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摩托日记》到《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日记中看切·格瓦拉之身份转变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深圳 518052）

1951年10月，时年二十三岁的埃尔内斯托·格瓦拉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系攻读大三的学业，然而追求自由和爱做白日梦的性格却与枯燥的学习和考试格格不入。正在烦闷至极之时，他与同样郁郁不得志的药剂师好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一拍即合，决定骑乘摩托车结伴环游美洲。决心既定，埃尔内斯托休学一年，于当年十二月踏上了旅途。尽管实际的旅行路线与他们计划的路线有所出入，伤痕累累的摩托车“大力神二世”也没能陪他们撑到旅途终点，但这段经历却极大地改变了年轻的格瓦拉，甚至让他从一个“有些玩世不恭”的富家公子变成了无产阶级的支持者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最终为理想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成为全世界革命者的精神领袖。正如他自己所说：“曾写下这些文字并对它们进行整理和加工的我在重新踏上阿根廷土地的那一刹那也已死去。我，已不再是我，至少内心深处的我已不再是曾经的那个我。在我们广袤的美洲大陆上的这次漫游已深深改变了我，这超出了我的预期。”

格瓦拉把此次旅途的见闻和感想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后以“Notas de viaje：Diarios de motocicleta”为标题出版。该书的中文译本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摩托日记：拉丁美洲游记》（2012，王绍祥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摩托日记》（2017，代芳芳译）以及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摩托日记：拉丁美洲游记》（2018，笔者译）。后者与前两个版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同时还收录了埃尔内斯托·格瓦拉的战地日记“Pasajes de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即《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它记录了格瓦拉从1956年末追随菲德尔·卡斯特罗乘游艇“格拉玛号”登陆古巴到1959年初取得革命最终胜利的全过程。将《摩托日记》和《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这两本日记结合在一起，能够很清楚地看出作者在短短五年间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其写作风格上，更表现在作者的性格、思想和行动上，我们可以据此用三种身份来大致概括作者的三个人生阶段，即：自由的旅行者、沉默的思考者以及勇敢的革命者。

一、自由的旅行者

这个阶段是最轻松、快乐和自由的，格瓦拉作为一个旅行者尽情地去享受沿途的风土人情。他和挚友格拉纳多骑摩托车从故乡出发，途径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几国，中途不断地即兴修改路线。旅途中他们吃了很多苦：手头拮据时厚着脸皮去乞食、摩托车出故障时在白天炙热、夜晚酷寒的干燥沙漠中步行几小时寻找歇脚处、哮喘病发作时手边却缺医少药、打算偷渡时被船长发现痛骂一通赶下船……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总能用积极乐观的态度苦中作乐，而且两人的节奏始终高度合拍，默契十足。例如，在接受报社采访时谎称是两位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阿根廷麻风病专家，计划骑行穿越南美洲以调研整个美洲大陆的医疗情况，等报纸印刷出版后他们便拿着它到处混吃蹭住；又如，两人搭档着唱一出“双簧”，假称出来旅行已整整一年却没钱买酒来庆祝纪念日，待有人“上钩”并主动提出邀请他们喝酒时他们又假意推辞说阿根廷的风俗是没有下酒菜宁肯不喝酒，借此骗到足够的食物果腹；如此等等。

除了这些趣事囧事，格瓦拉还在日记中如实记录了旅途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风景，如阿根廷的七湖之路、智利的沙漠、秘鲁的印加古城、的的喀喀湖和亚马逊雨林。其中最让他震撼的便是印加文明的古迹，他在日记中运用了大量的笔墨去描绘它的美，他认为“只有体内有一半印第安血统的南美洲人能够感悟到”这种美所带来的震撼，而美国游客却只能看到无声的石墙遗址和印加遗民，因为“他们基本上总是直飞利马，逛逛库斯科，再看看遗址，然后回国，其他事情他们毫不关心”。

二、沉默的思考者

随着旅行的深入，格瓦拉开始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底层人民，因而得以了解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和不公，这对他之前优渥的生活来说无疑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1.工人

在智利的沙漠中，格瓦拉和格拉纳多跟一对工人夫妇交上了朋友。这对夫妇是共产党员，他们饱受迫害，被迫离乡弃子，准备躲进山里的硫矿，尽管明知“那里的气候很糟糕，生活条件极差，但那个地方不需要工作证，也没人会询问他们的政治立场。在那儿，工人只需要卖力工作，用身体健康去交换赖以活命的口粮”。在这极度严寒的夜晚，夫妇俩却连一条可以御寒的毯子都没有，“只能蜷缩在一起互相取暖，他们就是这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无产阶级者的真实写照”。关于他们的信仰，格瓦拉是这样点评的：“实际上几乎没有人强迫这些人去信奉共产主义，他们不在乎加入这个集体对他们是否有危险，但是这条‘共产主义的毛毛虫’在他们的心中已经羽化了，即将成蝶。这是他们对长期的饥饿所发出的抗议，这种抗议转化成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理念的热爱，他们也许永远无法理解其教义，但他们把它翻译成了更好懂的语言——共产主义是‘给穷人的面包’，那是让他们活下去的力量。”

除了这对工人夫妇，格瓦拉对其他工人同样抱持深深的同情态度。他很清楚铜矿对智利经济、军事和政治的重要性，但他呼吁大家不要忘记矿山中垮塌事故、二氧化硅中毒和地狱般的气候条件所造成的大量死难者，并呼吁政府提高工人阶级的福利待遇、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

2.印第安人

进入秘鲁领土后，格瓦拉遇见了许多印第安人，他们在他笔下的形象是一个沉默、安静、害羞、胆怯、神秘、贫穷、疲惫、麻木、守旧、听天由命、安于现状的边缘群体。造成这种隔阂的原因有三：一是语言，二是文化，三是历史。

格瓦拉多次在日记中多次提到这些印第安人的“西班牙语很不好”“基本听不懂西班牙语”甚至“完全不懂西班牙语”，由于无法与主流群体进行有效沟通，他们只能保持缄默，因而被视作无法言说自我的“他者”。他们不被当作人——“根本不把印第安人当成人，他们觉得让印第安人活着就已经是对他们的恩惠了”，甚至被当成动物对待——“这种火车有一个丙级车厢是给当地的印第安人坐的，这种车厢在阿根廷是只用来运输牲畜的”。

当古代的印加人看见骑马入侵的第一批西班牙征服者时，记起了神话中所记载的预言，误以为骑在这些神奇生物身上的白人是天神降临来惩罚他们的，于是未加抵抗便轻易被战胜了。在格瓦拉的日记中，一位印第安人便把他和格拉纳多称作“维拉科查”，那是印加神话中创造万物的神，后来印加人还用它来称呼西班牙入侵者。带着这样的敬畏，印第安人是不可能与格瓦拉他们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的，因为“在这些单纯的人们面前我俩就像是来自阿根廷的半神”。格瓦拉还在日记中详细记录过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他在山顶看到“一座用不规则的石头堆成的奇怪的金字塔，塔尖用十字架装饰。当卡车经过时，几乎所有人都朝它吐口水，还有一两个人在胸前画十字”，后来才知道这种奇特仪式的来源原来是因为按照印第安人的传统，“在到达山顶时都要把自己所有的痛苦留给帕查玛玛大地母亲，他们每人放下一块石头代表自己的痛苦，慢慢就形成了一座金字塔。后来西班牙人征服了这里，于是立刻就要想办法抹去这种信仰并毁掉这种仪式，但他们的努力都白费了”。天主教的修士们采用了一种折中的方式，在金字塔顶端放置了一把十字架。格瓦拉和格拉纳多见到的在胸前画十字的那一两个人便是改信了天主教的印第安人，而吐口水的那些人其实吐的是古柯叶，因为“交通方式的进步改变了印第安信徒们的祭奠方式，现在他们用吐古柯叶取代了放置石头，通过这一仪式他们所承受的痛苦便交付给了帕查玛玛女神”，而从人数的悬殊可以看出甘愿接受白人文化的印第安人寥寥无几。印第安人曾经有过无比辉煌的过去，但最后却经历了惨败，作为历史上的战败民族，他们内心有一种深深的耻辱感和自卑感，阻止他们平等地与其他民族进行交流。更为可悲的是，“他们不光被现代文明视作愚蠢的种族，甚至遭到他们那些混血同胞的指责”，因为“这些印第安人与欧洲白人通婚后产下的混血后代变成了土著民坚定的敌人，他们把自己血统不纯的仇恨通通转嫁到土著民身上”。

至于要如何改变印第安人的可悲状况，格瓦拉借一位印第安教师和一位博物馆馆长之口提到了以下几点：一是教育的必要性，让他们通过知识的习得变成一个有用的人，与社会接轨，而且这种教育不能完全照搬白人的教育制度，要进行改革；二是“迅速提高印第安家庭经济状况的需求，这才是让他们摆脱古柯和酒精催眠效果的唯一方法”；三是要恢复印第安人的声誉与信心，“设法让他们回顾过去时充满骄傲，正视现状时不再羞愧”。

3.病人

作为医学生，格瓦拉尤其关注医疗。在智利旅游时，他抽空去贫民区探访了一位患哮喘病的老人，老人的处境让他十分难过：“她小小的房间里散发出浓烈的汗臭味，家里只有几把落满灰尘的椅子，把她的腿都弄脏了。除了哮喘病，她还患有心脏代偿失调症。而面对这些下层人民时，作为一个医生，我多希望能改变这样的情况，能消除这些不公平，这样这位可怜的老人在至少一个月前就能得到救治”。可悲的是，在这样贫困的家庭里，家人不仅没有能力给病人治病，反而粗暴地对待他们，怨恨他们加重了家庭的负担。格瓦拉把自己身上仅有的药物全部送给了老人，但他知道这样的帮助无济于事，他感叹道：“这便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所经历的深刻悲剧，他们的生活被掩埋，看不到未来……我不知道基于这种可笑的阶级分层的秩序还会持续多久，但我认为领导阶层应该停止宣传他们的仁慈，要尽量多花些钱在社会福利上”。

他在离开智利后回顾并评价了该国的医疗条件：“医院很穷，缺少药材和正规的手术室。我们曾见过照明很差的手术室，甚至见过很脏的手术室，而且不是在什么小村子里，而是在瓦尔帕莱索市。设备不全，卫生间很脏，国民卫生意识欠缺”；然而跟他接下来探访的其他拉美国家相比，智利已经算不错了：“智利的整体卫生情况不容乐观，尽管后来我慢慢了解到其实它已经远远优于我接下来所认识的那些国家”。

到达秘鲁后，格瓦拉和格拉纳多一起拜访了位于亚马逊雨林的圣巴勃罗麻风村，与村里的病人建立了十分深厚的友谊：怕他们饿肚子，病人们偷偷攒下食物给他们送去；怕病人无聊，他们跟病人一起踢球赛；两人要离开时，病人用心为他们准备了欢送仪式和一封情深意切的送别信，还把辛辛苦苦攒下的100.5索尔送给他们作路费：“有几位病人亲自来同我们道别，当他们感谢我们花时间陪伴他们时，大家都流泪了。我们握着他们的手，收下他们送的小礼物，然后坐在他们中间一起听一场足球比赛的转播。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曾真正让我们想投身于麻风病学研究的话，那一定就是各个地方的病人们展示给我们的友爱”。在麻风村的病人们给格瓦拉筹备的生日派对上，他动情地致辞：“尽管我们俩太过渺小，无法成为美洲独立事业的代言人，但我们相信，尤其是在经过这次旅程后我们更加坚信，把美洲分割成一个个不准确不真实的国家是完全虚妄的，因为我们是一个高度融合的民族。从墨西哥到麦哲伦海峡，我们同宗同源”。从中能够看出，格瓦拉的国际主义思想在旅行中渐渐定型，他开始认为拉丁美洲各个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一个拥有共同的文化和经济利益的整体，倘若革命则需要国际合作。

可以说，这场旅行彻底改变了年轻的格瓦拉，而后来的他又改变了整个世界。正是通过这次旅行、通过与下层人民的近距离接触，他开始真正了解到拉丁美洲的贫穷与苦难，认识并接受了共产主义，决心要通过革命来改善全体无产阶级人民的命运：“我现在明白了，我明白当伟大的主导灵魂用力将人群分为两个敌对阵营时，我会站在人民这一边……我的身体在颤抖，准备好要进行战斗，我把自己献给这处圣地，胜利的无产阶级将发出野兽般的呐喊，喊声在此不断回荡，充满新的希望”。

三、勇敢的革命者

旅行结束后，格瓦拉回到阿根廷顺利完成了学业，并于1953年从医学院毕业后再一次开启了旅程。不过这一次身边没有了好友格拉纳多的陪伴，路线也与上次有所不同：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他在玻利维亚见证了玻利维亚革命，又在危地马拉认识了古巴革命家安东尼奥·洛佩兹，这些旅途见闻发表在他的著作“Otra vez”（《再一次》）中。1955年，格瓦拉在墨西哥结识了流亡在外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毅然加入了正在组建中的古巴游击队，因为“从一开始，菲德尔就用一种带有浪漫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和蔼将我和他牢牢系在一起，我从此意识到自己甘愿为了如此纯粹的理想死在异国的海滩上”。

1956年11月25日，他以游击队队医的身份搭乘“格拉玛号”从墨西哥图斯潘港出发，在加勒比海上艰苦航行七日后终于成功在古巴科洛腊多斯海滩登陆。几天后，他们遭遇了政府军的第一次偷袭，正是在这次偷袭中，格瓦拉再次完成了身份的转变——从医生向革命战士的转变：“也许那是我第一次真实地面对选择做一名医生还是一名革命战士的两难境地，我面前有一个装满药品的背包和一个子弹盒，这两样东西都太沉，不能同时拿走。最后我选择了子弹盒，留下背包”。至于他对最后这次身份的转变是否满意，从他遇害前写给父母的家书中可以得到答案：“对于做医生我已经没有兴趣了，至于战士么，我大概不算差吧。”

游击生涯十分艰辛，山区生活环境恶劣，少衣缺食，药物匮乏，蚊虫泛滥，还要随时应对敌人的追击，最初乘“格拉玛号”登陆的八十三位队员经过战争的洗礼后只剩下十八人。在这期间，格瓦拉始终坚定地站在卡斯特罗身旁，积极、乐观、勇敢地执行每一个任务，为解放古巴人民而不懈奋斗，他的人格也因此得到了磨砺和升华。在这位古巴领袖身上格瓦拉学到了许多珍贵的经验，并且运用到了他后来独立领导的玻利维亚游击队之中，所以他在写给卡斯特罗的信中曾说道：“我同样也为我当时能够毫不动摇地追随你，能够在考虑和观察问题、估计危险和坚持原则方面都同你一致而感到自豪。”同时，作为一名游击队员，格瓦拉更加深入地融入了无产阶级，因而也更加理解和同情他们，直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把自己的生死与他们联系在一起：“游击队和农民群众渐渐融合成一个整体，没有人能说清楚这具体发生在漫漫长路的哪一个时刻，又是在哪一个时刻我们之间的话语变得亲密而真切，甚至于我们自己已经成为了农民群众的一部分”。

由于格瓦拉的出色表现，1958年7月卡斯特罗授予了他少校军衔，这是当时起义军中最高的军衔，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是地球上最骄傲的人”。作为指挥官和政委，格瓦拉在山区建立起了起义军的后勤基地，很好地解决了战士们的衣、食、医等方面的问题；他还设立了正规的中央粮食供应站、面包房、军工厂、卷烟厂、卫生站、野战医院等；他关注战士们的政治思想，出版《自由古巴人报》、创建起义电台、创办学校并亲自授课。1959年率领第八纵队，在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先后解放了圣克拉拉市、哈瓦那市和卡瓦尼亚要塞，使古巴革命的胜利进程大大加速。

四、总结

从埃内斯托到“切”，从柔弱少年到坚强战士，从戏谑幽默到成熟稳重，格瓦拉的转变忠实地反映在他的日记中。对于这种转变的原因他自己曾总结如下：“实际上，我周游了拉丁美洲，又亲身经历了危地马拉政府被扼杀的情景。因此，用不了很多功夫就会把我吸引到任何一个反暴政的革命行列中去的……我把全部身心，甚至我的鲜血都献给了一项我认为是正义和人民的事业。”英年早逝的格瓦拉留给世人“永不熄灭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三位一体的青春激情”，而这一切都与他早期的经历不可分割，因为“切格瓦拉在旅行过程中所展现的悲天悯人与济世情怀，正是其将来革命浪漫主义原则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种自其青年时期一以贯之的人格特质，是其革命动机从不动摇的根本保障，也是其有别于其他革命人物的最显著标志。”因此，将《摩托日记》和《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这两部日记结合在一起细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格瓦拉。

注释：

①商务印书馆以《拉丁美洲摩托骑行记·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为题目出版了该书。

②此书现存另一中文译本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翻译，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