中巧妙地融会了视觉印象与听觉印象，生动地再现了人物在极度困倦的状态下神志不清、意识混乱的状态，将印象式的画面转化为情绪性的心理氛围，接受者透过“万花筒式”的印象式画面能深刻地感知到年幼的瓦尔卡的悲惨处境，转而对其所作出的“荒谬而错誤的决定”深感理解和同情。

印象主义的叙事技法让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相对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严整秩序而言出现了变化的痕迹，因新美学理念的实践而流露出现代派的反叛性意味。对感官的充分强调使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尤为清晰地展现在其细节的描写中，印象式的画面传递出的情感氛围深刻地打动着读者的心灵，使其准确简明的艺术风格实现了经典地位的建构。

三、简明生动的戏剧特征

契诃夫的创作兼及戏剧和小说的双重领域，不同文体的创作特征也随着创作主体身份的交叠而相互指涉、渗透，他将古典戏剧的“三一律”等美学原则运用到小说的创作中，使短篇小说富有戏剧的文体特色。契诃夫擅长将戏剧起伏跌宕、充满突转与延宕的叙事节奏代入短篇小说叙述，以精悍简练的语言勾勒事件发展的蜿蜒曲线，从而制造高潮迭起的叙事效果。

古典戏剧的“三一律”强调时间、地点和情节的整合，以集中的矛盾冲突催生戏剧的高潮效果，通过搭建简明的叙事框架和精练的人物对话实现叙事节奏的延宕与加速，从而达到控制受众审美反应的目的。契诃夫将戏剧中的美学原则引入短篇小说叙事，他惯于择取特定的地点、稳定的三两个人物，以及有限的叙事时间，借助简明的对话推动叙事情节的发展，从而在有限的小说篇幅内实现“戏剧舞台效果”。《胖子与瘦子》的开篇即以剧本场景介绍式的简练语言交代了小说发生的地点与主要人物，“尼古拉铁路上的一个车站内，有两个朋友相遇：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旋即以“旧友叙话”为主题展开密集的人物对话，随着两人不断地追溯年轻时期的交往经历，人物的形象也逐渐显露出清晰的线条。然而，这平缓的叙事节奏很快因胖子自述自己已经是“有两枚星章的三品文官了”而发生陡然的转折，旧友重逢的亲密瞬间被瘦子拘谨敬畏的窘态所打破，令读者的审美注意因情节的“陡转”而对文本保持着高度集中。前后情节的对比互照因落差产生了强烈的戏剧张力，小说气氛的冷热反差诱发着读者的现实反思。

《变色龙》则更清晰地展示出契诃夫对小说起承转合的叙事节奏的娴熟把控，作者有意地将戏剧中的“突转”和“延宕”手法移植到小说的叙事中。主人公奥丘梅洛夫对于宠物狗的态度因旁人对狗主人身份的议论而几次反转颠覆，时而呈现恃强凌弱的傲态，时而展示前倨后恭的弱势，使小人物“变色龙”般地油滑与无耻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狗主人身份的确定在围观者们的议论纷纷中几经延宕和转折，由“将军”到不知名的小人物，再到“将军的哥哥”，始终令小说情节的发展保持高度悬念，令读者不自觉地想要循着作者铺展的线索探究其真相，在审美接受的过程中注意力保持高度集中。此外，《变色龙》也展现出清晰的戏剧性动作设计。主人公奥丘梅洛夫的大衣作为展现其性格的重要表演道具，其“穿与脱”的动作描写生动地折射着其主观态度的陡转与反复。因获悉小狗的主人可能是尊贵的将军而“脱”去大衣陷入惴惴不安的奥丘梅洛夫，与获悉小狗主人根本不是将军而“穿”上大衣重新抖擞起威风的奥丘梅洛夫恰如一只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换形貌的“变色龙”，使浓厚的讽刺性意味随着小说中的戏剧道具和人物动作漂浮于文本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戏剧美学的化用使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因富有密集的矛盾、出乎意料地反转而跌宕生姿。他以戏剧开场白的方式洗练地勾勒出小说的基本叙事要素，旋即展开令人目不暇接的丰富情节，使其小说规避了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敷陈、赘余的窠臼，呈现其精悍练达的个人化写作风格。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以精悍的篇幅承载了多元的叙事艺术，变化无穷的叙事结构使小说在内容之外获取了别样的形式意义，以“有意味的文本形式”拓宽了文本的审美空间。印象主义美学和戏剧品格的运用更使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具有了浓厚的个人化特质，其冷静客观又不失幽默从容的艺术风格对后世的西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