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与历史：《晋察冀画报》的视觉修辞实践

孟 立

（西南大学,重庆 400000）

《晋察冀画报》是抗日战争时期由晋察冀画报社出版刊印的一份综合性画报。它诞生于1942年我国抗日战场的大后方——晋察冀边区，主要通过新闻摄影作品来宣传边区抗战事业，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第一份新闻摄影画报，“画”和“报”结合，兼顾生动性和新闻时效性。从1942年7月到1947年12月，总计出版13期。1948年，该画报与原晋冀鲁豫军区的《人民画报》合并。在其出版的六年的时间中，《晋察冀画报》不仅在国内影响范围广泛，也先后传到了美国、英国、苏联等二十多个国家。该画报以新闻图片为主，其著名摄影作品类型丰富，有前方战场、后方援助、根据地人民日常生活图景等，著名作品有《白求恩大夫抢救伤员》《地道战》《狼牙山五壮士》等。《晋察冀画报》是中共抗日根据地创办最早、规模最大、报道最全面的摄影画报，用摄影全面记录了我国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图景，是我党抗日根据地抗战的视觉孤本。

该画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刊载了很多珍贵的作品，虽然出版时期不长，但其新闻作品和摄影照片具有永久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从记录历史的角度来看，该画报采用文字和纪实摄影相结合的方式，文字精练，画面生动纪实，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从社会价值角度来看，该画报反映了边区的时事，在特殊的抗战时期对人物和事件场景的刻画，是边区民众生产生活的真实反馈和写照。在情感价值层面起到了宣传全民团结，齐心协力，倡导根据地人民群众共同抵御日寇的动员作用。同时，政权的合法性传达也是画报进行动员的有效手段。一方面，根据地建立了规范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教育、文化、社会生产、经济等事业也在发展壮大，根据地的稳固发展向民众传达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和愿景。

有关《晋察冀画报》的研究，主要涉及史学、艺术学等方面，从摄影史、历史作用、美学价值、画报编年史、文献整理等角度，描述或整理该画报的摄影作品、探析画报的创办过程、传播路径、美术作品的价值、摄影机构、人才培养、画报文本内容等等，或是从单个人物传记出发，研究新闻史视角下的摄影记者，如沙飞等。上述研究主要遵循了经验性材料的分析过程，注重从事实经验材料等史料的挖掘。近年来，陆续出现了一些崭新视角和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路径，如从新闻社会史角度探析画报作为一种新闻载体的社会价值、图像的情感动员和社会动员效果研究以及话语和修辞角度方面的探索创新。但某些研究多从社会史、图像史研究角度进行创新，缺少视觉修辞学的视角。

实际上，在抗战大背景下，有关图像的文本呈现形式多样，搭载载体种类繁多，如报纸、杂志、绘本、广告等。在该时期，图像更多是作为文字的补充叙事，通过图文之间相对特殊的 “互文叙事”，图绘着抗战进程和历史走向。本研究采取的时间跨度为1942年至1945年，从画报质量、内容等方面来看，精华集中于前十期，因此选用前十期《晋察冀画报》为研究对象，由浅入深，从视觉修辞角度，探讨《晋察冀画报》中新闻摄影作品和照片如何以图像的方式作用于读者，进行政治宣传，并达到战争动员的劝服效果。通过由表及里地分析画报中的图像作品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置入抗战的总体历史语境，分析中共如何利用摄影作品和图像传播的优势，搭配文字进行社会动员。

一、有关“视觉修辞”的文献回顾

视觉修辞的研究问题是分析图像本体对受众解读者产生的影响，重点在于以何种修辞方式产生影响。核心探讨“视觉话语建构的劝说意义与修辞策略”。中国传统的修辞学强调语言表达的形式与美学，画作等视觉修辞的作用在于修身养性，陶冶情操。西方的古典修辞学认为，修辞是一种手段，修辞的本体有语言、图像、文字、表情、动作等等，目的是达到劝服的效果。这从微观层面解析了图像的符号文本的要素构成，组合逻辑。随着视觉文化的兴起，语言学家和文化研究学家也在逐步将图像符号的修辞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内，这意味着开始关注图像符号的劝服作用，即所指意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修辞学的发展，扩宽了修辞研究对象的范围，图像等视觉符号的丰富含义逐渐受到关注。图像本体的符号元素构成以及创作者的意义所指，受众解读者的不同解读都是视觉修辞关注的几大层面，这些思考也在推动着视觉修辞学的兴起和发展。

有关视觉修辞的探讨，近年来开始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陈汝东教授从三个层面分析了研究对象即文本的类型，他将视觉修辞的研究划分为语言视觉修辞、图像视觉修辞以及综合视觉修辞三个方面。刘涛教授从修辞观的研究脉络出发，指出所谓视觉修辞，强调以视觉化的媒介文本、空间文本、事件文本为主体修辞对象，通过对视觉文本的策略性使用，以及视觉话语的策略性建构与生产，达到劝服、对话与沟通功能的一种实践与方法。他是国内系统研究视觉修辞的青年学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对视觉修辞的定义将采用刘涛教授的定义。以此提出了视觉修辞的“五大问题域”:修辞策略问题、修辞效果问题、修辞传播问题、修辞语言问题和修辞批评问题。

本文尝试在抗战的总体历史语境中，以《晋察冀画报》视觉图像文本为研究对象，立足于视觉修辞的研究视角，分析该画报图像文本的本体问题和核心问题，开展修辞策略分析（修辞手法运用）、修辞传播分析（传播语境）与修辞效果分析（传播影响），从视觉角度，探析以《晋察冀画报》为代表的抗战画报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战争宣传和社会动员作用建构。

二、图像符号与抗战行动意指

在《晋察冀画报》呈现的视觉图景中，分析的起点是画报中图像的数量、分类、符号元素、主题内容等等。

（一）图像文本与主题

将《晋察冀画报》的十三期图像进行整理归纳，共有新闻摄影作品近900幅。1946年报社经历了机构调整和工作中心转移，加之《八路军和老百姓》《晋察冀画刊》等丛刊的增设，《晋察冀画报》第十一期到十三期的摄影作品减少，故该画报的精华主要体现在前十期，共计805幅摄影图像作品。内容涵盖：各地战斗情况、战士军旅生活、军民关系、根据地生产文化教育等事业建设、外宾来访、国际医生白求恩等内容。

按照报道元素划分，该画报分为人物图像和场景图像两大类。人物图像主要以八路军、妇女、儿童、医生等形象为主，其中有关军人角色的图片占比最大，共计600张，占到所有图像的78%。场景图像主要以前方战场和后方根据地建设为主。前方战场的残墙、荒芜土地与后方根据地的农业劳作、乡村生活、演讲、投票等日常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

按照图片主题划分，该画报的图像主题主要有战争、民主、生活三类。创刊之初，画报内容分为三大专栏：新闻摄影、美术、文艺。在新闻摄影一栏，二次栏目有抗战、战士生活剪影、军民关系、民主、边区生产、文化教育医疗事业等。美术和文艺栏目刊载漫画、美术作品、木刻作品等。在图片基础上，辅以文字说明和专题报道，既有新闻性，又突显艺术性。画报排版朴实清晰，印刷精良。

（二）抗战行动与隐喻意指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指出，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体。符号本体元素即符号的能指意义，符号本体的象征即符号的所指意义。德国社会学家罗兰·巴特指出，图像有直接意指（对应符号本体元素）、含蓄意指（对应符号所指意义，与社会文化相关）以及语言学讯息。《晋察冀画报》的军人、妇女、儿童、医生、农民、服装、动作、山脉、农具、土地等都可以看作是符号的本体元素，既有直接意指含义，也隐含着含蓄意指的隐喻信息，

《晋察冀画报》中对人物的刻画呈现最能体现其隐喻意指。有关八路军和红军的图像中，包含服装、装备、背包、队列等元素。一顶军帽、厚实军衣、整齐背包、扎紧的皮带和小腿绑紧的白布，构成了单个军人的符号系统，整齐划一的队列，笔直的腰杆，精神的面容构成了整个队伍的符号系统。在这些图像中，远景和中景占据绝大部分，利用镜头语言，将军人与场景结合在一起，象征着保家卫国、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画报中对妇女儿童等符号元素的运用，不同于以往将其归纳为弱势群体，而是刻画了战争时期的独立自主的女性新形象。如“1942年第一期边区妇女积极参加投票竞选”的照片中，女性的穿着更加干练，留着短发，激情演讲动员着大家。

《晋察冀画报》在景别的塑造中，也借用了一些中国本土的符号元素，如长城和传统土地耕种场景。连绵的群山和长城是一种视觉符号和象征，长城是我国的民族特色，长城作为图景，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保卫家园、顽强不屈的精神隐喻。有关土地耕种的图像，涵盖农具、水牛、农作物、军民合力等符号元素，体现了根据地平安、幸福、奋斗的图景。通过长城和耕种的隐喻，将家国、家园较为抽象的概念转为具体可感的象征物，进而起到鼓舞士气、激发斗志、抗战必胜的情感认同。

由此可见，人物、景观等符号元素无疑是一个个被激活、挪用并再造的隐喻符号，背后代表家国情怀，团结一致的隐喻意义，通过隐喻、转喻、象征等视觉修辞策略，完成对战争必胜的意义接合，从而完成唤起民众产生坚定不移、同仇敌忾的抗战情绪与心理共鸣。

三、图像传播的突破：敌后抗战区与视觉外宣

图像提供了一种真实、直观的视觉体验，图像也只有在广泛传播中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晋察冀画报》的出版传播兼顾了对内对外两种传播思路，完成了落后的中国农村和国际两个场域的影响力扩张。

（一）图像突破与传播语境

技术的发展催生了视觉文化的兴起。摄影技术的发展、摄影机构组织的建立为画报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源源不断地视觉文本产出。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新闻摄影科的成立。同年，晋察冀铜版成功试制，这为画报出版提供了技术支持。画报出版后，其对抗日战争的客观详细纪实在晋察冀根据地引起了强烈反响。鉴于其新闻照片的强烈视觉冲击感，可以说是敌后根据地群众的一次“视觉现代性启蒙”。

在考察《晋察冀画报》出版发行的地区来看，抗战时期的中国农村的知识教育启蒙未开，农村的传播环境大多为传统的口口相传的人际传播时期。从传播语境来看，在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中，图像本身生动、直观的特点，符合根据地民众的阅读习惯和理解接受，有利于图像意指行动的合意表达。如“1946年民众送军粮”的照片，马、粮食、运送队伍等元素组合在一起，以简单清晰的照片传达了民众运粮、支援前线、全民抗战的信息。照片的时空定格，不仅将事件清晰描述，也为根据地民众传递了万众一心的情感表达。《晋察冀画报》的视觉符号主要有人物、装备、物品、生活场景、人物动作等，系列符号的规范化表达，在诉求鲜明的视觉框架辅助下，彰显了抗战时期画报的表达思路：通过系统规模的符号表达，达成情感联结，完成社会动员。

（二）交流互动与视觉外宣

考察《晋察冀画报》的视觉修辞效果，也应关注其视觉实践的影响范围。1942年晋察冀画报社成立后，在其创刊号的图像文字说明中就采用了中英两种语言。在此后的摄影图像作品中，有关外交、友人来访等作品也陆续刊登，其中也不乏国际医生白求恩的等图片式专题报道。

《晋察冀画报》在刊印之初就将国际元素考虑在内。在其创刊号以及后续的文章中，拥有中英双语的文字标注，在摄影作品中，也不乏对国际友人援华的作品呈现。在“1941年白求恩博士”的图像专题报道中，以中文为主，英文做标注，专题式的报道了白求恩医生救助患者、医疗援建等事情，赞扬了白求恩博士为边区的医疗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体现了无私奉献的国际精神。此外，在海外发行方面，报社与海外通讯社通过互相发稿的合作形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于海外沟通中，利用图像这一媒介将抗战立场、根据地生活图景和全民团结、保家卫国等情感立场展现于世界，不仅是一次以画报为主体的对外媒介实践，同时也起到了凝聚海内外共识的作用，使之成为战争动员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结语与反思

对《晋察冀画报》视觉修辞实践的考察，不仅要关注具体的图像的文本分析，也应从图像文本生产的维度，将画报图像置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分析探讨。《晋察冀画报》诞生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出版对象以根据地民众为主，在其抗日救亡的历史使命下，自然带有强烈的社会动员作用。在民众对新闻摄影图像的启发性认知作用下，画报通过图像的符号和意指完成了广泛的舆论动员。

本文引入了视觉修辞学的视角，从修辞策略分析、修辞传播分析与修辞效果分析三个角度分析了画报中人物、景别等符号元素的构成和象征性指意，并拓展分析了《晋察冀画报》在生产宣传分发的视觉传播逻辑。从视觉修辞角度和图像史结合的视角来进行研究，笔者认为，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受众层面的考量还有待进行进一步考察。微观实践层面中个体记忆、文字材料、人物传记等经验性的材料将有助于我们后续的考察研究。

画报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有情感联结的作用。《晋察冀画报》的宣发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敌后根据地群众的“抗战共同体”意识，该画报的视觉实践产生了积极的情感联结和社会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画报的图像文本、视觉语言和符号元素通过修辞性的方式进行着图像实践，进而完成有效的抗战救亡和社会动员的意义结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