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优秀传统文化智慧

李沙沙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当今世界风云诡谲，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人类向何处去是一个既让人期待又让人困惑的问号。中国对这个问题给出的回答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国在维护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利益，在谋求本国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这个回答既蕴含着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又对其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奋勇向前的不竭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发展的深厚积淀，是中国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蕴藏着解决当今人类难题的有益线索。***总书记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的处事之道和施政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因，构建命运共同体要扎根于优秀传统文化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特有标志，是支撑中华民族走到今天、深入中华民族骨髓和血脉的文化基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精神滋养。“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价值追求，“厚德载物”的和善精神等承载着中华文明智慧的思想滋养了平等交流、共建共享、互利共赢、交流互鉴、绿色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结出的果实，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发扬。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的道德支持。在优秀传统文化中，优良的传统道德是最核心最精华的内容，比如儒家思想就主张仁义礼智信是做人起码的道德准则。而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下，资本的逐利性摧毁了人的本质，催生了腐朽的社会道德，“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情感“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出现了见利忘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唯利是图等不良道德现象。资本的贪婪性侵蚀了道德的调节性，道德危机日益严重。在社会治理中，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本应是相得益彰的，道德调节功能却减弱了，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友好交往。***总书记从传统道德中汲取智慧，继承了“立己达人”的崇高道德境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兼济天下”的道德情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道德支撑。

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支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初心就是为了解决当前存在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以及人类向何处去。而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治理体系，无论是1944年成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1975年成立的西方七国集团，抑或是1999年成立的20国集团，都是美国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建立的世界治理体系，损害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侵蚀着人类共同发展的基础。要解决人类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难题，西方文明所孕育的治理体系是靠不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为之提供价值支撑。比如，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义利合一等传统文化理念都能提供有益启示。进入新时代，中国从全球治理体系的“局外人”和“旁观者”变成“主导者”和“引领者”，站在传统文化的沃土上，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西方国家所推崇的“零和”“竞争”思想使全球问题愈演愈烈。***总书记深度挖掘、灵活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崇义利、尚和合、求大同。

（一）崇义利，欢迎各国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

“义”“利”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内容丰富，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舍生而取义者也”“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名句都强调了义高于利、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但是以上先义后利的言论并没有将义和利对立起来。义和利是统一的，取之有道的利和义可以是兼顾的。这种义利观不仅潜移默化为中华儿女的行为准则，也对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古代，中国与周边小国的交往就秉持义利并重、厚往薄来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无论穷还是富，都义无反顾给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进入新时代，我们国家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心，更是以义为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与这种义利观一脉相承。

当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之时，当各个国家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深感困惑之时，稳步发展的中国秉持“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的义利观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也有配套翔实的行动方案，即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是由中国发出的，但它不是用于树立中国形象的幌子，不是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阴谋，更不是中国笼络人心争夺霸权的手段，而是切切实实的惠国惠民方案。“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跨越不同地域、不同文明、不同发展阶段，旨在兼顾自身发展的同时欢迎各国搭乘中国高速发展的顺风车，将中国的发展成果惠及世界。

（二）尚和合，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

中国的和合文化是一座内涵丰富的宝库，如“礼之用，和为贵”“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与和合思想蕴含的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交感联通、智能相应。

中华民族向来爱好和平、睦邻友好，协和万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帝尧言：“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P我们要把自己宗族和国家治理好，但仅仅是这样还是不够的，还要保持邦国之间的友好和睦关系。中国自古就秉持以和为贵、“国虽大，好战必亡”理念同外邦交往，不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现在也是如此，以史为鉴、以和为贵构建一个“持久和平”的共同体与优秀传统文化中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不谋而合。在今天，“协和万邦”就是以对话协调的方式促进各个国家相互合作、共同发展。***总书记借东南亚的“水涨荷花高”、非洲的“独行快，众行远”、欧洲的“一棵树挡不住寒风”、中国的“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等来表明只有通过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才能大家都好。平等相处、万国安宁契合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无疑，以和为贵、合作共赢，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共同体是“协和万邦”思想在新时代的新实践。

“和而不同”是中华民族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准则，其内涵是在承认差异性的基础上同一性，在保留自己优秀文明传统和容纳不同文明之间寻求平衡与和谐。通过交流互鉴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共同体与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不谋而合。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单一文明的世界不是色彩缤纷而是黑白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不同文明交流借鉴、超越隔阂、和而不同，才能建设一个绚丽多彩、开放包容的世界。

不仅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要保持和谐关系，人与自然之间也要保持和谐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思想中。传统文化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天地同根，万物同体”的思想，告诫我们要敬畏天地、顺应自然、索取有度。但近代工业文明以来，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现代化却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无情地征服、改造和利用自然，毫不克制地向自然索取，无所顾忌、无障碍地高消耗、高排放，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对自然的无情会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仅靠一国单枪匹马不可能解决令人担忧的生态环境问题。各国要崇尚自然，拧成一股绳，共同修复生态环境，构建一个“清洁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这与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求大同，通向美好社会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人们对于美好社会的追求和向往。古往今来，不少思想家、政治家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的憧憬，诸如儒家思想的“人人为公、天下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墨家思想的“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大同革命事业。表达虽殊，但中心思想是一样的，希望理想社会是人人平等、互爱互助的。对天下大同的追求从来没有间断过，它已经作为一种文化基因根植在了中华儿女的血液里。

构建命运共同体就是大同思想在新时代的实践，是在不同制度、利益碰撞下对求同存异原则的灵活运用，是对单边主义、排外主义的摈弃。国家和，世界安；国家斗，世界乱。构建命运共同体，主张各国无论大小都要平等相待，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要走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对话协商交往之路，形成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这些共同体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在优秀传统文化大同思想的深厚滋养下培育出来的，是对大同思想的时代性思考，是人类社会发展诉求的现实性转化，是对“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社会贡献的中国智慧。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母体中，但它不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简单继承和现代回归，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在正确把握新时代的新局势和新特征的基础之上，根据“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的方针丰富和发展了优秀传统文化。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

一方面，资产阶级由于资本扩张的需要开拓了世界市场，利用价格优势让人们在消费上超越地域，使得物质生产和消费突破地域变成世界性的行为，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使得原本属于各民族国家的精神生产和消费也变成世界性的财产，一切民族都被卷入世界文明中。资本主义主观的功利性带来了客观的益处，世界开始作为一个整体，国家间的交往日益密切。但是马克思也批判了这种大工业的私有制基础的剥削性质，强调生产力发展之下的全人类解放是根本目标。全人类解放中对人类的深情关切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异曲同工。另一方面，“天下大同”是中国时代对美好社会的不断追求，尽管在各个时期的表述有殊，但对现实社会批判和未来美好生活期许的中心不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这一思想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人类解放思想”与中国的大同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地域不同，但对幸福社会的追求是相同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母体，也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为指导，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天下大同的有机契合。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拓展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了优秀传统文化新内涵。一方面，按照新时代的新局势、新特征、新需求，对有价值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进行改造，让内容与时俱进，同时以当代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如义利观，我们在汲取传统义利观真谛的基础上结合新形势进行了新表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以义为先，但我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9]这是一种弘义融利的利益观，不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秉持公道，伸张正义，但也不愚义。另一方面，就是按照时代新发展，丰富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如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共商共建共享的共享理念；从“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到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从“合则强，分则亡”到合作共赢；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以人民为中心等等，都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无论是创造性转化还是创新性发展，都是对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新诠释，都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述与延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与当代实践相结合，进一步弘扬了中华文明智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源于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孕育的崇义利、尚和合、求大同的优秀传统文化，承载其精髓，顺延其智慧，以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为人类发展和世界繁荣提供了崭新的理念和智慧，彰显了负责任有担当有魅力的大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