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视角研究《简·爱》的人物形象

严思婕

《简·爱》作为夏洛蒂·勃朗特具有浓郁自传色彩的作品，其人物形象的塑造自然隐含着创作主体的自我投射。然而，以往对其人物形象的研究都聚焦于人物个体的分析，忽视了其中投射的作者对自我人格的剖析与鉴证。夏洛蒂·勃朗特对孤女简·爱的成长经历的描绘显然带有浓郁的心理分析性质，唯有从整体的层面理解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其象征意义，才能真正实现对《简·爱》艺术魅力的全面解读。

一、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与《简·爱》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揭示了潜意识对人类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它借由对人类心理结构的分析敞开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波动对人外在活动的影响，进而提出了人格结构理论，以“三重人格”即超我、自我和本我揭示了人的内在驱动系统。弗洛伊德指出“本我”是生物学意义上最先出现的人格，遵循享乐的原则并受利益的驱使，是人格结构发展完全的基石，它潜隐在人类的潜意识层面，以本能冲动的形式操纵着个体的行为表现。“超我”则是人类在社会环境中受道德规范及集体秩序中形成的，它是外部规训实现个体内化后的产物，遵循着向善的原则并在人类潜意识与意识层面之间发挥着作用，促使个体更好地实现社会化。人的“自我”则是人类在现实环境中的外在表现，它既脱胎于本我并受其驱使，又受到超我的制约而遵循现实的原则。自我受人自我意识的操纵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在本我和超我之间不断实现着平衡，从而维持着个体心理世界的稳定。

《简·爱》中的女性人物群像无疑与弗洛伊德人格在结构理论提出的“三重人格”具有高度的契合，以“三位一体”的形式诠释着创作主体的自身经验。在理智与情感的冲突间涉难而成长的孤女简·爱表征着人格中的“自我”，神秘莫测而充满反叛意识的伯莎·梅森代表着受本能冲动驱使的“本我”，而充满着人性光辉和坚毅品质的海伦·布恩斯则是简·爱心目中“完美女性”的代表，是为人格结构中的“超我”。以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为导向观照《简·爱》中的人物形象，无疑可以揭示小说中女性群像的深层意蕴，从而从心理学的层面揭示作者隐藏在文本深处的创作动因，凸显其对理性价值的肯定与呼唤。

二、《简·爱》人物形象的塑造

《简·爱》中的女性人物群像具有隐秘的关联，我们可以从个体的意义层面加以理解，然而透视小说深层的叙事伦理，我们却可觉察伯莎·梅森、海伦·布恩斯和简·爱之间“三位一体”的形象同构性。她们分别表征着人的本我、超我和自我，共同传递着作者对主体人格的领悟和理解。

（一）伯莎·梅森：具有反叛意識的“本我”

伯莎·梅森作为《简·爱》中的隐性人物，向来被接受者和评论界所忽视乃至谬解，她的形象是在他者的叙述中逐渐生成的，而且充满暴力与疯狂的荫翳。她隐身于幽暗的阁楼深处，趁着夜色在桑菲尔德庄园的各个角落中游荡，如同身形缥缈的幽灵。在简·爱与罗切斯特先生爱情关系的发展中，伯莎·梅森向来是被理解为其中的隐含着破坏性力量的存在，是简·爱实现主体成长所必须克服的阻难。

然而，细致地摩挲文本内部的肌理，我们不难发现伯莎·梅森与简·爱之间内在的同构性，“阁楼上的疯女人”是简·爱内心深处颠覆性力量的实体化，表现着简·爱潜意识深处的冲动与欲望。每当简·爱在潜意识深处流露出某种冲动而又不得不自我压抑之时，伯莎·梅森都会适时地“显形现身”，将她潜意识深处的愿望代入现实之中，如简·爱在舞会上受到贵族小姐英格拉姆的轻视，因自己的寒微出身而自卑，在房间中悲愤地发泄着自己的情绪，控诉着阶级制度对个体赋予的压抑时，她的耳边便传来阁楼上发出的“女人的狂笑声”。那肆意而富有谑嘲意味的笑声充满着颠覆性的力量，预示着简·爱温驯平和的表象下强烈的反抗冲动。当简·爱为即将嫁给高贵而富有的罗切斯特先生而沉浸在幸福中时，总有惴惴不安的情绪萦绕在她的心底，不时地翻搅起她情绪上的波澜。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潜隐着对这桩不对等的婚姻的抵触，甚至暗暗祈祷婚礼可以推迟，藏身在阁楼的伯莎·梅森便趁着夜色潜入简·爱的房内，划破了那件精美绝伦的婚纱，使即将如期举行的婚礼受到阻挠和干扰。在简·爱意识到自己遭受了罗切斯特先生的蒙蔽，为即将违背世俗的伦理嫁给已有妻室的男子而悲痛欲绝，因一时意气而在心里想着“马上离开桑菲尔德”时，伯莎·梅森放火焚烧桑菲尔德庄园的举动神奇地帮助简·爱“得偿所愿”，使欺瞒简·爱的罗切斯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简·爱在获悉了伯莎·梅森的身份和遭际时，她不仅没有痛恨这个阻碍自己获得完美婚姻的女人，反而对她的遭际感同身受，并深深地为伯莎·梅森的遭遇而感到愤慨。简·爱深刻地理解伯莎·梅森充满反抗性的种种破坏行为，因为她们作为女性所遭受的压抑和不公是如此的相似，从这个层面而言，伯莎·梅森表征着简·爱的本我，以富有行动力的方式践行着简·爱潜意识中的反叛意识，发出了女性追求个体自由和婚姻平等的呼声。

同时，伯莎·梅森的形象显然具有丰富的叙事意义，她的疯癫与冲动不但衬托了简·爱的善良与平和，使简·爱的人格结构更加完善，而且为作品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使读者沉湎于追寻“紧锁在阁楼上的秘密”而无法自拔。伯莎·梅森的出现使原本平缓的叙事节奏出现了丰富的波澜，她既是简·爱婚姻之路上的阻碍者，又是简·爱获取真正的完满人生的推动者。在故事的结尾处，正是伯莎·梅森制造的那场大火剥夺了罗切斯特先生的光明和一只健全的手，也使他所拥有的庞大财富受到了不小的损失，在爱情的博弈中他终于无法高高在上地“施舍与同情”简·爱，两人终于以一种充满悲剧性的方式达成了真正的平等，实现了以失去为前提的完满结局。代表着本我的伯莎·梅森不仅使小说在心理结构层面的复杂性有所提升，还使文本免于落入“灰姑娘”原型故事的窠臼，形成了跌宕生姿的艺术魅力。

（二）海伦·布恩斯：社会道德化身的“超我”

夏洛蒂·勃朗特向来不讳言《简·爱》的自传色彩，幼时在寄宿学校的成长经历深刻地影响了其人格结构的生成过程，使作者在苛刻的物质条件和严厉的管束下逐渐走向了成熟。其中，因病早逝的姐姐玛利亚·勃朗特对其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她将亲人的形象投射到小说中，塑造了善良宽厚的“人间天使”海伦·布恩斯作为自我人格结构中超我的代言人。

作者在海伦·布恩斯身上寄托了对完美人格的全部设想，她的形象具有浓厚的道德化特质，体现在她超凡的容忍能力和高尚的人生追求上面。在劳沃德寄宿学校时期，海伦·布恩斯遭受了教师斯卡契德小姐的惩罚后，气愤不已的简·爱愤愤地对海伦·布恩斯说：“我是你的话会讨厌她，我会反抗，如果她用那枝条来打我，我会抢过来当着她的面折断。”但柔弱的海伦·布恩斯温柔地劝说简·爱改变自己冲动易怒的秉性，并对其施以道德上的教化：“要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事情，这并非愚蠢或软弱的行为，而是因为爱才是化解仇怨的途径。”在超我的化身海伦·布恩斯的引导下，简·爱在里德府里养成的倔强脾气得到了软化，她易受情感冲动所驱使的轻率行为也得到了有效遏制，开始逐渐适应劳沃德学校的生活与秩序。当简·爱因倔强的性情而不肯向构陷她的布洛克·赫斯特低头时，海伦·布恩斯故意在经过简·爱时用目光安抚她的情绪，“她在经过时用那双闪着光芒的眼睛注视着我，那道光芒充满了奇异的力量，像织物般温柔地包裹着我，使我感到温暖和支持”。于是，简·爱重拾了自己的理性，压制住了来自本我的“内心澎湃的怒火”和“想要立即站起身对抗这卑劣的指控”的欲望，选择以更体面和理性的方式回应不实的指控，最终赢得了应有的尊严。

在超我的实体因海伦·布恩斯的逝去而消失之后，她所代表的道德化的精神力量依然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出现，给予主人公以思想上的指引。始终受“宅邸中的幽灵”所困扰的简·爱终于发现了阁楼中深藏的真相，对何去何从深感矛盾和困惑时，海伦·布恩斯表征的超我以实体的形式出现在夜空中，为简·爱指引了未来的方向。“有个不是月亮的白色的形象浮现于沉寂的夜空之上，那光芒四射的形象面向我，声音从遥远而接近的地方传来。它在我的灵魂里悄然下达指引，使我从诱惑中逃离。”在理智和情感的交锋间深陷痛苦的简·爱在超我的指引下终于下定决心，不愿以情妇的身份继续留在桑菲尔德庄园中去享受“实际上的女主人”的待遇，毅然奔向了独立的道路去寻觅自己的广阔天地，为之后重返桑菲尔德并获得真正的平等婚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海伦·布恩斯身为道德化身的超我给以简·爱正向的指引，使理性精神和仁爱品质在她的身上显现，促进了其人格结构的发展和完善。

（三）简·爱：呼唤理性价值的“自我”

简·爱的形象具有双重性，她既因为童年时期的苦难经历而形成了自我保护的本能，不时地暴露出本我的冲动潜质，又时刻受到来自超我的控制将自己的言行规范在理智世界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她的主体人格的完善经历显示出自我以理性精神为导向，在本我和超我之间逐渐寻找到平衡点的过程。夏洛蒂·勃朗特有意借由简·爱人格的生成过程揭示“三重人格”作用于人的潜意识活动时的复杂关系，简·爱正是在与本我的对抗和与超我的妥协中寻得了真正的自我，因内在世界的和谐而取得了外部世界的幸福。作者借简·爱的生命经历揭示了唯有在理性价值的指引下，自我才能克制住本我的冲动，并在向超我靠拢的同时不丧失属于个人的幸福，真正获得把握并适应现实的能力。

不难发现，在寄宿学校生活的经历使简·爱不仅获得了知识的滋养，并获取了独立谋生的技能，还使理性精神成为主导其行为的主要力量，正是在理性精神的导引下，简·爱才能够实现本我与超我的统一。当简·爱瞥见罗切斯特先生冷硬和傲慢的表象下的善良本质后，她的本我已然深深地为罗切斯特所吸引，并深深为即将成为他的妻子而“幸福地感到灵魂的震颤”。然而，在得知了他隐藏在阁楼上的秘密后，简·爱经过理性的思考后还是忍痛选择独自离开桑菲尔德庄园，不愿受情感的摆布而失去独立的自我，更不愿屈从于物质条件的利诱而丧失自己纯洁的本心。面对对自己有施救之恩的英俊牧师圣·约翰的求婚，简·爱虽深深地为他具有普世价值的良善行为所感动，在超我的层面认同他献身于众生的宏大志愿，但她也理智清醒地意识到圣·约翰的求爱并非出自男女之间的私情，他想要娶的并非生活上的终身伴侣，而是想要寻得同他前往东方传教的同路人。简·爱没有沉醉于英俊牧师的求爱，而是清醒地意识到“他对我的珍爱如同士兵爱惜自己趁手的武器”，这种基于奉献的婚姻是不会带给自己任何个体层面的快乐的。童年的缺失性体验使简·爱的本我在潜意识的层面渴望世俗的幸福，她在短暂的动摇后意识到自己对家庭生活的真切渴望，没有盲目地应和超我发出的精神召唤，而是遵循自我的本心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小说的结尾处，在本我和超我之间找到了平衡点的简·爱达成了人格的完善—她终于释怀了对童年经历的怨愤，宽厚地谅解了曾予以她无数摧折的舅母里德太太，使里德太太在临终之前获得了温情的关怀与宽恕。在获悉自己即将因意外之财而成为“富有的女继承人”之后，她将来之不易的财富与圣·约翰兄妹同享，并由衷地为他们不必为物质所困扰而放弃对生活的欣享而感到快慰。在得知罗切斯特先生和桑菲尔德庄园可怕的遭际后，她立即飞奔回到爱人的身边成为他坚实的支柱。在发现罗切斯特先生已经真正获得了自由身后，简·爱选择忽视世俗利益的侵扰而遵循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历经波折后终于与罗切斯特成就良缘。孤僻自卑的女孩儿通过对自我的不断找寻蜕变成为自信宽厚的独立女性，以璀璨的人格战胜了容貌的平凡，摘取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果實，也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经典的人物形象。

以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的视角对《简·爱》中的人物形象的研究，使我们透彻地理解了作者丰富而矛盾的人格结构。她以三个形象各异而又彼此关联的女性形象深刻地诠释了本我、超我和自我之间的复杂关系，使《简·爱》不仅成为一部女性成长的史诗，还成为以文学形式诠释着精神分析学说的经典读本，具有多重向度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