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台》中城市空间的文学表征

杨瑶

《装台》是一部以西京（西安）城中陌生行当为视角，以装台人的命运为对象的优秀长篇小说。作者用温情朴实的文字，刻画了刁顺子、猴子、墩子、三皮、大吊、蔡素芬、周桂荣等农民工身份的市民形象；用悲悯的目光，体察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平凡活法；用现实主义哲思，关切城市中被折叠了的城中村形象、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及性别空间的耦合。

一、折叠的城乡空间

作者陈彦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在文艺路工作生活了很多年，我对西安这座城爱得太深！”因着这份深沉的爱，作者以西安城的文艺路为原型，为读者构建了西京城这一象征物。小说以主人公刁顺子将第三个老婆娶回西京城尚艺路的家开端。顺子居住的街道是其城市空间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通过日常接触的地景，逐渐建立起了对西京城的空间与文化认同。顺子的家是尚艺路上的老门户，见证了刁家四代人的起起落落，现在这小二层的房产，是顺子靠着贩菜置办来的。尚艺路上有不少省上和市上的文艺团体，顺子也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装台这个职业。于他而言，城市“舞台”上共同生活着两种人—唱戏的和搭台的，他们在人群中相遇，却很难在生活中交往。“家”是社會最小的单位，本应是用来休养生息的生活空间。顺子的家却是被折叠起来的城乡结合体：逼仄的居住环境、颠覆的家庭关系，以及深沉的谋生责任都在催促顺子一次次离家又一次次回家，往返于他的生存空间。他生活在城里却干着农村人的活计，他拥有市民的身份却缺乏市民的体面，他是装台人眼中的城市人，却是唱戏人眼中的农村人，他在半城半乡的复杂处境中谋求现在、谋划未来。顺子的身后是一群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受伤截了手指还装台的猴子、不开玩笑心思细腻的三皮、年龄最小的墩子、拼命省钱的大吊，他们从乡村空间位移到城市空间，或是租住在西京城的“地下世界”，或是群居在厂房里或者观音大殿，他们到哪里装台，就住在哪里。他们的家是移动的，是不被看见的，生活区域的隔离寓示着城乡的分割，他们在城市安了家也是城市里的边缘群体，但同时城乡空间的折叠也彰显着他们是参与建设美化西京城的民众力量。

城乡空间的博弈表征于城里人与乡下人的互动。作者在《因无法忘却的那些记忆》中提到因为工作关系，曾与装台人打了二十年交道，熟悉了，就爱琢磨这些人的生活。他们为人装台却不上台，总是以一种庄严感行走于台下，完成对其他生命的责任与托举。面对瞿团、寇铁时，刁顺子总是点头哈腰，在察言观色中不断讨好，把“咱就是下苦的”挂在嘴上，自己本就是城市中的底层；但因为身边聚集了一堆吃饭的人，他总是第一个背亏扛活，在知道大吊的女儿需要钱治病时，毅然打破不再装台的宣言，放下正在舔舐的伤口，带着对进城务工弱者的深深同情，奔赴下一个装台地，顺子身上有小人物的侠义精神，是人与人间的肝胆相照。作品中的城与乡形象，并非二元对立的，而是皱褶的，是因这些空间中的人，而活生生跃然纸上的。城与乡在空间上有交叉、有纠缠，读来有苦涩、有唏嘘，但合页间感受到的温暖和鼓舞不言而喻。

二、解构的精神空间

一直以来，中国的文化工作者践行“文以载道”，追求中国经验的文学表达。陕西作家柳青认为，小说是剖析社会与生活的艺术，陕西当代作家的创作中多见对现实生活带着使命感的人民性书写。进入新时代的文化文艺工作者，更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陈彦认为，“写作者要有良知去点亮普通人身上人性的光亮”。《装台》是一部小人物的奋斗史，其中的人物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他们是生动的。有时候，他们就是我们，我们看到的他们是什么样子，我们其实就是什么样子。可以说，阅读《装台》，是一次解构与重构精神空间的远足。在那里，有一个至纯至善、至诚至信、至勇至让的精神乌托邦。

首先，《装台》是一个至纯至善的空间。小说中有上百个人物形象，作者用精准的语言，将他们在生活中的模样立体有序地描绘出来，又赋予了不同人物不同的腔调，什么人说什么话。几乎所有的人物都与主人公顺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大体可以分为两边：一边是顺子在社会生产中结识的工友、上司、伙伴；另一边是社会生活中的妻子、女儿。于公，顺子带着一帮下苦的装台人，从不称领导，也不拿回扣，反倒是在猴子因为午饭没加鸡腿告状得罪顶头上司的时候，自掏腰包提着礼物登门道歉；在墩子犯错后寒夜深冬替他挨打顶香炉罚跪一夜；在三皮身体不适时默默给他安排轻活儿，却付了和自己一样的工资；在大吊去世后为其四处奔波讨薪，并照顾妻儿。于私，因为第一任妻子田苗而被人议论“戴了帽子”时，他不反驳、不愤怒，只是过好自己的日子，即使田苗抛家弃子去了广州被传言死于艾滋病时，他依然因为“毕竟是菊花的妈”而祈祷对方活着；在第二任妻子赵兰香离世后，将其女儿韩梅视如己出疼爱有加，供她上大学，就连赵兰香托付的断腿狗“好了”他也万分珍视；女儿刁菊花刁蛮任性、挥霍无度，他说过最重的话也只有“啥东西”。一系列的冲突与互动里，顺子看似窝囊、无能，但这正是他纯洁善良的本色，他的点头哈腰、阿谀奉承、四处讨要从来不为自己。在蔡素芬、韩梅和菊花相继离家后，顺子感到“人都走光了，好像是都不需要自己了，这让他拼命挣钱的劲头，也就稀松了”。围绕在顺子身边的人也是善良厚道的。从对菊花疼爱有加的瞿团、体谅顺子辛苦活计的靳导、为妻女挣钱的大吊、有血有肉的三皮、朴实顽皮的猴子，到对顺子真心相待的蔡素芬，他们都是西京城中的芸芸众生，各有各的苦难，但总能从他们身上读到一种自我牺牲、互相成就的良善之感，这或许也是将这群人聚在一起的精神纽带。

其次，《装台》是一个至诚至信的空间。剧团给顺子的工钱总是结得磕磕绊绊，甚至会有讨要不到的时候，但无论得了多少，他都会一五一十地明账分给大家，不存私心、不耍心眼，长此以往，其他人就自然而然地信他跟他了；得知大哥刁大军病倒在珠海时，顺子立即将大哥接回家中照顾，在明知治愈无望的情况下，他仍不顾虑经济上的拮据，请名医救治，是为对家人的诚；顺子对小学老师朱老师和师娘更是情谊深厚，他多年照顾朱老师家的起居，伺候在老师病榻前，朱老师临终前明确表示想将房产过户给他，却被他拒绝，后捐赠给学校，在捐赠手续上写着一句话“刁顺子有权过问这笔钱的详细开支”，是朱老师对顺子的信任。顺子的生活并不美好，反而常常是风雨交加的，连躲雨的机会都没有，但他常怀责任之志，看见别人的苦难，为他人抱薪、守望相助。

最后，《装台》还是一个至勇至让的空间。作家余华说，怯懦是人的美德，因为只有善良的人才有恐惧、才会怯懦。在刁菊花的眼中，自己的父亲是窝囊的，从不和人争、不敢得罪人。殊不知，她平静、挥霍的生活恰恰来自父亲的处处忍让。装台时，顺子对豫剧团的团长说“世界上最好的戏，就是苦情戏”，顺子的生活，就是见苦、吃苦、化苦的生命经验的一种表达。他对周遭充满恐惧、敬畏、怯懦，但他敢迈进去。正如罗曼·罗兰所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顺子是小人物，他顺其自然地走入生活，可能讲不出生活的道理，但他就是做得到，能勇敢地把生活过出滋味来。小说塑造了西京城中的底层群像，他们虽为别人装台，却是自己生活的主角。他们每天为挣钱奔波，但挣钱为了什么，每个人都会有清晰的答案。所以，“他们只能一五一十地活着，并且是反反复复，甚至带着一种轮回样态地活着”。他们忍让着，为五斗米折腰，又怀揣着一腔孤勇，坚守着自己的精神气质和情感追求。小说开篇和结尾均提到了“蚂蚁搬家”的意象，顺子生怕踩到了这些小东西，后来还会坐下来看它们忙活，给它们撒芝麻和米粒，他看到它们庄严、坚毅地行进，仿佛看到了托举着生活的自己，他再也不是庸碌的“蚁族”，而是平凡生活中的“游侠”。

三、耦合的性别空间

小说的巧妙之处在于，作者对女性的形塑、对城市中女性生存和命运的关切。区别于以往陕西文学中传统的性别空间叙事，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她们或张扬，或恬静；或内敛，或外放；或隐忍，或痛快；或自信，或自卑，她們是活灵活现的，是渴求自由的。她们不再是社会中的“第二性”，更像是田园牧歌和精神家园般的存在。

蔡素芬是第一个出场的女性角色，她在一个大雨天跟顺子回了家，做了他第三个老婆。面对菊花的张牙舞爪和三皮的动手动脚，她大部分时候是沉默地对抗；她看《人面桃花》时情难自抑、泪流满面，正是因为在这出戏中看到了个人的生活。正如戏文中唱的那样，“只道人世太吊诡，说无常时偏有常”，在对无常与有常的思考中，蔡素芬主动离开了和顺子的家，她从空间上和精神上彻底独立起来了。赵兰香原本是在南稍门外巷子里开裁缝店的寡妇，带着女儿韩梅嫁给刁顺子，不仅因为顺子是个老好人，还因为自己和女儿没有了落脚的地方，而快速在西京城生存的办法就是嫁个本地人。赵兰香善良敦厚，成家后与顺子相互支撑、抱团取暖，却遭到命运的无情挑拨，赵兰香的突然病逝，又一次使顺子的精神家园草木荒芜。韩梅是赵兰香托付给顺子的孩子，自信果敢，独立上进，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她对这个家是有依赖和眷恋的。回到家后，多次受到菊花的冷嘲热讽及拳脚相向，家从原先的庇护所变成了受难地，韩梅不再忍气吞声，她勇敢地迈出了家门，寻求新的栖身之地，前后的巨大反差折射出她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

作者在刁菊花身上用墨颇多。乍一看，菊花任性刁蛮，不解人意，经济上完全依赖于父亲，却瞧不起父亲的营生；对其他女性刻薄尖酸，咄咄逼人，她虐狗杀狗、摔杯断碗，凡是出现在她视线内的人和物都是错误的，她也终于“战胜”了蔡素芬、韩梅等“外来者”和“侵犯者”，完全拥有了自己的“领地”，可是她依然不自洽、不自知。细细读来，菊花又何尝不是个可怜人呢？她自尊心颇强却相貌丑陋，在十几岁时就听到剧团几个漂亮女演员对其相貌的议论：“这娃不也是城里娃吗？咋能长成这样呢？说明这西京城的‘底版也不咋样嘛。”因出身低微，和剧团其他小朋友玩儿时，会被怀疑是偷东西的那一个。三十年来唯一一次和男生的接触，也在对方的不告而别中无疾而终。种种这些，都让菊花活在深深的自卑里，她甚至会羡慕在她六岁时就抛弃了她的母亲田苗，至少田苗能得到那么多男性的喜欢。所以，她讨厌只比自己大了八九岁还颇有几分姿色的蔡素芬，她亲近把自己和他的女儿素素放在平等的位置来对话的瞿伯伯。菊花是敢爱敢恨、爱憎分明的，她的恨显得那么笨拙激烈，反倒让读者多生出些同情来。

小说中的男性与女性是相互依赖的，性别空间是耦合的。小说虽在写人物的悲剧性命运，但不渲染叙事上的痛感，而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消磨写“几乎无事的悲剧”。下苦的男人与苦命的女人相互同情、理解。不检点的第一任妻子，不事生产挥霍胡闹的女儿，觊觎蔡素芬的三皮，亵渎菩萨的墩子，这些“恶”都在与其相关的男性、女性的生活中得到了消解。甚至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暗示大吊的遗孀周桂荣会带着病女做顺子的第四个老婆，顺子的生活又会开始一轮新的循环，至于它的走向，就不言而喻了。细究顺子的娶妻经历，不难发现他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对女性深深的同情与关爱，他是对方走投无路时的归宿，他能不顾世俗眼光，用尽全力地给对方以慰藉，这也正体现了作者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

通常，有了读者的参与，一部小说才最终完成。《装台》是“好读”的，它对读者的友好之处在于，它是雅俗共赏、接地气的，每个人几乎都可以从中找到自我的投射；它的友好还在于它是装满温度的，从小人物在社会生活中的生存空间、生产空间出发，书写了当代人的怜悯、耐劳、坚韧和牺牲。作者描绘的西安城，是一片生活热土，是一个“温良敦厚、充满诗意”的西安城。

《装台》通过对小人物们生存境遇与情感心理的揭示，表明作者建构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看看作品选择了什么、放弃了什么、解构了什么、建构了什么，我们便能感受到作品以奋斗激励人、以道德教化人、以温情感染人的决心。诚如作者所言：“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既是主角，又在为别人装台，互相取暖，人生才有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