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徐 智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江苏扬州 225100)
宗教建筑作为宗教的信仰依托和仪式的举办地,形成了一个宗教文化的封闭场。在这个封闭场内部拥有独立与世俗之外的理念和信条。宗教建筑承载了大部分的宗教文化的同时也跨越了时间维度,将原本不属于现代的文化氛围与场景保存了下来。
许多宗教建筑都在历史长河中湮灭了,有幸保存下来的建筑也受到一定程度上的破坏,有些破坏甚至是毁灭性的,如2018年巴黎圣母院的大火。道教和汉传佛教在中国受众广泛,二者的宗教场所大都建立在人迹罕至、山清水秀之地,此类自然环境中更加能够营造出超脱于世俗的理想世界。南京作为南方佛教发展的重要城市,拥有江南第一寺建初寺,佛教三清之一的栖霞寺和皇家寺庙大报恩寺。整体的佛教文化氛围浓厚,历史积淀深远。但是即便如此,上述三座寺庙如今也只有栖霞寺一寺主体结构得以保存,其余二寺皆只残存遗迹或在旧址上新建了现代建筑,切断了其与原本建筑的联系性。
对于这些已经无法复制与还原的历史性建筑的保护性设计从未停止,由古至今无数组织和匠人都为此付出了努力。而在这些设计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毫无疑问是技术[1]。封建时代,技术革新缓慢,新材料与新技术往往由实践者在实际生产和劳动中经过改良而产生。这使得在进行实际的维护和整修时没有可以预见性的效果,往往只能通过经验来判断。
历史上有过三次的大的灭佛运动。这是造像在这些劫难中或多或少的都遭受到了破坏。在唐、明时期都组织过大范围的修复工作。此时距造像塑成已过去百余年。在这期间佛造像的风格和手法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整体汉化程度进一步深化。面部已有原先的高鼻梁,秀骨清像转变为中国传统意义上更加象征福气的圆润面庞。整体时代风格的变化,熏陶了同时代内的匠人,使他们的工艺与造型符合同时代的主流审美价值。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与古建筑修复保护意识,工匠在还原和修复建筑与雕塑时缺乏理论指导,只能依赖自身的技艺去进行修复和保护工作。有些破损严重的建筑、佛像甚至会有直接在原龛洞内直接重塑。这也是原本统一开凿的佛龛内部出现了多个时代的,不同风格的佛造像的原因之一。此时的宗教建筑的保护还谈不上技术,因为技术还处在单纯的经验总结阶段没有上升到科学高度。技术的异同与高度,取决于掌握这项技术的匠人。匠人技能的熟练度决定了一项修复工作的上下限,其中充满了不稳定的主观性因素。
而时至近代,新材料与技术的理论化达到一定高度,人类开始根据这些技术的特点从宏观角度出发去思考设计如何真实的还原和保护这些古代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但是任何新的材料和新的技术都有其时代性和局限性,并且使用的人也会带有以上两种特性。民国时期,彼时中国正处于战乱时期。现代化的武器来开了热兵器时代的大幕,在这些子弹和枪炮之下,宗教建筑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当时的栖霞寺主持,从保护千佛岩造像的角度出发,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且坚固的材料水泥对这些千百年历史的佛造像进行涂装。主持的本意是透过这一水泥包裹的行为,可以大幅度地避免自然的风吹雨淋的侵蚀。并且鉴于当时的社会治安情况与国际局势的动荡,水泥涂装可以在物理层面上一定程度地保护里面所包裹的内容物。但是这一行为却被其决策者个人的局限性所限制,作为一个刚刚从封建文化中迈入新时代的佛教笃信者,一个没有接触过专业古建筑保护知识的人,一个先进科技和材料的使用者,这三重身份和持有的视域使其无法预见到在涂装之后所产生的一系列无法挽回的结果。其后果是,水泥对佛造像所造成的破坏性远远大于它带来的保护性。
如今,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类在建造新的建筑或者雕塑时会现在电子计算机中进行整体的模型的建立。根据这些严谨且细致的模型以及对应的图纸进行施工和建造。让整个建造过程更加科学化,将工作所带来的主观影响降至较低水平。除去在物理世界中对宗教建筑的物质本体进行修复和保护工作外。技术人员会通过数字建模,激光扫描等方式在数字世界纪录和还原出它们的造型细节和特征。凭借着数字技术的特殊性,数据化设计技术可以将相关设计定义构建成数据模型。这些数据模型不会受到物质世界的侵蚀,并可以多地存储且随时调用。在2018年时,同为宗教建筑的法国巴黎圣母院突遭大火,整个教堂的主题部分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火灾影响。主教堂的天花与墙壁等木质结构受到了不可修复的损伤。灾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重建巴黎圣母院,但对于这样一座古老的建筑想要复原绝非易事。所幸,相较于其他的古建筑而言巴黎圣母院所在的这个时代已有了完善的数字档案。美国瓦萨学院艺术部的终身教授安德鲁.塔隆先生于2015年通过激光扫描技术对巴黎圣母院进行了全面的数字化建档建模。通过这多达数十亿的数据点可以对已经毁坏的圣母院做到尽可能的还原。通过数字技术可以使这些人类文明的瑰宝在认知意义上得到“永生”,独立于物质范畴以外进行传承与延续。
技术对于宗教建筑的保护是随着技术的发展为不断进步与完善的,不同时代针对宗教建筑的保护任务与时代要求皆是不同。设计者从单纯的维护建筑与造像的完整性到维持造像的时代特征与精神寄托和文化审美要求再到物理和意识上的统一,技术的变迁与进步贯彻其中甚至是技术决定了其所属时代的保护和发展的要求。
宗教类建筑作为其所属文化的封闭场,在与其同时代的建筑与文化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中国人崇尚香火,无论是本土的道教抑或是舶来的佛教,都以香火的旺盛来判定一所寺庙是否灵验或是兴盛。而香火这一概念无论是在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念中或是神佛的祭祀供奉里都起到了一个链接和沟通的作用。家里的后辈晚生在祠堂里向先人敬香,缈缈轻烟传递了对逝去之人思念的同时也显示出家族血脉还在延续,香火越是旺盛人丁越是兴旺。这香火无形中将过去之人,现在之人与未来之人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了传统中国家族伦理观念。而在寺庙与道观中,香火也显得格外重要。与私密的宗族祠堂不同的是,寺庙作为一个公共场合拥有共享性、社会性和仪式性。除了判断这间寺庙是否兴盛外,香火还是一所寺庙的收入来源。
作为整个社会体系中的一环,宗教也无法完全从经济体系中独立而出。无论是从寺庙的建造,佛像的雕刻以及僧人日常的生活起居,都避免不了通过金钱来维系。这也是宗教作为消费者角色而存在的一方,更多的时候宗教场所是作为被消费的角色而存在。人们通过对具体的寺庙供奉香火和集体捐赠的方式来满足个体的精神需要。这一行为完成了通过交易的方式而产生的财产的转移,此时的寺庙拥有一对多的属性,可以满足多人的精神需求并长期存在。这种作为消费场所而存在的寺庙为其世俗化的身份添加了一个标签。因宗教在社会中地位特殊且影响范围广大深远,并具有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历朝历代均对于宗教的支持和把控的力度大。在经济上也会给予一定的特殊照拂,宋朝时期推出过三教供养钱,
其存在如今的纪念币类似,在以宗教为主题的创作上添加了金融意义。在今天的大小景区都可以见到类似的定制铜、银币的柜台。但与纪念钱相比,明显的不同还在于它可依钱的大小与市场上流通的铜钱兼行。这一系列的独立的金融货币与金融流通方式使得宗教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权重也大大增加,使宗教类消费成为社会经济的活化剂。
即便是现代社会中,寺庙的这一消费标签依旧存在。南京的三所知名寺庙栖霞寺、牛首山和报恩寺都结合现代设计,推出了自家的文创产品。利用设计重新塑造了其外在形象,使得年轻群体更加容易,更加愿意去了解和接受相关的宗教文化。也从原本仅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向着更加多元化,系统化的产品矩阵发展。
现代人即便是在接受了很高程度的教育后,依然会出于不同的原因选择前往寺庙进行参拜。这些参拜不再是满足某些诉求,而是去追寻一种沉浸式的体验服务。
现在关于宗教,我相信很多人的刻板印象就是封建甚至是迷信。如今中国在迈入了现代社会后,对于类似宗教的管理与宗教建筑功能的重新再设计。成了中国现代设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多人认为1914年五四运动后。中国就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也有更多的人认为,只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才正式的迈入了现当代社会。在民国时期,栖霞寺的住持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使用新材料去保护我们的宗教建筑及其造像。尽管最后的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没有按照预料中的那样去很好的保护我们的佛教照相反而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但是这一系列的保护行为,与运用新材料的保护手段是与过去封建时代中匠人修复和重塑宗教建筑及其造像的拥有本质上的差别。
进入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内,中国的设计产生了巨大的变革。李立新教授在当代设计全集中提到,这场设计变革在世界公认的现代性视角去看这就是现代设计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中国设计的全面向“现代化”转型。并企图建立起具有中国价值观又普适的现代化设计体系。[2]现代化的社会中以往存在的宗教价值及其历史文化内涵,在现今的设计观念中需要寻求新的突破,这也是现代设计中所去追求的价值的转型。封建时期,宗教服务于统治阶级,稳定百姓的统治意义,在现代社会中,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变得无足轻重。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宗教文化背后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为专家、学者去更好地研究人类的历史提供可靠的研究资料;为普通民众提供优良的休闲场所;为信徒提供参拜朝圣之地。这一切都是宗教建筑及其场所在现代社会中的社会价值,为现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促进。
佛教向来是擅长融合、进步与包容的宗教,从东汉年间传入至中国以来。佛教经历了由外来宗教向本土宗教的转变,如今已经成了中国的代表宗教。并且汉传佛教的产生使佛教真正意义上成了中国的本土宗教。中国也成了世界上信奉佛教人数最多的国家。如今,这种擅长进步与融合的宗教在新的时代依旧发挥了他这种擅长学习的优点。
日本僧人赤坂阳月将现代电子音乐与佛教经典相结合产生了与之前完全不一样的诵读方式。这种古典与现代的结合,拥有着无法比拟的沉浸感。经文诵读的靡靡之音,在电子鼓点的烘托下比单纯的经文诵读更加具有感染力。一些年轻的佛教笃信者,也认为这一举措有利于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
不仅是佛教宣传手段与表演方式的转型,宗教场所本身在现代社会中也提供了与以往其仅提供本身宗教文化沉浸场所以外的功能,例如大型的商业表演,节假日的庙会等。这些原本在其文化意义上不应该出现在佛门清净之地的带有强烈世俗意味的大型集会也慢慢地将举办地选在了这些有名的寺院设计这些聚会的策划,在为这些宗教建筑之地带来外来商业文化的同时也会将其本地的宗教文化融入活动其中。二者相互影响,相互结合在当前社会下诞生了新的商业模式。至此,佛教文化的价值,在现代产生了新的转变。
无论这些建筑和场所怎样去改变,他们最终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生活与社会和谐。以上等等种种方式的变化,仅仅是他们向新先进经验学习的结果。有了宗教文化这一深厚的设计底蕴。其场所才能够依托这一文化来进行延伸,最终展现设计现代化的理性精神。[3]
在现代社会中,对于宗教的管理和相关扶持让原本许多已经消失、衰落和人迹罕至的寺庙得以重建和修葺。更加现代的建筑风格与现代的管理方式,使它们可以做到自由发展,独立运营。
目前社会上关于宗教的产业和景点大致的分为两类。一些寺庙因为历史原因中断了香火,蜕变成单纯的旅游风景区和某某遗址公园。在这些寺庙中,所有的工作人员不再是出家人,身上也不会有神职人员的责任。他们所需要做的和市场经济体制内的普通工作人员一致。只有在市场中能够自负盈亏,做到正向发展才能够实现持续运营。相反的是一些寺庙没有中断香火的寺庙,依旧保留了祭祀与宗教文化传播的功能。
在以宗教大背景与文化内核的前提下,如何做到以当前遗迹等历史残存遗址来建立与管理现代化的寺庙等宗教建筑,是需要当今设计者去思考和把握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保留香火于中断香火的寺庙和景区的选择是截然不同的。以大报恩寺为例,如今的大报恩寺早已不再是作为皇家寺庙而存在。原先寺庙中所残存的一些遗址、地基、文物和文化遗留,不足以还原出原本恢宏的寺庙规模。所以现在的大报恩寺在政府为主导多种类型共同投资与管理下,脱胎为现今的大报恩寺遗址公园,人们在其原址上新建了一座新型轻质玻璃塔。为宗教建筑在现代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全新的思路。如今的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在没有供奉香火的前提下,拥有更加多元的、更加贴近社会的商业化活动。其本质上是基于佛教历史文化背景的,普适性的人民公园。
而坐落在市区中心的鸡鸣寺,则与大报恩寺遗址公园截然不同。并且整个进寺游览的过程都是以朝拜供奉香火为主要线索,保留了完整的佛教参拜文化。无论两种类型的宗教建筑在现代的社会中做出了怎样的探索与尝试。他们都是立足于宗教文化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所发展出的需求不同。而是设计出不同类型的场所功能。只有探索出新的社会中的新的价值,满足了新的需求。这样才能保持这数千年以来的宗教文化可以在今天得到发展与传播。如此一来,原本破败残存的遗址,才能够唤起人们的重视与保护,而不是因为其破败才得到保护。
回溯过去社会宗教建筑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迈入新时代后,原本固守的封建宗教观念与当代的社会文化之间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在这冲突之中,落后者不免要像我们先进者进行学习。而现代的设计观念缺乏深厚的文化价值积淀,不免要像我们的传统进行深入的学习,守旧的宗教文化思想借助新时代的设计观念得以突破。古代设计以道为本,规定了设计的政治教化,修身养性和宗教感化。现代设计以利为靶,缺乏了在生活上与精神上的追求。如今,“道”与“利”相平衡,正在对以往的价值失范做出调整,保障了宗教建筑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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