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曹铮筝
(四川大学,四川成都 610207)
《启蒙辩证法》的开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指出,“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代替幻想”。人类发展历经了三个阶段,每一次发展的开始都是一次启蒙。但每次启蒙后,启蒙的内容就会成为权威和唯一的真实,再次垄断了对世界解释权,重新成为一种“神话”。
实际上,启蒙背后是话语权的争夺,本身就带有极权性。启蒙者建构理论为世界祛魅,为世界的种种谜题给出最合理最能安抚人心的答案,并将答案统称为知识。探索知识的过程即是掌控权力的过程,人们往往拜服在知识面前,向知识俯首称臣,如果以某种话语体系重构认识世界的维度,这种话语体系就成了最高权力和垄断性的意识形态。
早期的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神秘现象和灾害缺乏合理认知,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难以实现生存独立。人们长期以来渴望被拯救,创造出神话和宗教的人解释了世界的运行规律,大大消除人们对世界的恐惧,每当遭遇困难时,都有了可求助的神仙英雄鬼怪,人只需创造仪式消解自我的主体性,建立对他者的崇拜,就能获得被庇佑的安全感。随着工农业的初步发展和宗教的横征暴敛,第二次启蒙让哲学登上解释世界的最高宝座,理性、反思、批判成为时代主流。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散漫狂放的弊端被理性消解,人类跳出崇拜,赞颂宣扬人的主体性,批判和信任交锋而和谐相处,实现了反思与自我反思之间的平衡和良性发展。人类的尊严被前所未有地维护,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唱响了时代最强音。
近代的工业文明快速扩张中,膨胀的工具理性异化了理性,造成一部分意义流失。工具理性要求人的需求为目的服务,在考量途径和结果的关系后,选择最直接的方法,保护现有秩序平稳运行。种种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新发明出现,但使用者却因为依赖性越发非人化。技术放大了人性的阴暗面,创造、反思和冷峻看待现实成了口头上的正确,而能这样做则十分困难。价值理性边缘化的时代,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失去了意义,功利的动机和效益最大化才是一切。上好发条的世界让人茫然无措,发展的指标掌控了话语权,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背景下,灰白色的我们逐渐空心。
当今的民众往往认为,有用的即是真理,可反过来说,真理不仅局限于有用。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技术是如今最大的意识形态,不能划入其理论范畴的即是错误的,公式取代了概念,只有“原因”徘徊留存,因为它还能勉强为工具理性提供前提。闭锁的真理凌驾于人的地位之上,凡是和统治思想稍有不和的,都难以表达出来,一旦面世就会承受冷嘲热讽。被人类赋予的意义都不算是意义,只有能论证的实在结果才是真理,而人类和人类社会存在的相当一部分价值就是被赋予的,抛去这样的归属,我们再也无法做出对自己和世界的终极解释,人类又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呢?
科技推着我们进入工业大潮时,文化也不可避免地随着人走向工业化。资本用技术作为合法工具,将权力之手伸向文化,民众看似还有思考的自由,可思考内容都是被筛选好的,再一一针对性灌输。看似温良的哄骗让人低下了头,更可怕的是,民众自认为个性化的思想恰恰最为反个性,风格成了具象的标准,自我成了诱导的口号,我们跪下的姿态是一样的,甚至连低头的角度都是一样的。
文化工业洗劫了文娱市场,电影电视广播为民众编织着美好而一致的梦。众多娱乐作品讲述着别人的故事,展示着别人的生活,定义着怎样才是理想,我们丧失了对快乐和幸福的解释权。大众文化好比是一辆车,手握资本的人是乘客,是真正的受益者和享乐者;明星等资本的代言人是车的零件,磨损坏了可以迅速换下一批,随时“制作”,取之不尽;消费文化垃圾的普通民众是维持车正常运转的燃料,燃烧了自己,媚俗了精神,才从被操控的世界中获得了虚假的“满足感”。
资本用微小的创作成本和庞大的垄断系统组织控制市场,批量生产文化产品,信息海洋淹没了能为人民发声却缺乏资金的好作品,没有营销只能被逐出市场。此外,资本社会还会为民众设立更高的道德和价值标准,隐藏罪恶的黑手变得简单,媒体网络无孔不入地控制大众思想,无情攫取人的灵魂,长此以往,劳动人民往往心甘情愿地将不公归咎于自身。而且,他们挥舞着技术工具,私人订制大数据画像,精准推送关注信息,把流量提供者困在信息茧房中,等待枯燥、茫然、愤怒肆意包围攻陷,最终造就了一批被抽离思考能力的物。
休闲和学习使劳动者恢复和更新劳动能力,但囿于文化环境,劳动者只能把自己困在娱乐的笼子里,拿着放大镜品鉴工业资本垃圾的质地和味道,试图发现新奇之处。人先把自我异化成用工业流水线式接受作品的程序,再对待同样流水线式制造的作品,一边降低期待艰难寻找快乐,一边怀疑自身审美品位,这般寻寻觅觅充满疲惫的休闲娱乐,不能带给人放松和愉悦。休闲不会快乐,学习也难以带来充实感,永远看不完的书单、永远听不完的课,现代人的时间是被指定和规划好的,完美得像一台定了时的机器,只剩下完不成任务的紧迫感切断了充实感的来源。学习的精神价值大大降低,首要目的不是寻找人的意义和价值,而只是简单地沦为满足功利欲望的工具,辅助建设以工具理性为最高价值的人和社会。
不仅如此,我们在遭受着劳动、休闲、学习三种生活状态的意义流失时,对自身的认知和定位也被推翻。风格并非人的内核,而是自由的人的附属品,是偶然的、恰好的体现,晕轮再绚烂多彩,也终归依附于日月,不及其光芒的万一。正因为每个人每件事的风格都不同,主体才格外地拥有价值。可文化工业将风格定制成了可批量生产的标签,人被归纳成若干分类,为了虚无缥缈的认同感放弃了最为宝贵的自我。不经过思考、简单地把自己强行划入某个群体,用几个词概括自身、识别他人,误以为这是独特的态度与个性,甚至是在其中找到了似乎是唯一价值的优越感,这虽然会让人获得一定的安全和心理满足,却也从一开始就堵上了“认识你自己”的路。
群众贴标签和抢占领地风潮让文学艺术陷入困顿,各美其美成了一种空想,当艺术品走向大众视线的那一刻,就开始了重新被定义价值的过程,陷入程式化的陷阱,成为人们眼中的某种分类,再也无法摆脱风格即是一切的符咒。倘若盲目追求风格搭上了技术的便车,快速复制风格的过程就会宛如病毒增殖,快速占领、反复强调、强行洗脑、显示权威,在大众的视野中热热闹闹大干一场,再悄无声息地被淡忘和死去。人随着风格消逝死亡一次,却又急不可耐地寻找着新的风格来标明自己是谁,像极了挖走心脏再急忙穿上一层画皮的样子。
民众经历一轮轮风格的轰炸和洗牌,对文艺作品早已丧失了新鲜感和自主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灵晕另一重内涵的消失。灵晕的原始定义是“时空角度上,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核心是此时此地和独一无二,背后暗含人们在欣赏文艺作品时尊崇敬畏的心态和高不可攀的距离感。灵晕充满了历史的偶然性,不妨再将外延再扩大一点,风格的独特性也应当被划归在内。这种不能被流水线量产的、本质的偶然体现属于灵晕。显示灵晕,抵抗再现,也是寻找主体性的一种方式。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理论最可贵之处在于指出启蒙过后会形成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控制,不经反思的启蒙终将再次成为一种神话。资本主义社会以工具理性为内在前提,搭着技术的便车,在文化领域实现了对人的异化和控制,他们对人类自由解放的绝望,恰恰承载着人对社会人生的终极理想。《启蒙辩证法》的思想十分激进,消极悲观,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矫枉必须过正”,想要真正阐明我们已经犯下的错误,只能继续不留情面地批判,哪怕流露出终将毁灭,人类解放无望的想法。尽管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们还是要抱着人类自我拯救的信念勇敢前行。
作者用精英主义视角俯视着普通人,认为民众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无知的,易操控的,随波逐流的,不会思考的。虽然理论的根本目的是关心和救赎人类,但态度悲观,视角冷漠,充满绝望的气息。事实是,普通人也拥有主体性,如果成长环境鼓励独立思考,受到良好的教育,一样能对现实保持理性,差距不在于个人先天素质,只在于阶级划分和资源不均。社会发展让更多人拥有了这样的机会,民众的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并且,媒体形式越发多样,传播速度越发快捷,启迪民智、传播先进文化的壁垒正在消失。
此外,作者对于技术发展的设想有些时代局限性。理论发表于1947年,此时正是现代技术革命的开端,基础理论量子力学引发了一系列技术爆炸,人类在突飞猛进的同时也产生不真实感和失控感,在剧变的关头保持警惕反思,尖锐批判技术的危害实属正常。此时也是美苏冷战的开端,此后科技进步让两国军备竞赛做出一些近乎疯狂的举动,这一方面突破了人类极限,一方面也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虽然我们仍旧面临着技术发展失控的未知风险,一旦人工智能掌控了现实发展和每个人的种种信息,人类会不可避免地沦为技术的奴隶。
当今人类社会的科技发展速度相比当时已大大减缓,并且基本保持在科技为人服务的合理水平。科技成为人类发展史上认知世界的最有力工具,它用实证的方法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解释体系,帮助人类大大消除恐惧,并激励着我们探索更加接近的真理。当然,唯技术论也是不可取的,单一意识形态就让启蒙重新回到神话,不盲从和滥用技术是人类的底线,技术只能是一种拿在人手中的工具。现代社会的人民生活已经牢牢和科技捆绑,如果让技术的工具理性和人类独有的价值理性相结合,尊重和保护我们自身,科技对社会的整体进步大有益处。与其大步倒退,不如合理利用,只要时刻保持警惕,坚守人类主体性,用人文精神引领科技进步,技术发展还是总体可控的。
文化存在高低之分,通常说起优秀文化,就让人自动联想到高雅文化,敬畏而高不可攀。但实际上,高雅文化和优秀文化并不直接挂钩,“高雅”更多是阶级意味上的区分,是掌握金钱、权力和知识的人强行制定的一种标准,用来显示和人民群众精神世界的需求差异。大众文化并不代表低俗恶劣糟粕,优秀文化往往可以属于广义的人民,群众对博大精深又徐徐前行的文化没有了解耐心,对内容深奥又需要批判反思的文化没有探究能力,心理上的隔阂和无形的距离感是因为广大群众还未拥有解码和融入优秀文化的知识背景。如果受到良好教育后,一部分人仍然对优秀文化没有兴趣,那这是民众的自由。但为每个人提供文化解码能力是文化事业应当做好的事,只有人民逐渐获得了这样的能力后,大众文化的时代才会真正到来。
阿多诺着力强调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区别,忽视了民众的主体性,实则是混淆了文化工业和文化产业的界限。文化产业承载着大众文化新的突破,如将严肃文化适当通俗化,会让更多人对走近的优秀文化心怀向往。以普及为基础发掘更深层次的价值和精神,缩短民众和优秀文化的距离,离不开文化产业的启蒙和教育作用。
而文化的传播离不开技术手段的辅助,技术不仅丰富了文化传播的渠道,还能跨越时空的界限。传播媒介不再限于口耳相传和纸质交流,这大大激发人民的探索欲和求知欲。一旦打破了特定阶级对文化的垄断,先进思想迅速流入民间,多元文化交互碰撞,便会逐渐引发新一轮的飞越。技术的应用需要大胆探索和合理管控,这样才能实现人类的更好发展。
此外,文化产业让人文情怀装上翅膀,创意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加之以工业技术的快速复制,人民的现实生活拥有了另一种可能,即日常生活审美化。美在审美实践中在世显现,辅助了另一种层面的文化传播。细节审美体验叠加起文化素养积累,日常生活也可以超越日常生活。当然,沉淀式的审美经验需要超越表层的符号价值,不能仅仅流于形式地深究文艺内涵,要和低俗媚俗文化坚定地划清界限。
随着生产力提高和生产关系调整,阶级间的界限越发模糊,教育资源分配越发均衡,人民的总体文化素养能够欣赏、继承乃至创造优秀文化时,真正的自由和包容便会来到我们身边。在这般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路上,需要科技和文化产业的鼎力相助,借以解放人和发展人。当然,更需要我们人之为人的自我觉醒和鞭策,始终坚持人的主体地位,不被外界奴役,拥有为自由独立战斗到底的决心勇气。
康德称启蒙为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即用理性战胜对未知世界的恐惧,摆脱被统治和操控的状态,树立自主,走向成熟。文明不应成为束缚人类的枷锁,人类也不应当由启蒙来定义,如果真理造就了一批空心人,那么真理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只有对“启蒙”的概念实现启蒙,不断地反思,让启蒙成为螺旋的、流动的存在状态,用不断的再启蒙为下一轮保留星星之火,识破极权和同一性的虚伪面孔,才有机会实现人类的解放。
人不能被资本和技术异化为后人类,本真的人脸或许终究会被海浪从沙滩上抹去,但守护人文主义的生命还是目前人类应当同心协力做的事。即使人类消失,人文主义精神也永远不会消失。人本身是一种伟大的存在,享有意志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权利,能够主宰自身的命运和整个世界,不受约束地作出判断和选择,并对此负责。解放人和发展人的艰巨任务还在我们肩上,不能轻易妥协和屈服。
这需要漫长的无尽的斗争。在当前,个体的渺小力量难以对抗资本社会塑造的工业神话,但戳破“启蒙”的谎言,对启蒙一次次地再启蒙,唤醒更多的人,是我们永恒的使命。启蒙的理想永远期待着人类反抗歧视和压迫,团结协作,摆脱束缚,真正拾起人作为人的地位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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