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江建衡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北京 101301)
在商周早期,动物是人与自然很重要的一个媒介,人们用动物的骨骼来进行占卜和祭拜。青铜器在当时的祖先祭拜中应用得十分广泛,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人们将动物铭刻在青铜器上的行为。殷商时期作为一个神权统治的时代,统治者们想要将这份由神明信仰衍生而出的权利把控在自己手中,所以他们掌握了青铜器的制作原料以及流通手段。为了给礼器增添神秘感来衬托统治者们的威严,他们觉得青铜器上应当雕刻一些自然界找不到的怪兽。铭刻在青铜器上的怪物变得越来越狰狞,这种超出现实的、恐怖的形象,也确实是当时掌权者希望给民众看到的。在一件件礼器被制造出来之后,这些怪物的形象逐渐被统一并且固定,形成了早期的神兽信仰。[1]
在探索自然之后,先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敬畏自然,山岳,河流,海洋,天空,这些便成了先民们祭拜的对象。人们用石头、贝壳、竹筒等等来祭祀所赖以生存的自然,形成了最原始的祭祀传统。对于原始自然的崇拜经过长时间的延续之后,人们开始不满足于只祭拜这些象征着自然的简单替代物。先民将想象的产物和人或是动物进行结合,形成更为复合,具象的神明形象。可以说自然神明形象是先民们在自然生活之中归纳、总结而出的形象。在万物有灵论被总结出来之后,先民们更加相信自然界处处都有神明存在。居住地的边上有山川河流,人们便会去祭拜山神河神,祈求狩猎顺利,凶兽不扰。边上有河流海洋,人们便会去祭拜河神海神,祈求风平浪静,渔猎平安。即便是令人恐惧的雷霆飓风,古代人民也将神明形象加持于上,并将风暴、雷霆视为神明的怒火,从而通过祈祷、巫术祭祀来试图平息并得以保全自身。[2]
商周时期,随着青铜器冶炼技术的迅速发展,青铜器的雕刻手法变得更加多元化。当时的统治者们极力推崇“崇德”和“天命”学说,并将神话中的种种故事以人类形象作为代替。人物形象都经历了种种磨难,采取了顺应天道的方法才取得成果,从而表示统治者们拥有着高尚的品德,顺应了“天命”才能统治一方。也是由于“天命”说的盛行,商代和周朝初期的统治者善于使用报应之说来威慑、管理民众。《吕氏春秋•先识览》中有记载:“周鼎著婆餐,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也。”[3]这句话表明了这个鼎器上纹路的功用是让人们明白贪食将会有报应来临,从而促使民众向善。在礼器具中,为了起到通天地、敬鬼神的作用,商周先民们将早期人类由于对自然崇拜制作的一些符号产物提取出来,成了权力与力量的象征图形,如龙,凤等。以龙纹为例,商代龙纹虽然变化多端,应对不同的形象需求进行了各种变形,但往往是放大头部,缩小其余或直接省略。[4]先民们对头部非常看重,将头部作为与鬼神沟通的重要桥梁。其中张大兽口的形象被视为和自然沟通的通道形象,被广泛应用于当时的占卜、祭祀等场合。由于商朝和周朝早期人们对于自然的畏惧情绪,当时所产生的神兽大多狰狞恐怖,带给人们一种强烈的神秘感,体现出超出世俗的权威性。[5]
由于知识、文化的局限性,先民们常常将大多数研究发现和神明联系在一起。四灵是古人对认知的动物进行分类的成果,它们最早的记载是在《礼记》中作为“麟,凤,龟,龙”的统称。而“麟,凤,龟,龙”又分别是兽类、鸟类、介物类、鳞类的象征神。这些生物所具备的突出特性是当时人类畏惧和崇拜的对象。这种对于自然生物的崇拜和对于力量的渴望也是促成四灵观念成型的主要因素。
在完成了对地面动植物的初步划分之后,先民们将目光上升到了星空。在对星空初步进行了区块划分并形成了初步的世界观之后,阴阳学说诞生了。这是先民们对于生死循环以及自然平衡的一个初步的结论。到了汉代,随着古人对于空间的认知更加深刻,人们发现简单地以太阳的东升西落演化出的阴阳区分已经不能满足对于空间探索的需求了。当时的学者将太阳和太阴互相交合,形成了少阳和少阴,再加上之前的太阳和太阴,便形成了沿用许久的四方观念,代表着最基本的东南西北。[6]之后,先人们观察星象,确立了二十八星宿,并将之和代表方位的四象和四灵兽结合。这里可以引出一个观点——研究填充物。在先民们在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之中遇到一些困难,以当时的研究条件无法解答不可避免的问题时,先民们常常将问题的答案归结于信仰之上,以虚构的一些物品来作为问题的答案。很多神兽曾经承担过这份职责。这些研究填充物们虽然阻碍了一些研究的继续开展,但是它们的存在使得古代研究不至于被一些由于先民的眼界和知识面所限制的问题阻碍,得以带着这些如数学之中未知数一般的研究填充物继续探索研究。在这个过程之中,神兽的权责被改变,新的神兽诞生,推动这一切的,是先民们对于未知的无穷无尽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神兽的抽象纹饰多应用于木、石、金属等材料的雕刻上。早期是由于生产能力的限制,人们为了呈现出自己心中的神话生物形象,往往将一些神兽的主要特征放大来显示每个神兽的独特。而到了技术相对完善的后期,在人们可以创作出非常精细的形象同时,也对于抽象简约的图形表现进行了深度的研究。在青铜器的纹饰方面,先民们讲究与载体相统一,即什么物件上铭刻什么样的图形。在主题确定的情况下使用一些辅助纹路进行图形的完善。纹饰大多分为三层结构,第一层便是主体的兽纹,为主要内容的承载物;第二层则是一些辅纹,多用龙纹、涡纹、乳钉纹等纹饰进行填充;最后是阴纹和一些几何纹路的点缀装饰。一件青铜器上的纹路虽然种类繁多,但是主次分明,立体感强烈,有着独特的韵律感。
神兽的具象纹饰多用于墙壁、陶器、木材等便于雕刻或是绘画的载体。由于产生时社会已经较为稳定,食物和衣物已经初步摆脱了完全“靠天吃饭”的处境,原本神兽的威严和恐怖所带来的恐惧管理已经逐渐地消失,取而代是的祝福和庇佑为主的寓意。以龙为例,现代出土的早期文物中多是以文字、纹饰的形象进行较为片面的描述。直到汉代学者王符提出“九似”之后,龙的具体形象才初步确立。龙的形态初布固定了之后,先民们将龙作为东方形象的代表,并将东方星宿“亢、氐、房、心、尾、箕”与龙的形象对应。东方在五行中属木,青色也属木,龙也便有了青龙的称呼。而作为人们的想象生物,龙除了先民们赋予的最初形态,还衍化出了许多全新的形态,三国时期的《广雅》中有记载:“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这些不同形态的龙表明当时龙所代表的内涵已非常丰富,一个具体形象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早期的具象壁画上的神兽形态大多以黑色线条为主,少数辅以红色、白色等基于五行所产生的五色作为点缀和修饰,在之后先民们在五色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种变化,诞生了多彩绚烂的陶器、织物以及绘画作品。
古人对于神兽的创造力来源于意识对于生存环境的映射,源于先民们对于自然、社会、人文的理解。神兽反映了他们的信仰、统治以及不同时代人民的渴求。神兽能如此迅速地融入古代社会并且一直保持着传承不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绝大多数的神兽都来自先民的日常生活。但就如大多数艺术加工手段一样,神兽有着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蕴含。这体现在了神兽的外观上,古代人将动物身上的“鳞”“爪”“翼”“角”“蹄”等有着强烈代表性的元素提取出来,并重新根据神兽的内涵,将这些元素分配组合在了以各种动物或者动物与人类组合而成的躯体上。从这些神兽特征之中,人们可以分析出古代人民的愿景。如麟这一特征源自“水”,象征着生命与传承,带有鳞片的神兽也常常被作为王权的象征物。“角”“蹄”之类的特征多源于森林和土地,承载着生生不息的生命,与海洋不同的是,这些特征所代表的是生命中哺育和生长的一部分,所以大地也被古人赋予了母亲的形象。“角”在古代也被作为生殖的象征物,是古代人类对于性的探索过程中的一个产物。而作为古代最难以探寻的天空,被古代人民以“翼”的形态特征概括。从这个特征中诞生的神兽如凤凰等包含了许多古代人类的想象,这些想象中涵盖了古代人民对于神秘天空的向往以及对于“升仙”的追求。[7]
神兽诞生于自然,发展和演变于人类的想象,产生于古代工匠们的巧手之中。在最早的人类部落中,神兽是人类尝试与自然沟通的桥梁,也是先民们安抚心灵、抵御恐惧的寄托。在人类建起城邦之后,神兽成了当权者彰显权利的载体,在以恐惧压制百姓的同时展现自己抽象而威严的权威。在人类展开对于未知的探索时,神兽充当了研究填充物,帮助人类推进了科技的发展。在古代的建筑、砖石、画布、器物等载体上,神兽的形象不仅仅是它们的装饰,也是古人表达感情的输出端点。神兽形象比起文字在古代更加可以让人接受,即便有些时候人们无法从古籍或是传说找到神兽对应的联系,但是依旧可以从神兽的外貌特征上较为准确地猜测神兽所代表的含义以及倾向。神兽的种种纹样和图形流传至今已经成了中国文化元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18年之后,文创产品开始流行,各地博物馆都推出了自己的文创产品,这些产品涵盖了大多数的生活用具。由于许多神兽本就是因生活需求所产生,所以神兽图样放置在人们的日常用品上十分自然。现代科技已经可以为现代人类解决了古人所困惑的绝大部分问题的时候,神兽所代表的精神象征和其或是抽象,或是华美的表现被现代设计师们再次利用起来,神兽形象也在新的设计语境中得到了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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