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菊花之约》中上田秋成的用字意识＊——以人称代词“吾”与“我”为中心

郭宏福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北京 100020）

一、引言

上田秋成，日本江户时期著名作家、国学者、歌人。代表作《雨月物语》被誉为初期读本的顶峰之作。

《雨月物语》极高的文学价值很大程度得益于秋成“极具特点的和汉混淆文”[1]。中村博保指出，在“文学即表现”的近世，秋成自然深受影响。当时的志怪小说如欲彰显其独创性，只有从文字表现方面着力[2]。而秋成的独特表现，则体现在其在创作中通过大量使用汉字词来对文本施加影响。

关于上田秋成在《雨月物语》中的汉字词使用问题，过往研究如汗牛充栋。日本方面有中村幸彦、中村博保等人最早将其纳入“文体”研究加以考量，探讨了“文体”与作者上田秋成思想上的关联问题。但对于具体的汉字词选用方面则鲜有关注。此后，有山口纪子[3]、藁科胜之[4]等人聚焦《雨月物语》中具体的汉字词使用，分析了秋成独特的用字用词可能给文本所带来的影响。然而在此类研究中，学者们关注的用例较为集中且多有重复。放眼我国关于《雨月物语》中的汉字词的使用问题的研究，目前仅有金灵[5]的《<雨月物語>の漢字表記語について:中国白話小説の影響を探る》对此类问题系统地进行了探究，然而其中并未涉及对作者表现意图的探讨。

综上可得知，《雨月物语》中上田秋成的汉字词使用问题已经为学界所关注，然而《雨月物语》中的汉字词数量浩繁，且涵盖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主要的词类。目前仍有大量被忽视的汉字词值得我们探讨。同时，汉字词的使用背后反映了作者怎样的创作意图？这亦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因此，本文以《雨月物语》中翻案色彩最浓的一篇《菊花之约》为研究对象，希望聚焦《雨月物语》中独特的人称代词的使用，以“吾”与“我”为中心，试图分析潜藏在汉字词选用背后的秋成的用字意识。

（需要提前指出的是，本研究所依据的文本为长岛弘明[6]校注的《雨月物语》（岩波书店、2018年）。

二、《菊花之约》中的“吾”与“我”的用例

《菊花之约》是《雨月物语》第一卷的第二篇。学界一般认为，《菊花之约》取材于中国明代小说《喻世明言》第十六卷《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以下简称《死生交》）。

1.“吾”的用例：

据笔者统计，《菊花之约》中的“吾”共有20处用例。按照句法功能的不同可将它们划分为：在句中做主语（10）、宾语（6）、定语（4）：

（1）做主语

（2）做宾语

（3）做定语

2.“我”的用例：

据笔者统计，《菊花之约》中的“我”仅有2处用例，分别在句中做定语、宾语：

（1）做定语

（2）做宾语

通过对《菊花之约》中第一人称指示代词“吾”与“我”的用例进行罗列，我们不难发现，“吾”与“我”的选用极不均衡。《雨月物语》全文中有“吾”20处，而“我”的用例只有2处。按照功能文体学的观点，不均衡本身就是一种突出的存在，是需要我们去格外重视的。

此外，通过分析可得知，“吾”与“我”都指代第一人称，都可充当定语与宾语。如王力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在同一部书里，特别是在同一篇文章里，甚至在同一个句子里，同时用‘吾’和‘我’……就不能归结于时代不同和作者不同。如果说毫无分别的两个人称代词在一种语言中（口语中）同时存在，并且经常同时出现，那是不能想象的[7]。如果说，第一人称代词“吾”的选用是源自《死生交》，那么值得思考的是，《菊花之约》为什么没有沿袭《死生交》通篇采用固定的第一人称“吾”，而在文中特意安插了2处句法成分相同的“我”的用例呢？

值得注意的是，《菊花之约》中的两处“我”的用例，并未出现在对粉本《死生交》的直接翻改部分，而是出现在作者秋成的独创情节中。功能文体学认为我们在语言使用中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功能，实现其意义潜势。可以判断，文中的“我”的选用发挥着某种独特的效用。那么，“吾”与“我”究竟有何区别？秋成的表现意图究竟是什么？这些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三、“吾”与“我”的特性及用法

关于《菊花之约》中的“吾”与“我”，秋成给二者施加的旁训没有差别，皆为“われ、わが。”因此，除去旁训，我们有必要就汉字词的“我”“吾”所存在的差异进行探讨。

日本权威词典《日本国語大辞典》（第二版）的第十三卷中，关于“われ”的同训异字“我”与“吾”这样记录到：

【我】（ガ）：他の人を意識して自分を呼ぶのに用いる。私自身。自分自身[8]。

【吾】（ゴ）：特に他を意識せず自分を呼ぶのに用いる。私一人。自分[8]。

由上可知，日语中的“吾”与“我”皆为第一人称指示代词，二者意思相近，但存在细微差异，即是否含有“对他人的意识”。

“吾”与“我”是古代汉语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两个词。日本学者铃木直治也认为，在某一时代，作为通用语而使用的某一词汇，是不存在另外一个与他在含义、用法方面完全相同的词汇的。因此可以认为“我”与“吾”之间，一定存在着很大的差别[9]。

关于“吾”与“我”究竟有何差别，各派学者皆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吾”与“我”的差别虽然仍未形成定论，但二者在语义用法上侧重点不一是可以肯定的。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解释道：“‘吾’，各本作称，误。释诂曰：吾，我也，从口，五声，五乎切。‘我’，施身自谓也。不但云自谓，而云施身自谓者，取施于我，古为叠韵。施读施舍之施，谓用己厕于众中，而自称则为我也。施者旗貌也，引申为施舍者，取义于旗流下垂也。”[10]铃木直治认为，段玉裁的注释阐明了“我”的特性，即“不只是单纯地言说自己之事，其间有一种自他意识在内；与“我”相对，“吾”则是单纯地在言说几事。”[9]

元代赵德《四书笺义》中亦说：“殊不知就己而言则曰吾，因人而言则曰我。也就是说，“吾”是只说自己，用以自述；“我”是相对于他人的称法，其中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王艳在论文中承袭了赵德的观点，认为在《论语》中，“吾”是就自己而言，“我”是相对他人而言。她在论文中举了以下用例：

①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

②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

③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论语•颜渊》）

王艳认为，从表达的语义上看，在《论语》中，“我”无论做主语、宾语还是定语，在本句中或前后相邻的几句经常出现与它关联参照的人或事物[11]。无独有偶，“吾”与“我”在语义上存在差别并非一家之言。胡伟等考察了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吾”与“我”之别，指出，“吾”“我”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我”有自我强调的意味；“我”经常与一些表示强调的虚词同用以加重语气表示对自身的强调。而“吾”则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泛对目标的特点，一般多用于自述[12]。论文中胡伟等人列举了如下用例：

①唯我知女，女专利而不厌。（《左传•僖公七年》）

②尔有母遗，繄我独无。（《左传•隐公元年》）

③吾卜战而龟熸。我迎岁，彼背岁。（《说苑•卷十三》）

综上所述，“吾”与“我”在语义方面的确存在细微的差别：“我”是一种较为强烈的指称，在使用“我”时，发话人同时含有一种区别于他人的意识；而“吾”则没有这种与他人区别的意识，可以理解为一种“无意识”的自称。

四、《菊花之约》的“吾”与“我”

1.“我”与表示强调的副词同用，表示对自身的强调

《菊花之约》中共有两处“我”的用例，分别为：

仔细观察这两处用例，我们不难发现，句中“我”的使用都伴随着表示强调的副词。关于“‘我’经常与一些表示强调的虚词同用，以加重语气表示对自身的强调”[12]这一“我”的特性，胡伟等人已经提出。该研究中所罗列的“我”的用例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我”常与“唯”“独”等表示强调的副词连用，以强调“我”的独特性。试看《菊花之约》中的“我”的用例，亦可以发现这些用例伴有“常（つね）”“のみ”等表示强调的副词。

用例①是左门引用的一段母亲对自己的评价。左门、赤穴二人结拜为兄弟之后，面对赤穴想要登门拜访老母的请愿，左门说道：“老母素以我孤单一人为虑”，于是欣然引赤穴归至家中参拜老母。“常（つね）”可以翻译为“常常”，即左门的母亲时常谈及左门的孤独，并非一朝一夕。因此可以看作是主人公左门希望通过第三者视角，即自己母亲的视角，来对自身“孤独”进行一种强调。

用例②是九月九日菊花之约时期已到，苦等兄长一天而不得的左门，在夜晚一人发出了孤独的叹息。“のみ”翻译成中文为“仅仅”，与中文的“唯”“独”含义相同。苦等兄长而不得的左门在漆黑的夜晚倍感孤独。夜已深，街道上再无行人。清冷的月光只落在左门一个人的身上，“我”的选用使得左门的“自我意识”更加明显，此时的左门更加体会到了自己的“孤独”。

反观《菊花之约》中的20处“吾”的用例，则并未呈现“与一些表示强调的虚词同用，以加重语气表示对自身的强调”的用法。

2.“吾”单纯指称自己，“我”有强烈的自他意识

纵观全文的20处“吾”的用例，我们发现“吾”多用于自述，即“就己而言”。而“我”的用例处，秋成笔下的左门极为罕见地出现了两次情绪高峰，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则多了自我强调的意味。

先看用例①。在《菊花之约》中，左门是一位“安于清贫的读书人”。“以书为友”的左门对于外界事物有着自己坚定的判断。在听闻熟人家有身染瘟病的武士时，左门不顾熟人的劝阻而毅然决定前往看视。面对着感激涕零立誓报答自己救治之恩的赤穴，左门的反应可谓是相当沉稳。左门没有其他情绪上的表露，只是安抚着赤穴会一直照顾赤穴直到康复：

所谓瘟疫都有一定的时限，只要过了日期病就会好的。往后我会每天来看你的。（原文：凡疫は日数あり。其ほどを過ぬれば寿命をあやまたず。吾˙日々に詣てつかへまいらすべし）

随着与赤穴的深入交往，双方对与彼此平生所学的仰慕促使着二人最终结交。《菊花之约》中关于二人的交游有如下看描述：

这段时间，左门觉得自己结识到了知己，二人昼夜相谈，赤穴畅谈诸子百家，善于提问理解能力也是超群，关于兵法理论也很有见地。二人意气相投，高兴地结拜为兄弟。

因此，经过了充分的相互了解，愈发发现赤穴“非为凡俗”的左门，在听闻赤穴想要登门拜访，共同赡养老母的请求之后，左门难掩其兴奋之情，因为左门太孤独了。《菊花之约》中的左门平素甘于贫困，以书为友，但通过第三视角，即左门之母如此评价道儿子的生平所学：

我的儿子并无才能，所学的东西也不合时宜，失去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万望您请不要嫌弃，作为兄长多多指教。（原文：吾˙子不才にて、学ぶ所時にあはず、青雲の便りを失なふ。）

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左门在他所生活的社会中是一个“异类”。“以书为友”一方面是左门的主观选择，但也可以理解为是社会对于“左门”的一种限制。因此，“左门所渴求的，是可以互相理解的朋友，来抚慰自己”[13]，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故事的最开始，左门会不顾他人的反对，不在乎自身的安慰而坚持要看视赤穴。熟人口中的“非为凡俗”的赤穴身上，已然寄托了左门对于真正友情的渴望。

义兄赤穴希望与左门归家共奉老母对于左门来说可谓多年的梦想成了现实。因此，在文中，左门少见地出现了情绪高峰。原文中写道：

文章到此，无论是左门还是赤穴，在对话中皆使用“吾”来指代，而陡然出现的指示代词“我”，可以认为相较于此前的行文而言，是不符合常规的说话习惯的。无独有偶，在此前的“吾”的各处用例处，秋成并未对出场人物伴以任何的情绪描写，因此可以认为，关于此处的“我”，是秋成希望通过独特的文字选用来突出一个与平素不同的左门形象。而这种差异出现的原因，则是源于“因收获真正友情后而难掩的喜悦之情”。通过“我”字的选用，秋成希望借此来形成一种久处孤独之人进行自我强调的口吻，从而更好地刻画左门的“反常”。

接着分析用例②。用例②中的第一人称代词较其他用例而言更显独特。无论是全文的20处“吾”，还是用例①中的“我”，皆是通过叙述者的全知视角来向读者呈现文中人物的对话。而用例②中的“我”处，作者将读者的视角与文中左门的视角归结到了一处。用例②的语境如下：左门早早收拾准备妥当，等待兄长赤穴的到来，路上行人纷纷，但迟迟不见赤穴的身影。直至日暮，纷纷的行人亦不见了踪影。转眼间已是星辰漫天，赤穴终究是没有出现。于是便出现了用例②处的描写：

银河星辉灿烂，凄清的月色只照耀着我自己。（原文：銀河影きえぎえに、氷輪のみを照して淋しきに。）

关于此处的描写，大轮靖宏指出：“‘我’即读者。读者在此处亦能感受到一个人身处寂寥之夜的孤独感。”[14]的确，九月九日之期转眼将过，兄长赤穴仍未出现。细读文本可以发现，赤穴启程返回出云国之际，左门近乎偏执地要与赤穴定下确定的日期的行为似乎有些许异样，但异样之下是“左门身上的不安”[13]。而当赤穴并没有及时出现的时候，当初的不安想必再次笼罩了左门的内心。

如果说用例①中的“我”，出现在终于遇到渴望中的友情而带来的狂喜之后，那么用例②“我”的选用，则是在左门内心充满失落跌进谷底之际。极度悲伤的左门一个人在寂静的深夜等待着赤穴，悲伤深到了什么程度呢？那种孤单彷徨的心境下，左门甚至觉得冰冷的月亮只照着自己一个人。可以认为，此处的“我”，包含着左门对自身孤独处境的强调的意味，此时的左门完全沉浸在自我的内心的悲伤世界当中，秋成用一个“我”字，成功地将左门与整个外部世界隔离开来。

而当左门得知赤穴已经遇难，悲痛过后，左门收拾心情决定前往出云国之际，左门的心情再次得到平复。向母亲禀明自己的决定之际，作者在左门处的第一人称代词的选用上，又回归到了“吾”上：

我自幼苦读圣贤之书，至今未能为国尽忠，于家亦未能尽孝，徒生于天地之间。（原文：幼なきより身を翰墨に托るといへども、国に忠義の聞えなく、家に孝信をつくすことあたはず、徒に天地のあひだに生るゝのみ。）

第一人称代词选用上的失衡反映了左门情感上的一种反常态。而当左门的情感再次回归到寻常的状态下时，“我”的用例便彻底地从文本中消失了。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再次回归到了一种常规状态之中。

五、结论

本文以《菊花之约》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吾”与“我”为中心，对出现的有别于粉本的人称代词使用现象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文中仅有的两处“我”的用例并非作者的心血来潮之举，而是作者希望利用“吾”与“我”在语义用法上的差别，来突出主人公左门在遇到渴望的友情时所流露出的强烈情绪。秋成通过巧妙地利用第一人称指示代词“我”所具备自他意识、自身强调的独特语义，使一个“对真正友情怀有极度渴望”的左门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秋成通过巧妙地安排“吾”与“我”在选用上的失衡，来暗示主人公左门的情感失常与情感平复。可以认为，“吾”与“我”的选用，包含着秋成独特的汉字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