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曲阜 273100)
《青春之歌》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学生运动及革命知识分子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向读者揭示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才能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的主题,与此同时。学术界对书中的林道静评价褒贬不一,本文试从林道静的角度对她的爱情进行浅析。
不可否认的是,林道静与余永泽的爱情虽然经历了起起伏伏的过程,且最后是以失败告终的,但在林道静的成长中,余永泽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回看他们的初识场面——一双温柔的臂膀挽救了一个即将扑向大海的生命,一道温暖的热流,缓缓地流过了林道静冰冷的全身。毋庸置疑,她心里感恩余永泽挽救自己生命的同时,对这位青年的爱情也在萌芽。所以林道静此时此刻眼中余永泽的小眼睛是瞪大了的,是亮晶晶的,所以林道静会羞怩于余永泽的凝望,所以林道静会在回北平的第一时间就去握住余永泽的手。而余永泽也同样如此,他愿意主动倾听林道静心中的苦楚,愿意用自己的所学与所想来使林道静忘却烦恼,还愿意东奔西走为林道静的工作操劳,从后面余永泽性格的凸显中我们不难看出,余永泽其实也是骨子里流着传统血液的书生,但从他离开北戴河时对林道静说的话中可以得知他的所为是有驳于自己的内心准则的,但是为了心爱的人能够稳定地生活,他有在付出努力。其实在北平一切不顺心的事情发生前,林道静作为一个少女显露的热恋情结与余永泽的包容与体贴都十分相适,也给读者一种美好的遐想。直到林道静答应了余永泽的同居请求,这也是他们的爱情就呈现下坡的趋势的开端。对于林道静答应同居请求一事,北京大学贺桂梅老师在其《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中提出的观点是林道静的这个选择不是“结婚”,也就并不是私人/道德的选择,它更是一种反抗与革命的主体姿态。其实,林道静最终选择与余永泽同居,甚至是她们的爱情,更多的也混杂着一种迫于生活的无奈,我们回到此时她的生活环境,求职屡屡碰壁且受到了日本人的侮辱、还饱含寄人篱下之烦忧,再加上王晓燕等人对她的劝诫与无意识地“嘲笑”,比起尊严,她不得不选择安定,所以投奔余永泽对当时的林道静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以便她日后有可能有实现自身理想的可能性,所以在余永泽责怪她像一匹难驾驭的小马总是爱东奔西走时,她也只是无意识地忽略了余永泽的严肃语气,以后来他动人的话语搪塞了自己的不悦。
在与余永泽同居后的多数日子中,林道静其实是在日复一日地重复地做同一件事情的——每天早晨送余永泽去上课,中午在家做好饭菜等他回来。余永泽的温存与体贴,使她从小缺少爱抚的心灵得到了情感上的满足。但是可是这一切表面的平静都被卢嘉川的出现打破,我们总观林道静的感情生活,不难看出卢嘉川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重要的程度达到了在与余永泽分开后、即便之后被捕在监狱的反抗还是后来她与江华在一起时的许多举措,都有着卢嘉川的身影,可以说卢嘉川的言行举止对林道静产生了潜移默化而又深远持久的影响。而他们的再次相遇只是源于一次偶然的新年聚会上,卢嘉川慷慨激昂的陈词使得林道静被煽动起来的愤懑情绪中还隐含着一种惊异的成分,当她不由得感慨于卢嘉川谈吐的潇洒与不羁的风姿时,自己平时的矜持与端庄已经浑然消失了,也是因为这样,她内心的矛盾使得她夜不能寐,自己也开始不自觉地处于伦理与道德的边缘徘徊,以至于她开始抵触余永泽,开始把余永泽对她的在意转换成她追求理想之路上的绊脚石,即便是余永泽开始愿意为爱作出让步时,林道静脑海浮现的都是卢嘉川所言说革命与进步。其实这也是众多读者批评林道静的主要原因,于爱情而言,她并没有做到一心一意地对待爱情,退一步说,就算是余永泽的落后与保守妨碍了她理想的实现,可是基本的伦理道德是从古至今都应该遵守的规范,即便林道静一直处于内心挣扎的状态,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此时的她精神上已经趋于出轨,她既没有做到当断则断,也还保持与卢嘉川的暧昧。在余永泽放假回家后发现林道静的转变后,他心里就已经有危机意识了,他尝试着去与卢嘉川交涉,他在听见外面的枪声时第一反应是林道静的安危,余永泽一直在为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努力,但是林道静在遇见卢嘉川之后就已经是停滞不前甚至呈现出倒退的姿势,且不谈余永泽的一些不恰当的举措,可是我们不能忘记如果没有余永泽的出手相救,怎么会有后来那个为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林道静?小说在第九章的开篇就以余永泽的口吻道出他自己具有心脏病史,且因为林道静的出现与之带给余永泽的苦恼,几年没犯的心脏病已经开始发作了,在目睹林道静与卢嘉川说笑的余永泽在那之后也经常坐在桌边叹气与感慨,而小说叙述林道静与余永泽的爱情也就是停止在了林道静给余永泽的告别信中,两人之后的交也集一直延续到林道静在多年后街上遇见余永泽和她的现任妻子,作者之所以没有展开后面的故事发展,也是因为余永泽对于林道静突然离开的悲痛之深难以用言语表达,也许余永泽在无数个午夜梦回之时也曾预料过自己的枕边人很可能有一天会离开自己,但也是他骨子里的保守与求安稳的心态让他暂时麻痹了自己的消极意识,直到有一天这个对爱情有着美好向往的读书人不得不直面爱人的离开,可想而知其中的痛苦是有多么令人心碎。所以当后来林道静对着王晓燕斥责余永泽在街上对她的嘲笑时她是应该庆幸的,她应该庆幸那个女孩的出现使余永泽开始走出失恋之后漫长的黑暗期,可以让此时此刻的她减少一分愧疚,因为当时林道静的离开是潇洒的,也是果敢的,他也把所有的悲痛留给了有心脏病病史的余永泽,如果当时这个易感时伤怀的读书人从此就陷进了感情的深渊,难道林道静还能够“心安理得”的在革命与爱情的道路上逐渐成长吗?再者说,林道静对卢嘉川一心一意付诸的感情值得吗?其实她对卢嘉川的付出与回报是没有成正比的,卢嘉川为什么要接触林道静?在卢嘉川的眼中,男女之间的钦羡是占比重极小的,更多的只是因为当时革命形势严峻、共产党人的任务艰巨(既要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还需要应对国民党政府的围剿),急需更多的新鲜血液加入罢了,就像卢嘉川在白莉萍家对许宁说的那样,他们此刻要做的就是把林道静从一个小资产阶级转变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才是卢嘉川的初衷,并不是林道静心中误解的卢嘉川对她产生的情愫。纵观全书,卢嘉川与林道静接触的次数其实不到五次,且每次卢嘉川去到林道静的住处找她可以说都是带有强烈的目的性的,要么是为了给她带去一些关于革命的书籍或者与她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促使她能尽快地向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转变;要么就是自己遇难有求于林道静——在自己被敌人发现而无处躲藏时,他并没有考虑林道静的(一旦他的行踪被敌人发现,那林道静也是难辞其咎的);即便是在自己快牺牲时,给林道静写信的主旨更多的也是表达祝愿她能早日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与期盼她能为革命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而林道静付诸的可以说是自己的整个人生,她放弃了自己原本安逸的生活,她离开了在意自己的人,并且她的余生做任何事都好像有个影子在旁边督促她——(卢嘉川是什么样的,所以你也应该成为“他”),一定意义上卢嘉川对林道静是一个符号,比如革命精神或者信仰的符号。可是站在情感的角度上来进行审视这份感情,林道静真的理应为卢嘉川付出全部吗?不难看出,在卢嘉川的心里,不论何时何地,国事一定是在林道静之上的,而在林道静的心中,只要事情与卢嘉川相关,那其他事就都不值得与之相提并论了。这样抛头颅的一腔热血,对于林道静来说是真的公平吗?
其实林道静与江华在早期的学生革命反抗斗争中就有接触了,只是由于卢嘉川的存在,她并没有感受到江华带给她的力量,而当她在定县再一次见到江华之时,小说是这样描写的:“远远就看见在大门口立着一个高高的,身体魁伟,面色黧黑的青年,他穿着一身灰布中山装,戴着半旧的灰呢帽,像个朴素的大学生,也像个机关的小职员。”在林道静的心中,江华其实是卢嘉川的影子,他像卢嘉川一样,不失成熟男性的坚韧与沉稳,同时也拥有革命者的激情。但是在面对江华的告白时,此时的她是没有对眼前这个男子产生很重的依恋之情的,更多的是一种敬佩与尊重。但是她又不得不把江华当作是卢嘉川的升华,因为这时的林道静和当时从北戴河逃回北平投奔余永泽的情形极为相似,革命形势日益严峻,自己在北大工作中接连不断地受打击,还面对着好朋友王晓燕的疏离,她蒙上灰尘的心灵在此时是极其需要一个人来填充的,而这个时候,江华的再次出现使她已经想不出理由来拒绝这份突如其来却又极为可贵的依托了。也是从她答应江华的那一刻开始,她正式告别了自己坚守多年的那份对卢嘉川的独特感情,同时也意味着她开始真正融入革命之中。如果说江华代表中国共产党,那么林道静和江华的结合,则意味着女性从身体到精神对革命的奉献。她从前产生的一切关于卢嘉川的美好遐想与是否应该心安理得地接纳其他人的矛盾就戛然而止了,即便她和江华在许多读者的心中只是革命夫妻。这也就是杨沫对于两人确定关系后的情节寥寥几笔带过的原因,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小说的总基调是在歌颂林道静与历史一同进步,与时代一并前行,可是经历了一重又一重的困难,面对监狱的镣铐与严讯都能挺过的共产党员却没经得住儿女情长的考验,与主题又是有些许偏颇的。
杨沫在《青春之歌》的初版后记中明确表示“我要真诚地告诉读者的……书中的许多人和事都是真实的……”这是因为杨沫在塑造林道静这个形象时,她是以自身的情感经历为基础来进行描绘的,所以结合杨沫的一生,我们也由此可以得出林道静在面对爱情时复杂情感的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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