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尔小姐》的双重叙事进程

徐秀南

一、情节概要和前人的阐释

出生于新西兰的英国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一直以细腻的描写、现代化的技巧而著称。申丹教授认为：“众多女作家的作品已经从女性主义视角被解释和重释，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尽管是一名聚焦于女性经历的女作家，却通常从非女性主义视角来阅读。”（《颠覆表面和双重讽刺：曼斯菲尔德的启示和他者》）诚然，《布里尔小姐》就是其中之一。《布里尔小姐》讲述了一位中年女性独自生活的片段。布里尔小姐周末去公园不动声色地观察周围人，这让她感到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但一对恋人对她的鄙视让她回归孤独的现实世界。批评家们已从人物形象、艺术风格、写作技巧等角度阐释这一文本，尽管角度各异，但达成共识，即小说围绕布里尔小姐的心理活动展开，揭示布里尔小姐的孤独、社会边缘性和异化主题。然而，倘若我们打破长期批评传统的束缚，在关注情节发展的同时，能够观察到叙事背后的另一股暗流，即申丹教授所称的“双重叙事运动”，我们便会发现：在孤独、幻灭、边缘人物的主题背后，还存在着一股反抗父权社会的双重叙事运动，这一明一暗的两种叙事运动并行、对照，形成反抗和互补的关系，产生较强的张力。“对于情节发展无关紧要的文字，对于隐性进程可能至关重要，反之亦然。”（申丹《女性主义和消费主义背后的自然主义：肖邦〈一双丝袜〉中的隐性叙事进程》）此外，两种叙事运动会产生不同主题。在情节发展中，我们看到的是布里尔小姐的孤独和幻灭，主题是关于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物；而在隐性进程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父权压制的女性，最后无法摆脱命运的束缚而哭泣。本文分别从三个部分对情节发展及其背后的隐性进程进行探讨。

二、开头部分的双重叙事进程

在文本情节发展中，“拿”“抖掉”“摸”“刷”等动词表明布里尔小姐对狐皮围巾的喜爱。布里尔小姐将狐皮围巾的“纽扣”比喻成“小眼睛”，说明狐皮围巾是观察社会的工具。而在隐性进程中，从狐皮围巾在布里尔小姐的爱抚下呈现的袅娜身姿可知狐皮围巾暗示女性。在当时西方社会中，狐皮围巾是被社会加工而成的饰品，而加工工厂暗指父权制社会。由此可知，狐皮围巾暗示女性受到父权制社会的压迫。“鼻子不结实”意味着嗅觉退化，同时听觉和视觉更加灵敏，这正与文章中聆听乐队所需的听觉和观察公园所需的视觉相呼应。全文未涉及与味觉相关的嘴巴，暗示着狐皮围巾和女性的沉默、失语。

在小说中，狐皮围巾呈现的女性姿态正是布里尔小姐的自我反射。狐皮围巾和布里尔小姐都是见证者角色，这个角色通常被评论家称为“纯净的眼睛”（苗崔西《儿童作为艺术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无辜之眼”》），“这个‘眼睛常常是一个尚未内化社会规范的中产阶级小女孩，应该是作家曼斯菲尔德的自我投射”（周铭《“反对腐败的呼喊”—论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作品中的“社会戏剧”》）。因此，狐皮围巾被置换成观察公园的小眼睛是父权制压制下的女性。即狐皮围巾＝父权制下被压抑的女性＝小眼睛＝布里尔小姐。也就是说，在曼斯菲尔德笔下，布里尔小姐被象征化，而后又不留痕迹地置换成了被父权制压抑下的女性。以往对《布里尔小姐》的阐释局限于这一眼光，忽视了狐皮围巾是父权制压抑下女性的象征。若仔细观察，会发现曼斯菲尔德的关注对象实际上超出了布里尔小姐和整个公园的背景，涉及父权制中被压抑的女性的生存悲剧。

三、中间部分的双重叙事进程

在情节发展中，布里尔小姐在公园中看到老人、青年人、儿童和情侣并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她是病态的观察者、社会的旁观者和被隔离的孤独者；但在隐性进程中，布里尔小姐是自我迷失者，她需要依靠他人生活来实现自我的價值，这也意味着在父权制压抑下，女性自我价值感的迷失。以下从人物对比角度来分析第二部分的双重叙事进程。

（一）男性的沉默和女性的失语

在情节发展中，布里尔小姐通过周围谈话短暂介入他人生活，由此不难发现布里尔小姐渴望融入社会。写这篇小说时，曼斯菲尔德正在法国治病。英国是曼斯菲尔德的快乐源泉和爱的港湾，她表面上是在回忆英国夫妻，实际上是幻想爱和温暖。

在隐性进程中，老头儿手里紧紧握着巨大的手杖，手杖有着精致雕花，坚定延伸至地面，说明当时的社会规约是男性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老太太在绣花围裙上放着未织完的毛线活儿。曼斯菲尔德运用主动时态“his hands clasped over a huge carved walking-stick”描写老头儿的动作，主语强调突出他的手，更加说明男性把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用伴随状语“with a roll of knitting on her embroidered apron”表示老太太的状态。对比两者我们不难发现：面对所有物，老太太是消极被动的，这也意味着男性主动掌握并操纵着那个时代的权力。曼斯菲尔德对老夫妇的外貌描写也证实了这一点。老头儿身穿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的丝绒上衣，相貌出众，老太太却身穿质朴的绣花围裙。老夫妇不管从外貌还是生活状态都不相匹配，这也反映了在父权制社会中男女地位的另一侧面—婚姻地位不平等。但是，英国男人和妻子的交流与此相反，英国男人总是耐心解答妻子的诉求，而妻子总是吹毛求疵，什么也无法使她满意。“它总是会从鼻子上滑下来的。”面对妻子的胡搅蛮缠，英国男人总是耐心提供建议。

我们不难发现，两组人物是两个极端。布里尔小姐对人物的态度同样消极。面对老太太的沉默，布里尔小姐感到失望。面对发声的妻子和沉默的男子，布里尔小姐感到抓狂。布里尔小姐的消极态度指明了父权制社会存在的原因之一：男性的沉默和女性的失语。

（二）男性的麻木和女性的依附

在情节发展中，其他人物成双成对，唯独布里尔小姐形单影只。在此气氛中读者能够深刻感受到布里尔小姐的孤独与寂寞。

在隐性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身份、地位不同，女性状态大相径庭。年轻姑娘和年轻士兵找到归属后大笑离去。懒惰而美丽的毛驴象征着被父权社会精致包装下拥有大男子主义的男性，戴着可笑草帽的农妇是父权制下勤劳耕作的女性。“神情庄重”和“高声笑着”形成对比，突出女性在婚姻中失去独立意识和生命活力。“修女”是纯洁的，她不受父权影响，却面色苍白。紫罗兰的花语是“对爱情的忠诚信仰”，成年人丢掉了有毒的、带有父权社会规训的“紫罗兰”，但寄托美好期待的孩子却跑去将其捡起。这表面上是写女人和孩子的冲突，实则是表达对父权制社会的反抗。无檐貂皮帽女人兴致勃勃地向男性分享一切，并极度关注自己的容颜，但男性只是“摇了摇头，并徐徐地把一大口烟喷在她脸上”。男性的傲慢和轻蔑与女性的依附和讨好不禁让人深思：为何女性要将个人价值构筑在被男性的欣赏之上？“在父权制社会中，没有独立经济地位的女人只能靠取悦男人生存”（申丹《深层对表层的颠覆和反讽对象的置换—曼斯菲尔德〈启示〉之重新阐释》），为求得男性欢心，女人变得越来越麻木。这种典型的缺陷实际上是女性被迫迎合父权制社会规范的虚假行为。“世世代代的妇女都被硬性灌输这么一种呆板乏味的教条：爱情是世上唯一重要的东西，这种教条极其残酷地阻碍我们的发展。我们必须摆脱这一妖魔，摆脱之后就会得到获得幸福和自由的机会。”（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日记》）这也是父权制存在的原因之二：男性的麻木和女性的依附。

（三）父权思想的代际相传

在情节发展中，孤独凄凉的布里尔小姐和周围的孩子形成鲜明对比，表现了布里尔小姐永远作为观众的孤独和寂寞。

在隐形进程中，孩子的世界单纯美好“奔跑着，打闹着，大声笑着”，少了一份墨守成规的木讷，多了一些打破传统的希望。女孩的穿着打扮像是随意把玩的法国玩具娃娃，可见孩子从小就被渗透父权主义思想。“个体平素屈从于习俗、习惯以及日常交往，在孩提时代就被训练接受这些规则和模式，对此不能有所违反。”（周铭《“反对腐败的呼喊”—论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作品中的“社会戏剧”》）父权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无声侵入是女性失去反抗意识的根源。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身上就成了一座山，父权社会之沙对女性而言宛如一座大山。“母亲看到摔倒在地的孩子像母鸡一样冲过去将他抱起”，表面上是母亲本能地保护孩子，实则是母亲保护父权制社会。“我们被自我塑造的奴隶链牢牢捆住。的确，现在我看到这些链条确实是自我塑造的，因此必须自我摆脱。”（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日记》）母亲对孩子的驯服让父权制社会代代相传。由此可见，女性是父权制桎梏中妥协退后的弱者，她们是维护父权制社会的积极力量。

（四）解决措施

在情节发展中，布里尔小姐融入不了万家灯火，冷漠地看待万物；同时，布里尔小姐渴望极力挣脱任何世俗的束缚，为在更真实的社会框架中为认识自己提供机遇。

在隐性进程中，由于学生可以被教育成不受制于父权制社会的一代，病危老人虽是父权制维护者，但即将逝去，布里尔小姐只与英语学习者和垂死暮年的老者交往。“演员”这一职业暗示她是一个配合父权制社会演出的提线木偶。集合名词“他们”转向“我们”强调表明，布里尔小姐渴望加入颠覆父权制社会的群体。这也是曼斯菲尔德在文中暗示结束父权制社会的办法：不分性别和年龄，所有人都对父权制社会进行反抗和救赎。作者把整个世界比喻成“戏剧”，亦有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的风格。

聚焦文本中男女情侣的谈话内容。“No，not now.（不行，现在不行。）”“Not here， I cant.（不，别在这里。）”“No，not here.（不，别在这里。）”“Not yet.（先别这样。）”短短四句话，用了七个否定词，这是女性反抗的呼声，表达了女性对父权制禁锢的否定。女性对男性的拒绝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开始，也是打破父权制社会的武器。

父权制的压制和瓦解的理想是曼斯菲尔德的双重矛盾，“我赖以生存的人生信条是：尽管人生丑陋无比，人心险恶、残忍，但是，在这一切的背后，却有种东西，但愿我能理解这是什么—它能让一切的一切变得难以置信的美好”（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曼斯菲尔德书信日记选》）。她用含蓄的笔调揭露现实的丑陋，表达美好终将战胜邪恶的信念。假若我们忽视隐性进程，便忽视了曼斯菲尔德在勇于揭露生活真相并积极采取措施的乐观态度，也忽视了本文看似阴郁的笔调下暗涌的进取和反抗。

四、结尾部分的双重叙事进程

“在所有的文化中，共餐的习惯—食物的分享—意味着与人建立和谐关系。对食物的自我克制和拒绝与他人共享食物表明某种联系的割断。”（蒋虹《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作品中的矛盾身份》）在曼斯菲尔德笔下，边缘人的文化标记通过无法进食表达。情节发展中，布里尔小姐快速从蛋糕店前走过，自欺欺人的行为恰恰是她孤独和边缘的最好证明。对食物的整体态度与困境联系共同展示了异化、孤独的现代主题。

当现实和幻想冲突时，最常见的办法就是逃避。“逃避只是一种手段或方法，其目的是为了取得某种平衡或和谐。”（蒋虹《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作品中的矛盾身份》）边缘人物没有在异化感的驱使下走向全面反抗，而是选择逃避。纵观全文，读者恍然大悟，“昏暗的小屋—像小橱柜一般的小屋”与前文“好像是刚从黑暗的小屋子里出来，甚至—甚至是刚从小橱柜里出来”相呼应。布里尔小姐对老人的鄙视就是自己的真实处境—身处父权制社会而不自知的愚昧。布里尔小姐顿悟后，将狐皮围巾放入盒中并听到了哭声。行文至此完结，故事如同食指画成的圆，两条线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最终交织呼应。一边是压制，一边是救赎。

《布里尔小姐》充满着父权制社会的压制和救赎。小说中的双重叙事进程表达的主题相互补充，共同丰富了小说的内涵，进一步揭示了作者的創作意图。在情节发展进程中，从布里尔小姐视角出发，作者凸显了其异乡人和边缘人的身份；而在隐性进程中，作者描绘的不是个人的孤独，而是女性群体的孤独，而此问题产生的根源指向父权制。为深刻挖掘父权制主题，曼斯菲尔德不但通过人物对比剖析父权制社会的成因：男性的沉默和麻木，女性的失语和依附，父权思想的代际相传，而且阐明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反抗是瓦解父权制社会的方式。“发现—剖析—解决”层层递进，由此可见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有对生活现象本质的探寻。倘若我们认识到作品呈现的并非个人情绪波动，而是受制于父权制社会的女性命运，就不难与作品伤感情绪相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