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作《群鬼》在中国的早期译介与接受

张璐茜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作为欧洲近代现实主义戏剧的杰出代表，曾一度与莎士比亚齐名。出于对思想启蒙和社会批判的需要，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引入了包括易卜生在内的大量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易卜生作品的引入推动了“易卜生专号”“娜拉年”等现象的出现。2006年，易卜生研究在中国再起高潮，这一年被认为是中国戏剧界的“易卜生年”。他的四部重要剧作同时在中国戏剧舞台上上演，两种新的不同的《群鬼》被再次演绎。这预示着中国的易卜生剧作的演出和研究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转向：从专注作为意识形态象征的易卜生主义转向了专注艺术和美学意义的易卜生化[1]。

通过探究《群鬼》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批评的轨迹与特点以及其对中国部分近现代作家的创作影响，可以体认早期易卜生及其作品探讨的工具性存在，展现意识形态化的文艺作品观对《群鬼》作品认知的影响，为21世纪以来《群鬼》的再发现和再创作提供较为系统的参考。

一、《群鬼》被介绍到中国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中国留日学生和国内进步人士注意到了易卜生，其中就包括鲁迅、胡适等人。新文化运动以后，由于易卜生的作品符合当时知识分子追求进步解放、反封建礼教和揭露社会问题的需要，中国也掀起了“易卜生热”。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发行“易卜生专号”，刊登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袁振英的《易卜生传》等评论文章和《娜拉》等剧作。

1919年5月1日，《群鬼》被正式译介到中国来，《新潮》第1卷第5号发表了潘家洵续胡适翻译的《群鬼》，称其“与娜拉一剧互相发明其主义”[5]。这正契合了当时讨论妇女解放的潮流。

《群鬼》最早成书时间应在1921年11月，林纾与毛文钟合译的《梅孽》于此时出版。这是《群鬼》的小说版，此后学界一直有人以此攻击林纾不尊重原著，将戏剧小说化。但从樽本照雄（2018）的观点来看，此处应有误解。他认为，这应当是根据《群鬼》的英文小说版，也就是杜雷科特•德尔的《易卜生的“群鬼”故事》所译，林纾对其原文进行了概括压缩[6]。

关于《群鬼》的初次译介的作者和时间存在争议。目前，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潘家洵应当是在公开刊物上翻译《群鬼》的第一人，但也有林纾是第一个将其介绍过来的人的观点。茅于美的《易卜生和他的戏剧》[7]与1986年出版的《易卜生全集》[8]都认为林纾译成《梅孽》是更早的事情。他们都提到，清末民初，林纾就已经完成了《梅孽》，而在其之后的是1907年鲁迅发表的《文化偏至论》。此外，林纾在1921年出版的《梅孽》的书尾有“此书曾由潘家洵先生编为戏剧，名曰《群鬼》”一句。此处有两种可能，一是小说版的《群鬼》早已完成并在小范围内流传，并未正式出版，而戏剧版《群鬼》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时间早于小说版《群鬼》公开发表的时间。

潘家洵所译的群鬼于1926年6月加入《易卜生集》[9]，除潘家洵和林纾的译本外，《群鬼》还有龚漱沧[10]、沈子复[11]等人的译本。新中国以后，市面上流行的大多是以潘家洵版为底本的译本。在民国时期，《群鬼》的译名较多，除“群鬼”外，还有“亡灵”“幽灵”“鬼”“梅孽”等，此外，也有直接以“Ghosts”或“Gengangere”称呼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译名则逐渐统一，统称为“群鬼”。

二、《群鬼》在中国的批评与接受

应该说，在民国以来建国以前，作为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之一的《群鬼》是受到广泛好评的。这一方面与当时知识分子追求启蒙、引渡西学的目的相合，也与其力图改良戏剧、借鉴技法的需求相合。另外，一些当时文坛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推荐也对《群鬼》的评价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918年，袁振英在《易卜生传》中将娜拉与群鬼作比较，认为娜拉是婚姻问题上的悲剧，群鬼是嗣续上的惨剧。他认为这部剧作“比前作更放异彩，其描社会之诈伪，名分之魔力，牺牲之罪恶，职业之枯索；俱足以制人类之死命”[3]，并看重这部剧关于打破陈腐思潮、明辨科学真理的必要性的强调。此后，袁振英将《易卜生传》作为书出版，强调了欧士华和欧尔文夫人的两段话，借此来阐发劳动与革命精神的必要性[12]。

胡适在《易卜生主义》提到《群鬼》时主要关注的是“家庭腐败”和后世的“宗教反人性”话题，指出阿尔文夫人没有娜拉的胆子还要顾面子，这造成了她的悲剧[4]。林纾认为，这部剧的主旨在“少年勿作浪游”，不然将患病有害肾宫[13]。胡愈之主要关注到病毒遗传的有关达尔文遗传学说这一部分，认为这是“近代文学受着科学的恩典”[14]。

潘家洵在《易卜生集》前作了《易卜生传》，其中提到《群鬼》时是这样讲的：易卜生把遗传问题看得很重，要证明父母的行为与他们的孩子怎样关系十分密切。他也将娜拉与阿尔文对立，认为阿尔文要面子没有胆魄，应该像娜拉一样。他认为，反对旧思想假道德要不顾所谓“面子”，要从自己身上做起[15]。

随着坡度和车质量的增大，仅使用发动机制动或液力缓速器制动都越来越不能满足车辆稳定下坡的需要。因此，要解决单一持续制动失效，提高车辆下坡的安全性，有效措施就是发动机制动和液力缓速器组成联合制动系统[12-15]，先用液力缓速器的高速特性把车速稳定到缓速器对应的坡度控制速度，然后使用行车制动器控制车速到达发动机制动对应的坡度控制速度，最后用发动机制动的低速特性牵引车辆低速安全下坡，这样就使得本该全程使用的行车制动器，仅在一段时间使用，使用次数大幅减少，确保其始终保持最佳工作状态。

龚漱沧认为，这部戏的旨趣一在于讽刺被旧式道德拘束的女人的殉身的愚昧，二在于父母不讲品行对子孙的报应，三是宗教家的伪善行为以及一般社会的道德标准是不足取的[10]。

沈子复在《鬼》的后记中同情无辜的孩子，着重强调前代对后代的影响，批评曼德牧师贬斥人们追求新思想，认为这是易卜生对《娜拉》里“娜拉出走以后就一定好吗”的回应。同时，他也指出了易卜生的不足：只停留在揭露问题上，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11]。

鲁迅和周作人都关注《群鬼》中涉及的亲子关系。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以其来说明父辈的不负责任对子女和社会的影响，应当建立幼者本位道德[16]。周作人则以此来阐发儿童的权利与父母的义务的问题[17]。

除了关注《群鬼》的主旨与启示，也有人关注到《群鬼》中易卜生所使用的技法。熊佛西在《佛西论剧》中谈到了其重结构，尚暗示的特点，是现代新悲剧的先锋。他认为，易卜生受Soribe的Well-made-Play的影响，去了“整齐剧”的死板,继承了它的紧凑，并提到了其“三一律”、心理分析和“倒写法”的运用[18]。同时，他也与同时代的一些知识分子一样，强调《群鬼》是《娜拉》的对照和梅毒、旧思想（也就是“鬼”）的遗传问题。陈西滢则认为《群鬼》标志着他“写真主义”技术的完成和“回顾方法”的结构的成熟[19]。

刘大杰和陈西滢等人将《群鬼》放在文学史中考察。除了关注技法，陈西滢也指出，《群鬼》受了前代的影响，包括《俄狄浦斯王》的技巧、“巧凑剧”“自然主义”的主张等等。刘大杰[20]称《群鬼》是“模范的近代剧”，带有“社会教化运动”的性质。除了讲其前代的继承外，还提到了霍普德曼、苏德曼、萧伯纳、邓南遮等人的创作受了易卜生的影响。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人们对《群鬼》的解读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工具性的解读和看重主旨的阐释。这一时期对《群鬼》的解读大多绕不开对剧情和主旨本身的感发、思考和启示，对《群鬼》的关注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现有的相同的问题。这也意味着，专门针对《群鬼》文本的解读和分析较少，将其放在文学史中进行考察的也较少。这种阐释一般集中在以下几个主题：（1）对“鬼”的理解；（2）遗传问题（医学上和思想上）；（3）亲子关系；（4）从旧思想的危害引申到追求革命的必要性；（5）妇女解放与人的解放。

二是关注《群鬼》中体现出的易卜生的技法与写作思想，希望借此改良中国的新剧，例如对“三一律”和“倒写法”的关注。

三是将其与《娜拉》作为“反题”进行比较，多数对《群鬼》的讨论都从这一点开始，将阿尔文夫人作为未出走的娜拉看待。

三、《群鬼》对近代中国创作者的影响

易卜生作品的译介对近代中国创作者的影响较大，推动了五四时期“问题小说”和“问题戏剧”的兴盛。作为其社会问题剧的代表剧作《群鬼》自然也对近代中国创作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鲁迅的创作就受到了《群鬼》的影响。陈玲玲（2009）指出了涓生和阿尔文夫人这两个角色的相似性：在《伤逝》和日语版《群鬼》中，涓生和阿尔文夫人都称自己是“卑怯者”[21]。

在语言上，鲁迅的《狂人日记》与《群鬼》也有着相似性。狂人“翻开历史一查……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22]，而阿尔文夫人“只要拿起一张报纸,就好像看见字的夹缝儿里有鬼在乱爬”[23]。

曹禺的《雷雨》无疑受到了《群鬼》的影响，尽管曹禺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有意地模仿。秦志希（1983）认为，这两部剧都描写了妇女不幸的命运，暴露了大家庭的黑暗，都以悲剧的形式结尾，都使用了“回顾法”，并称赞《雷雨》艺术上的成功在于其在吸收外国养料的同时，也合理接受了民族戏剧的传统，考虑到了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24]。黄爱华（1992）从主题、人物、结构方面对二者进行了比较，注意到二者有相似的人物关系，都使用了“巧凑剧”的编剧技巧[25]。可以说，易卜生在《群鬼》中传达的思想和使用的技巧在曹禺的《雷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演绎。

熊佛西和张爱玲的创作也受其影响。熊佛西很欣赏《群鬼》这部剧，曾多次撰写相关文章。他的《青春底悲哀》的开头显然是对《群鬼》开头的模仿：丫头景儿一边收拾牌桌,一边劝意中人贾府仆人魏禄不要再赌钱，而魏禄正以花言巧语向景儿索要赌金[26]。李清宇（2018）认为，《群鬼》对张爱玲《茉莉香片》的创作有影响，除去其人物身份经历、主题上的相似，《茉莉香片》中的“在一本破旧的《早潮》杂志封里的空页上”中的《早潮》就是发表了《群鬼》译文的《新潮》杂志[27]。

可以看到，《群鬼》在近现代的文艺工作者中影响较大，这种影响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集中在主题的模仿和演绎，主要关注其所提出的社会问题（比如妇女解放、家庭、封建思想的危害等），在自己的创作中以批判现实和思想启蒙为主要目的。二是借鉴易卜生在《群鬼》中所表现出的艺术技法和人物关系，认同其语言表达简练而有力度，在自己创作时有意无意地使用相似的语言表达。

四、结语

从几位译者的自述来看，其翻译《群鬼》的目的主要集中在思想启蒙、联系现实、女性解放、前代对后代的影响、强调遗传病的危险性上。译者大多受了当时的重社会改造、重意识形态的文学思想的影响。

早期对《群鬼》的批评与接受也受这种文学观念的影响，主要看重思想的启蒙性与批判性，较少有人关注到易卜生的技法，关注者的目的也是改良戏剧。近年以来，学者们对《群鬼》的研究角度逐渐多元化。研究者们借助现代文学理论，倾向于文本比较和对文本的艺术化分析，出现了转向专注艺术和美学意义的易卜生化的倾向。但戏剧工作者根据其“剧作”的本来身份作针对性的艺术分析的研究还是较少，也少有对《群鬼》的译介、批评、影响的线索与特征的系统梳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