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中国音乐学院,北京 100000)
智慧型博物馆作为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下博物馆发展的新形态已渐渐为人所熟知,而乐器博物馆作为博物馆中重要的专题分支,嵌入智慧创新技术必然是大势所趋。在音乐院校中设立智慧型乐器博物馆需对建馆理念、传播模式、功能导向有准确的定位,以便更好地发挥音乐院校所处的优势地位,将“乐器”这个作为音乐实践活动中饱含“历史文化”“人文精神”“物质文明”之价值最大程度地向世人呈现。
多数人易把数字化博物馆与智慧博物馆相混淆,笔者在此简单梳理。首先,学界并没有对数字博物馆进行统一严格的定义,一般认为博物馆的数字化就是“以数字形态存在的博物馆,是运用数字技术对传统博物馆的功能进行再现和延伸”智慧博物馆与之区别至少有三点,第一,更透彻的感知。与数字化博物馆相比更强调对信息的实时采集、自动采集、按需采集。第二,更全面的互联。网络联通对象广泛性和网络联通方式的多样性。第三,更深入的智能化。能利用更智能的技术洞察世界,提供决策依据,创造新的知识价值。某种意义上说数字博物馆是智能技术应用于博物馆的前期过渡,智慧博物馆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下的全新形态。由此,可以总结出:“智慧博物馆是指以数字博物馆为基础,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构建的,以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为特征的新型博物馆形态”。
依据上述相关概念,笔者认为智慧型乐器博物馆是指:以乐器藏品为专题,将智慧型科技作为赋能手段(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5G,智能交互程序等)应用于博物馆收藏、研究、教育、体验之功能的非营利永久机构。
笔者通过实地走访和文献调研,粗略统计了截止到2021年1月对外开放的高校乐器博物馆,发现国内高校乐器博物馆主要集中在各大音乐类院校,以传统实体馆为主,且多数是近十年来建馆。“博物馆从小到大一般分为室、厅、馆、院。”目前来看,高校乐器博物馆以陈列室或陈列厅的规模为主,这其中相对较大的是东方乐器博物馆(占地1200平方米)和浙音的音乐乐器博物馆(占地1500平方米)。展品的类别多集中在中国少数民族乐器。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我国高校博物馆以每年新增十余所的速度增长,目前已有三百余座。”可以说,音乐院校博物馆的发展速度符合当前国内高校博物馆建设的大趋势,当然同时也存在传统实体博物馆共有的问题。在中国音乐学院主办的2020全国乐器学研讨会中,韩宝强、付晓东、应有勤、饶文心等专家学者专门就此议题以圆桌会议的形式展开了讨论。通过旁听各路专家的分析和意见,笔者认为高校乐器博物馆未来的发展要格外注意以下几点问题,第一,如何将乐器从展柜的“笼子”里释放出来。第二,如何将博物馆与高校学科建设以及社区服务有机结合。第三,博物馆自身如何形成一套“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
第一点问题几乎是任何传统博物馆共有的,藏品与人之间互动不足的现状。乐器作为表现“有形之物”和“无形之声”的特殊藏品,更应提升与人的交互性,让参馆者能全方位、多感官、沉浸式的体验乐器的魅力。但目前国内高校乐器博物馆乐器藏品仍被“困”在玻璃柜之中,只可远观。第二点问题主要关注乐器博物馆中的创意孵化与知识输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侧重于内容,即以乐器学为理论依据,依托博物馆平台效应,对乐器知识进行加工与创新,真正加入高校学科建设的内容中去。当前国内乐器博物馆的教学功能多数仅体现出对现有学科的一种实践补充,没有真正走入高校课堂中去。未来乐器博物馆应该在构建中就体现学术性的架构,而不仅仅只是某个学科的“附属品”。第二方面侧重于知识资源的输出渠道。国内乐器博物馆多数尚处在“养在深闺”的状态,需要重视拓展公共服务文化空间、共建大学与社区文化生态、数字资源共享等领域。第三点问题涉及博物馆的生命周期,即高校博物馆如何能够依靠持续的价值输出从而达到自给自足。部分高校乐器博物馆几经起落,受制于政策影响,受困于经费不足,受限于场地规模。很少有博物馆真正结合智能技术联通线上与线下的相关资源,并以合理的运营机制缓解乐器知识资源的无限性与博物馆占地空间有限性之矛盾,进而达到博物馆随年限的增长,价值不断累积但综合运营成本下降的良性循环。
对于以上问题,智慧型博物馆从理念到实践都提供了清晰的解决方案,国内已有高校对此开启了探索之路。
该馆于2020年12月由旧馆升级改造而成,以编钟为专题,乐器藏品的历史横跨新石器时期的陶响球到1999年(为迎接千禧年而制)的中华和钟大镈钟,该馆的展陈布局以时间顺序加专题性知识为线索分为4个单元版块,馆中灯光影像与音响均可多模式的动态调节,实物乐器全部可看、可触、可演,并开设了对乐器仿品制作的实践课程。智慧技术的实践是该馆亮点之一,新石器时期的陶响球、陶铃、商代晚期的象纹铙以及饕餮铙这四件乐器,全部是以“实物仿制品+3D数字化”的形式进行呈现的。四件乐器的实物安置在显示屏内,屏上有四个可操作的虚拟触屏按钮,分别为:基本信息、科普链接、图片与3D展示。参观者可以用手指放大或缩小3D模型,以全方位的视角观察乐器。古乐器数字化与实物结合的设计十分新颖,用于数字化展示的屏幕交互很流畅。虽然这几件乐器是仿品,但“实物+数字化”同步展示的形式,给将来古乐器真品展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此外,馆内设还有一块虚拟乐器交互式大屏幕,内置一套编钟的模拟演奏系统,进入后可选择“自助演奏”或“一钟双音”。“自助演奏”界面上部是乐谱,下部是全套编钟的图片。用手触控不同的编钟,内置音源就会发出不同的声响。点击“一钟双音”界面后,会出现单独一个稍大的编钟图片,敲击侧面和正面可感受一钟双音的效果。
智慧博物馆是一套完善的生态系统,国内外多数博物馆智能化尚处建设阶段,故目前来说智慧博物馆也是一种思想统领,若从该角度看,武汉音乐学院可谓国内高校乐器博物馆中应用智慧型技术赋能的典范之一。笔者认为,站在创建高校智慧型乐器博物馆的视域下,对武音编钟馆的成果既要借鉴也要思索。该馆乐器全部为仿制品,可以演奏甚至抚触编钟纹路感受其质感,一次性解决了乐器展品的视觉、听觉、触觉、交互等问题,是一种极其理想的状态。这得力于各方机构多年来对仿制钟的研究,使得铸造的方法日渐成熟,成本降低。可惜这种模式难以复制推广,因为多数博物馆中乐器种类繁多,价值也无法量化,3D打印尚未全面普及,对于非专题类的实体馆中乐器来说,短时间内难以做到全部仿制。目前国内高校乐器博物馆中更多地倾向于展示多元化的藏品类型和主题,这就要求乐器博物馆在建设的过程中要更全面地落实智慧技术所能带来的创新应用,且要适时调整不同阶段所匹配的架构布局。对此,笔者在下文作了简要分析和设想。
参照《国家文物局、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的通知》(文物博发〔2011〕10号)中对高校博物馆的定位,笔者认为高校乐器博物馆应具备以下几点功能:1.收藏与交互功能:主要指乐器本体的收藏和乐器数据资源的高效整合;乐器与人的有机互动。2.教育与服务功能:主要指乐器相关知识的通识教育和社区服务。3.研究与孵化功能:围绕乐器学的相关研究与创意成果孵化。
智慧型乐器博物馆较之传统乐器博物馆,创新之处主要在于智慧技术可直接嵌入乐器博物馆的收藏和交互功能,从而影响教育与社区服务,进而为乐器学研究与创意孵化提供崭新的视野。具体来说,传统乐器博物馆对藏品资源的整合是以实物为主,网站宣传为辅。乐器与人无交互。传播方式是由物到人的单向传播。而智慧型乐器博物馆的创新元素之一在于应用物联网、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联通线上与线下的乐器数据库乃至图书馆等,使之可关联、可听辨、可识别、可检索。此外,VR、AR技术,互动投屏技术、乐器交互式程序等引入,可以让乐器与人之间真正产生共鸣,甚至形成一种全新的活姿艺术形态。信息的传播也将贯通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
智慧型乐器博物馆的创新元素之二,是在博物馆的智慧实践影响下教育模式发生的转变,传统的权威说教模式将转为以自主学习和体验为主的多元化教育场景。参馆者无论是在实体馆与乐器交互体验,还是在线上博物馆参与乐器知识资源的迭代,对藏品知识的输出都不再是传统博物馆教育模式下的单向主客关系,即主体(参观者)对客体(乐器)的客观认识,而是一种对乐器知识内涵的探讨,在主体之间视域融合中不断产生。这种社交的、多向的模式转变也会更有利于博物馆融入社区公共文化生活,使其避免成为孤立的实体。
智慧型乐器博物馆的创新元素其三,在研究与创意孵化方面,智慧功能将使乐器知识资源的挖掘更有深度和广度,可以将涉及乐器学、音乐史、音乐声学、自然环境、人文地理等学科相互关联。这使得我们的研究既深入乐器藏品内涵,又跳脱乐器本身的信息限制,着眼于中国音乐文化的宏大视野。如此,围绕乐器学研究的创意孵化也势必更前沿、更多元。
综上,智慧技术的持续赋能将为博物馆注入更多的创新元素,促使博物馆功能演变升级,博物馆的使命也随之不断扩大和增强。正如国际博物馆协会所倡导的,博物馆不仅是旧遗产的投影机,还应成为新文化的发声器。
高校智慧型乐器博物馆的建构,应结合本校自身特色,借鉴国际博物馆发展的前沿理论与实践案例,合理分配线上博物馆与线下实体馆的角色功能定位,使之成为一套可持续发展的智慧博物馆生态系统。
1.顶层设计
博物馆建馆理念的异同会形成不同的传播模式,而传播模式的不同也会影响其功能导向,这部分问题的核心实际上是博物馆在实践过程中如何处理内外之间的关系。智慧博物馆将“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理念,这就要求高校乐器博物馆在智慧实践中渐渐脱离“围绕博物馆的中心主义”思想。
在传播模式方面,智慧型博物馆要求在“知识共享”“包容对话”的基础上,大大增强传播的交互性和受众的主动性。在哥本哈根博物馆Absalon.nu项目中,参馆者既可以通过互动多媒体屏幕上的虚拟建筑来探索哥本哈根的历史,也可以添加互动评论和图片故事到数据库中,且该系统链接至博物馆外一块24平方米的社区公共互动墙进行公开展示。该项目的传播可谓全面打通了博物馆、个人、社区。
功能导向是由不同传播模式中传播焦点的不同而决定的,可简单划分为“机构导向”“藏品导向”“用户导向”。20世纪新博物馆学运动发起后,人们意识到对于藏品传递的信息或许可归结于一种专业的解释而非真理,即他们可以参与到发现藏品意义的过程当中,信息技术革命为这种可能提供了土壤,此时的焦点从机构到藏品,进而慢慢转向了用户(大众)。
笔者认为,在高校智慧型乐器博物馆建设的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博物馆的理念、传播模式、功能导向要适时的动态调整。在从0到1、从无到有的初创阶段,博物馆要遵循“机构导向”的原则,充分发挥作为音乐高校的学术性、专业性、权威性,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音乐类院校对藏品(乐器)的相关研究有相当多的学术积累。第二:对乐器数据资源的研究方法、理论依据、呈现标准上,高校将起到规格制定的带头作用。例如武汉音乐学院地处湖北,作为曾侯乙编钟出土之地,且有湖北省博物馆等机构做资源加持,故选择编钟作为单一品类的专题博物馆从各个层面都具有天然的优势。经历了从0到1后,博物馆要向“藏品导向”倾斜,即将藏品数量和展现形式进行升级。这要求各高校或相关机构打破博物馆的“围墙”,通过集成协作的方式,充分利用互联网、3D建模、全息成像等技术,最终形成资源互通融合的形态。平台化、生态化是高校智慧博物馆的成熟标志之一,彼时博物馆将从传播的发起者切换为“用户视角”,关注参馆者们可能想要了解什么,即博物馆将遵循“用户导向”的原则。这是一种全方位的多向互动,上文提到,智慧功能将使乐器知识资源的挖掘更有深度和广度,会涉及多学科的跨越与关联,故如此海量的知识发现需要更多的用户共同创造,并且要求用户参与到发现藏品的意义以及贡献更广阔知识资源的过程中去。综上,高校智慧型乐器博物馆的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初始阶段,高校要充当“运动员”的角色,亲自下场展现最高的竞技水准。在发展阶段,要充当“教练”的角色,指导更多的“运动员”协同发挥。最后,高校博物馆更多的充当“裁判”的角色,对智慧博物馆生态进行维护和优化。
2.线上建构
博物馆的线上部分除一些官网功能外,最内核的价值是对海量乐器数据资源的收集、整合、检索。它解决了乐器知识资源的无限性与博物馆收藏空间有限性的矛盾,并将更多人卷入到知识生产的协作体系中。参照上文对智慧博物馆建设发展历程的分析,线上部分的构架也要历经三次模式衍化。
初创是“博物馆(权威)--乐器知识资源--大众”的传统架构,博物馆依托于自身的权威性向大众展示藏品、输出知识,此时博物馆线上部分只是线下实体馆的数字孪生,目前国内外大部分乐器博物馆的官网多停留在此阶段。
发展阶段是“学者(其他高校)--博物馆(知识公地)--大众”的知识公地架构模式。博物馆寻求各方学者集成协作并按照既定的标准向大众展示藏品,此时博物馆的线上部分已形成融合传播的局面,藏品的种类和数量已跳脱原博物馆形成知识公地。这一模式典型案例就是Musical Instrument Museums Online(MIMO)。
成型阶段的线上博物馆是以平台化的形式进行呈现,可归纳为互动生成架构模式(如图1)。此时线上博物馆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资源生态平台,它按照平台生态法则,以互动生成的形式来进行乐器资源的输出。通过集体决策定义乐器知识边界,知识资源将大量沉淀且快速自我迭代。
图1 互动生成模式示例图
3.实体建构
线下实体馆最不可替代的功能是提供情真意切的体验。纵使线上拥有海量的资源,尚无法替代实体馆所带来的整体氛围感和多感官汇集的情感输入,故在实体乐器博物馆的建构中要充分考虑如何将参馆者由“局外人”的身份转为“局内人”,将静态的资源动态化,将乐器从牢笼中解放出来。
因此,高校乐器博物馆可选择常规展位+专题展位+乐器智能交互展区的架构进行布局,通过现代化的智能技术加之合理的建构布局扬长避短,最大程度发挥实体馆的体验价值。常规展位一般是馆内固有的镇馆之宝或大型乐器。另外两个展区则可从阐释模式上下功夫。比如,根据不同乐器主题活动策划“建构主义”的学习情境,或创造“叙事结构”的策展环节。“建构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博物馆教育实践影响最广泛的理论之一”,旨在从参观者的多点互动体验切入,努力搭建和创造赋予意义的线索。例如笔者实地参访过清华大学创办的重返圆明园数字体验馆,该馆以整层3D投屏的形式搭建沉浸式的环境氛围,加之素材内容的线索串联,让参观者迅速融入圆明园历史探秘的情景中去。对于“叙事结构”来说,“叙事本质是一种阐释结构,被视为现代博物馆教育的重要标识。创造叙事的展览空间,是创造意义的重要场所。”大英帝国博物馆在2010年举行的“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专题项目,时任馆长尼尔·麦格雷戈精心挑选出100件藏品,仅通过它们(屈屈100件藏品)就串联起了人类200万年的历史。它以故事讲述的形式告诉参观者200万年来,人类如何塑造世界,又如何被世界塑造。那么对于乐器博物馆来说,乐器藏品的呈现形式可再现不同文化的特殊性、历史的存在、科技的发展和美学的变异等。如果通过巧妙合理的设计,加之引入音乐装置、互动投屏,VR和AR,全息成像等技术手段,就得以让实体馆创造超越语言的可表达性。
4.线上与实体的互联
目前国内高校乐器博物馆的线上网站均是对实馆的补充,尚未实现真正线上与线下的互联效应。如上文所述,数字博物馆对海量资源的集成与实体博物馆提供的感知体验各有优势,智慧创新技术为其互联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笔者认为,在保留原有线上与实体博物馆架构的同时,应大力开发知识图谱技术,将线下实体馆内乐器藏品背后的海量知识资源进行挖掘与关联。这在国外博物馆中已有成功案例,比较著名的如“荷兰国立博物馆知识图谱项目”“俄罗斯文化遗迹云平台”等。高校乐器博物馆与乐器学相关研究自然密不可分,乐器藏品背后的历史和社会功能、设计、建制和演奏彼此间关系等构成了最基本的学科要点。传统实体馆中乐器本体呈现和简介牌显然无法满足知识的全面展示,而浏览线上博物馆又无法满足人的体验感。知识图谱技术嵌入既可以让参观者回归到博物馆中,又能满足他们对某类知识探寻的需求。笔者以编钟为例,对线上与实体馆结合知识图谱技术的建构展开思考(如文末图2)。
以上这种建构方式既保留了传统实体博物馆的形态,也兼具线上数据库的功能。实体乐器藏品被赋予了终端“符号”的新角色,当人们驻足在某件乐器面前,VR、AR设备会显示出围绕该乐器的知识图谱,参观者可结合自身专业和兴趣对知识进行抽取。知识图谱背后的数据构成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之前专家已建立的乐器元数据库,此类数据可直接引用。第二类是结构化数据,需要按照之前特定的元数据规则进行数据对齐。第三类是非结构化数据,它们一般指与乐器相关联的文本、图像、音频等,此类数据就可以从上文所述的应用“互动生成模式”的线上博物馆中调取,对于这类数据首先需要进行实体抽取、关系抽取和属性抽取,之后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共指消解、实体消歧。该架构最终的目标就是完成以上三种乐器数据信息的智能理解与知识链接而形成知识图谱,以此完成对线上与实体馆多维度的互联。
智慧型乐器博物馆的建设将经历三个时期:从“实体建设”到“数字化+网络化”再到“智能化+智慧化”,由于各地发展不平衡,三期叠加将成为一种常态。目前笔者调研的国内高校乐器博物馆,多数都处在传统博物馆形态,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运用上普遍滞后,复合型、多元化、交互式的智慧应用尚未形成。不过未来值得期待的是,越来越多的高校乐器博物馆在朝着智慧化的目标前进,中国音乐学院付晓东教授在2020中国乐派专题研讨会上首次公开提出建设“中国乐派智慧型乐器博物馆”,若此项目成功落地,也必将给智慧技术赋能乐器博物馆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
附图:
图2 基于知识图谱技术的线上与线下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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