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党的政治建设

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性建设，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最鲜明的特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实践中，注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制定正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建立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确立党内民主的政治原则、提升党的政治动员能力，从而确保党的团结统一，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形成讲政治的优良传统，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创造了充分的政治前提。

制定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

政治纲领是政党树立起来的一面公开的旗帜，人们根据它来判断政党的性质。党的政治路线则是为实现党的政治纲领既定目标所进行的政治规划，用以引导党在一定时期内政治建设的根本方向，决定党在一定时期的工作重心。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要建设党，就要有一个政治纲领。党如果没有纲领，就不可能成为政治上比较完整的、善于在任何转折时期始终坚持自己的路线的有机体。这里不仅指出了政治纲领的重要性，而且也阐明了政治纲领与政治路线的密切关联。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始，就以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为指导，着手制定属于自己的政治纲领。早在1921 年党的一大上，就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提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联合第三国际”的最高奋斗目标。这是党的第一个正式的政治纲领。但是，一大党纲在提出党的奋斗目标时，没有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和联系起来，没有找到实现最终目标的具体步骤，这表明党的初创时期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1922 年，党的二大召开，中国共产党在分析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国情基础上，明确了党面临的巨大威胁是来自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并制定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二大党纲规定了党在当时的奋斗目标即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这一纲领的制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的成果，为此后深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政治纲领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革命道路曲折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及时调整政策与策略，制定并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向前发展。

1927 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受到沉重打击，革命力量遭受空前破坏。为此，中国共产党及时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制定把革命重心转移到农村，建立工农红军和进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战略路线。之后，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前往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正式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力量得到快速发展，打破了国民党的多次“围剿”。后来，由于党偏离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随着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以及确定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又回到正确的政治路线轨道上来。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尤其是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于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局势新变化，及时调整和制定新的政治路线。1937 年洛川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党在抗战期间的中心工作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制定了以全面抗战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党的政治路线。为执行这一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充分发动和组织民众，进行抗日根据地建设，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对以王明为代表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批判和斗争，使全党清楚地意识到，阶级矛盾一直存在于民族矛盾的背后，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同时又要以阶级斗争促进民族斗争。由于制定并执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力量得到空前发展，成为决定抗战胜利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重要力量。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要战争不要和平，中国很快再次陷入内战之中。面对新的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再次调整和制定新的政治路线，提出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以及“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的战略主张。为充分动员和发动解放区群众，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土地政策，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保护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保护工商业者财产不受侵犯。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中国共产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和支持，解放战争取得摧枯拉朽般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

建立形成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

建立和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体现，更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发展和胜利的重要保证。

早在创建和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对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所主张的“支部自治、各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反权威主义、无政府状态”等观点进行了严厉批判，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凝聚自己的所有力量，强调如果每一个支部、每一个人都各行其是，党就只能陷入瓦解，就不能成为坚强统一的组织。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时再次强调：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后来，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斗争中也深刻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由此可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所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并始终重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最早提出党的集中领导，是在党的一大上。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手段，最终实现消灭阶级的政党。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就必须不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紧接着，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又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在此基础上，1927 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首次把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党的指导原则。但是，年轻的共产党由于自身力量的薄弱和思想上的局限，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错误地放弃了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直接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深刻地认识到正确执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1928 年，党中央在《关于各省委对中央的报告大纲》中，对报告的时间、种类、内容及保密要求等作出详细规定。随着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越来越多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进入党内，不可避免地带来非无产阶级思想，极端民主化倾向给党的集中领导带来了严重冲击。于是，1929 年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内的极端民主化问题和非组织化观点的错误，提出“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方针，对党的领导机关关于正确处理上下级以及党员群众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该说，这些早期的探索，对在当时极其严酷的环境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当时尚未形成成熟稳定的领导核心，致使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再次遭受严重挫折而陷于绝境。

1929 年12 月28 日至29 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这次会议订立的一些政治规矩对于此后推动党的政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早期革命的几次挫折，使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意识到，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党中央的权威。在这种认识和呼声的推动下，1935 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开始形成自己坚强的领导核心。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这标志着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形成。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尤其是1945 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全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实现空前的团结一致。

1947 年下半年，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进攻阶段，许多解放区连成一片，各地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原来长期保持的很大自治权的状况，已不能适应战争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党内存在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倾向严重影响着革命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加强集中统一指挥。为此，中央决定建立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1948 年1 月，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 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方面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倾向以及解决办法。同时，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常规的报告请示外，须每两个月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内容包括该军纪律、物质生活、指战员情绪等多方面情况。自此以后，请示报告制度在全党全军开始普遍建立起来。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还颁布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等重要规定，进一步健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党的领导核心的形成、党中央权威的确立，以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的建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为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和组织基础。

确立党内民主的政治原则

党内民主，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政治生活，又是一种制度形态，对于确保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和良好的政治生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党的创立到新中国成立的20余年，是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发展成全国范围的执政党的重要历史时期。在内忧外患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更需要将权力进行集中，强调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以便于统一全党意志和行动。但是，如何处理好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对于共产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认识探索过程。

民主原则真正运用于党内政治生活，可以追溯到“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时期。1927 年9 月，毛泽东在江西永新三湾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以建立一支党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三湾改编确立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支部建在连上；二是根除旧军队的腐败，实行民主集中制。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标志着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制度的确立。1929 年12 月，古田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明确提出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主义制度，确立党的组织生活的基本原则。早期形成的党内民主制度，是这一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成果。

然而，受复杂的战时环境影响，加之共产国际的操控，党内民主建设在一段时期内停滞不前。这一方面助长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思想的出现，另一方面导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受到压制。1935 年遵义会议的召开扭转了这一局面，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确定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彰显了党内民主的巨大效能。1938 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党内民主”的概念。毛泽东指出，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才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重要党内法规，推动了党内民主制度的发展。

随后，党内民主在党内政治生活实践中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在1942 年整风运动中，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指导方针，发动全体党员积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此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调整和改善党内关系。在此基础上，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规定了党员权利和义务，这为保证党内生活的正常化，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积极性与责任心，保证党的行动与思想的统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为进一步完善党内民主，更广泛调动党员积极性，以迎接全国的解放，1948 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是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党的代表会议实施党内民主生活又一重大制度安排，它们与党章一同构成党内民主生活的基本框架。至此，经历长达20 多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步确立起党内民主的基本原则，为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保障。

提高党的政治动员能力

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力、号召力的充分体现。因而，提高政治动员能力，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的一部分，也是实现党的革命目标、推动党的事业走向成功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高度重视运用政治动员方式，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1922 年1 月至1923 年2 月，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 余次，参加人数30 万以上，充分展现了党的政治动员能力。但是，在工人大罢工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工人阶级虽然有革命性，但人数少、力量弱，要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必须寻找到更广泛的革命力量。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农村，把广大农民动员起来参加革命成了重中之重的任务。于是，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进行广泛政治动员，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打败国民党多次“围剿”。可见，动员武装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是这个时期党的政治动员的基本特征。

然而，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提高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打败外敌入侵，成为当时党最为迫切的工作。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因此，号召“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为此，党在抗战中特别注重提高党员的政治动员能力，探索总结出一套富有成效的政治动员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最大限度地激发民众抗战热情。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群众动员看作是抗战“胜利的最基本条件”，将其放在政治动员的首要位置，最大限度激活广大民众参与抗战的热情；二是不遗余力地唤醒民众的政治觉悟。中国共产党非常注意加强政治动员的宣传教育，以此唤醒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提高政治觉醒。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这些灵活多样的动员方式，增强了政治动员的感染力，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三是关心群众的利益。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实行“三三制”和减租减息政策，正确处理了党内和党外人士的合作关系，正确处理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使党在全国范围的抗日动员中赢得了主导地位和民众政治信任，从而把民众的力量充分组织起来。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超强的政治动员能力和高超的动员艺术，对抗战的最终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继续发挥政治动员的聚合效应，不断丰富和发展政治动员方式和动员能力，从而获得更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所有这些，对于今天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