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乡土文学中农村女性困境研究

瞿 靖

（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湖南常德 415000）

21世纪以来，乡土文学的创作十分繁荣。它是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的变种。随着打工浪潮的出现，城乡迁移更加频繁，乡下人进城成为焦点。由于城市优厚的物质条件，导致乡下人虽然非常努力想要扎根城市，但是始终处于边缘的他者地位，生活和精神层面都面临着困境；而且对于留守农村的乡下人而言，也同样面临着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困境。由于农村女性作为特殊的文化符号，有着地域和性别的双重身份，这种城乡困境在她们身上表现尤为突出。究竟是去是留，这些女性应该做怎样的抉择？乡土文学又将如何发展？作家也在试图为之寻找出路。

一、进城农村女性与城市主体的矛盾

城乡关系在不同时期的乡土文学中，随着时代发展，也在发生着变迁。现代乡土文学中，城市只是作为背景和参照物而存在，往往与乡土世界呈现对立的关系，沈从文坚定以“乡下人”自称可窥见一二。20世纪80年代以后，城乡互动加强，城乡地位也逐渐趋于不平衡。城市开始成为文明、先进的文化隐喻，农村人开始向往能够扎根城市。21世纪以来，以打工文学为主体的乡土文学更是屡见不鲜地思考着城乡关系下的人的存在。在这些文本中，城市依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让农村女性心生向往，渴望扎根城市，但是由于地域和性别的差异性，这些女性面临着生活与精神的双重困境。

进城的农村女性往往作为城市的他者而存在。“外地人”“外来工”等这些常见的词最明显地指示了一个外来者的身份。由于性别和地域的双重身份，加之知识水平和职业技能低下，农村女性进入城市只能游走在城市的边缘之地。纵观她们的职业，基本上属于服务业：酒店服务人员、住家保姆以及工地劳动者……即使与城市格格不入，但是她们的共同目标是将城市视为人生最理想的境地。孙惠芬《舞者》中的主人公“我”庆幸农村放映员不娶“我”，因为“我”要嫁到城市里去。王安忆《富萍》里的富萍，历经艰难险阻最终扎根上海。

这些女性只身来到城市，身处底层，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十分糟糕。她们工作十分艰辛，要么出卖体力；要么面对客人的挑剔委屈接受；要么忍受着老板的无理压榨。周大新《湖光山色》主人公暖暖在北京从事清洁家政工作，一个月工资五百多，和姐妹们挤在一起，中午吃一块五的盒饭。盛可以的《北妹》钱小红进了玩具厂，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八点，八个人一间房。《穿过忧伤的花季》向华萍初中辍学，和父母一家人挤在狭窄的建筑工棚中，卫生间和浴室都是公共空间，没有女性私人空间。

对于这些进城的农村女性而言，更悲惨的是面临精神困境。斯皮瓦克在《底层人能说话吗？》中，尖锐剖析了第三世界女性受到白人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双重话语霸权的压制，二者都会导致女性失语，“在父权制与帝国主义之间、主体建构与客体形成之间，妇女的形象消失了。”[1]借用斯皮瓦克的女性批判理论，可以从城/乡、男性/女性两个角度来解读双重精神困境。

第一重精神困境指的是这些女性作为农村人，并没有得到城市主体的身份认同，始终作为他者而存在，在城/乡冲突中便产生了焦虑和危机感。这些进城的农村女性热爱城市，但是她们并没有掌握城市话语权，依然游走在城市边缘，不能得到城市的认同。社会学中认为“社会群体有一致的群体意识和规范。群体成员在交往过程中,通过心理与行为的相互影响或学习,会产生或遵守一些共同的观念、信仰、价值和态度。”[2]城市作为权利的一方，也会无形中规训这些女性。为了获得社会身份认同，进城的农村女性首要任务就是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让自己同城市人趋于一致。《湖光山色》中的暖暖在北京学会穿衣打扮，渴望嫁给城市青年。孙惠芬《吉宽的马车》中的许妹娜嫁入城市后，一改农村中进屋不脱鞋的习惯，嫌弃吉宽的不文明行为。《明惠的圣诞》中明惠进入城市后将自己更名为圆圆，也寓意着放弃与农村的关系，选择融入城市。而王安忆《富萍》中的保姆奶奶更是城乡结合的产物：脸色是黄白，既不属于城里人的白，又不属于农村人的黑，口音夹杂着变味的家乡话和上海话，并且奶奶心气很高，认为只有淮海路当属上海城市中心，所以她只在淮海路人家里当保姆。

第二重精神困境是从男女性别出发，她们作为女性，面对城市的男性群体，依然是他者的存在。这意味着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与冲突。进城的农村女性想要扎根城市，比男性更加困难。波伏娃《第二性》里曾提到“女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3]《吉宽的马车》中许妹娜用无爱的婚姻交换了城市身份；《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李平与酒店老板相爱，但是最终遭到抛弃。

二、留守农村女性与农村社会的冲突

很多乡土文学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进城务工的女性形象，但是随着打工浪潮的出现，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村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以及家庭伦理道德都无一避免地受到冲击，农村社会发生了转型。那么对于留守女性而言，在转型的过程中自然也会受到影响，同样面临着生活与精神的双重危机。

农村留守女性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城市退守农村的女性。例如《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李平，她在城市中受过情伤，最终选择了老实巴交的进城务工者成子。原本以为逃离了城市，逃离了伤痛，但是在农村，李平依旧是一个受害者。另一类原本就是本土居民，包括留守儿童与留守成年女性。

留守女性的第一重困境是作为女性，在农村，依然会遭受到很多束缚。相比男性，农村对女性更为苛刻。《北妹》中钱小红由于身体丰满，在农村饱受非议。何庆邦《家园何处》中19岁的停之所以外出打工，主要是因为三哥出事，三嫂认为是主人公停的到来导致灾难，所以对她态度言语不好，被迫离开家乡。

在农村，留守女性除了面对性别所带来的困扰以外，还要面对沉重艰辛的生活困境。城市相比农村，在经济、教育、医疗等各方面都占据着巨大的优势，这导致很多农村青壮年纷纷去城市寻找出路。孙惠芬笔下的歇马山庄几乎所有的男性都选择外出务工，只有年末才会短暂回乡。男劳动力的缺失，使得留守女性除了一年到头在田间地头干着沉重的农活，还要承担照顾一家老小的重担。《歌者》中的母亲坐月子还要照顾小孩。《下山去充电》这部小说更是毫无保留地展现了留守女性的生活困境，主人公桃花既要拉车套马，又要背石头砌猪圈，还要照顾一家老小。

除去沉重的生活困境，留守女性还会面临家庭代际关系所带来的冲突与压抑感。随着城镇化发展，过去的传统家庭人际关系也在慢慢发生着变化，最为明显的便是婆媳关系。乡土中国里的婆婆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发展，这种关系出现了逆转，为了争夺话语权，双方自然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孙惠芬作品《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潘桃与婆婆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二人矛盾焦点就是采用何种结婚方式。这背后折射着农村生活方式的转变。婆婆想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农村喜宴，但是潘桃向往城市的旅行结婚，最终以婆婆失败告终，但是婆媳矛盾的星火就此埋下。反观选择逃离城市的李平，以为退守农村就能找到幸福的乐园，可是事与愿违，姑婆对李平提出了诸多苛刻的要求，以至于最后由于谣言，李平遭受丈夫的毒打，这一切都在印证着留守女性的悲剧命运。

留守女性的精神困境，还体现在她们的情感的诉求。丈夫的缺失无疑给农村家庭增加了家庭危机，也折射出农村留守女性的情感危机。由于丈夫一年外出打工，留守女性一方面担心丈夫安全与健康，另一方面又要担心聚少离多，加之婆媳关系紧张，受了委屈无人倾诉，心理压力无疑增大，由此产生了无法填满的孤寂之感。《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潘桃和李平之所以能成为知己，关键点就在于二人的丈夫外出打工，婚后的寂寞无处排遣，最终发现了彼此。《吉宽的马车》中以二嫂子为代表的农村留守女性经常会逗弄嬉笑村里唯一的男性青年——吉宽，这些举动皆可窥探到留守女性的孤独寂寞之浓。《下山去充电》浓墨重彩地描写了留守女性的细微的心理世界。当家里老人孩子生病，盗贼偷东西时，桃花便没有了主心骨，更重要的是为了能和丈夫打一通电话，获取一点情感慰藉，还必须得拿着手机去镇上充电，当她弄丢了别人的手机时，那种彷徨、焦虑和痛苦的心理刻画得非常成功。

新世纪乡土文学大多讲述着已婚的成年留守女性的故事，但是在为数不多的文本中，依然还涉及了一些留守儿童的生命情感经历。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4]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902万人。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动机理论》中认为人有归属和爱的需求，由于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离，缺少安全感，《穿过忧伤的雨季》女主人公陈星儿和奶奶留守在家，相依为命，为了上课不迟到，买了一辆自行车，可是当视为生命的自行车丢失后，陈星儿显得孤独无助，同学陈军给处于人生黑暗中的星儿带来些许温暖，二人惺惺相惜，然而这种无比珍贵的友谊却被村里的闲言碎语所击碎，朋友的离开，星儿更加孤独无依。而好朋友向华萍也是留守儿童，家庭亲情缺失，导致她只能借助异性的情爱，来弥补缺失的家庭之爱，最后的命运便是被强制辍学去城市打工。

三、路在何方——关于新世纪乡土文学及农村女性命运的思考

新世纪乡土文学中，随着更多人关注到这些进城务工者的生活和精神困境，国家从经济、政治、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发力，使得进城务工者的生活以及精神困境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面对扎根城市的农村女性悲惨遭遇，作家表达了他们的关爱与思考。作家鼓励进城女青年脚踏实地地奋斗与生活，时刻保有一颗纯善之心。王安忆《富萍》中的女主人公富萍虽然是保姆，但是凭借自己的诚实劳动最终收获了爱情和家庭，在上海扎下根。同时这些作家也在告诫进入城市的女性不能堕落，需要提升自己，自强不息。盛可以《北妹》中的钱小红和李思江兜兜转转，辗转无数个城市和工厂，遭遇过男性的情感背叛，最终决定提升自身价值，打算读自考，而她们的同事吴樱则参加了电脑培训，还学习了企业管理。

但是在振兴乡村的时代背景下，对于留守农村的女性而言，应该如何抉择呢？周大新《湖光山色》主人公暖暖的经历可为农村女性寻找到出路提供一些借鉴方法。暖暖作为返乡者，在机缘巧合下，她发现了楚长城，还接待了北京高校的专家，最后暖暖结合当地的生态和旅游资源，开始了创业之路：接待研究者和游客，开民宿，当导游，搞旅游，开游船，办采摘园，大兴度假村，进行舞台戏剧表演等等。当然周大新还对农村的道德和人性进行了一定思考，暖暖和丈夫面对利益，二者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暖暖坚守了道德与人性。这些都是作家对农村留守女性如何进行命运抉择的思考，也是对如何振兴乡村的一些思考。

当然，如何解决留守女性的精神困境，可以借鉴《拯救文化站》这部小说里的做法：米乡文化站老陈办了图书馆，馆藏了很多科技相关的书籍，文化站还会组织放电影等娱乐活动，其中农村女性王银花还进行剪纸活动。这些措施都可以增加农村生活的丰富性和娱乐性，为农村留守女性提供有营养的精神食粮。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大力促进农村经济建设，吸引农村劳动力返乡创业或就业，这样既能解决家庭生计问题，又能解决留守问题。

然而除了关注农村女性的去留出路问题，还需要新世纪乡土文学的出路问题。乡土文学关注现实，关注农民工等群体，具有人道主义价值与意义，但是由于质量良莠不齐，在某些方面也为人所诟病。以下将是浅略的建议：

1.文本内容需要更加多元化。新世纪乡土文学最主要的是关注城乡关系下的人的存在。作家对于城乡二者的关系不能简单处理，应该跳脱出简单刻板的二元对立下的城乡冲突樊笼，变为多元化的城乡一体化书写。主题也应该多元化，不仅要关注农村的转型与发展，更要关注农村的道德价值建构。

2.构建农村女性主体性。乡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不能仅仅停留在初期的扁平人物阶段，而应该具有立体性和丰富性，更能体现女性主体性，要展现这些女性鲜活的生命力，挖掘生命本体的本质，构建主体性。

3.叙事手法多样化。传统的乡土文学叙事偏重现实主义手法，虽然很契合现实社会，但是很容易造成审美疲劳，可以多借鉴其他的艺术手法。改变陈旧老套的情节叙述，打破单纯第三人称或者第一人称讲述，多种叙事方式相结合，突破时空限制，虚构与非虚构交融，跨学科跨文体交互式写作。

结语

在振兴乡村时代语境下，关注农村，关注城乡一体化发展，关注农村女性抉择和命运都是文学应该思考的命题。虽然新世纪乡土文学在有关城乡的书写中，更多是罗列和陈述农村女性困境，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它的现实价值和社会意义。至于这些女性要走向何方，怎么走，乡土文学又将如何发展，还需要进一步思考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