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爱欲与文明的辩证法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 637000）

英国作家D.H劳伦斯擅长书写处于工业文明中的两性关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延续这种书写，虽然问世以来由于其中过多的性爱描写饱受查禁，但将这部作品中的生命真理置于当今社会现状来审视仍然如晨钟暮鼓般发人深省。雷蒙·威廉斯认为，把“性可以解决一切”当作劳伦斯作品表达的主题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误解，而对于“共同体的本能”的强调才是他思想的深刻之处。这个矿工家庭的儿子亲眼目睹了工业文明之下荒芜的景象，他深知这个“人们不再相爱”的世界是如此的可怖，同时，他也受益于童年和家人之间“亲密活跃的关系”，这给予了他作品中对于家庭以及两性关系的探求的热情，以此来批判工业体制下被压抑的人性。

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等作品中出现的“恋母情结”等因素，显然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同时代的弗洛伊德的影响，同时，面对工业文明对于人类的身体和精神的摧残，他欲以“力比多”的生命意识唤醒身处废墟中的人类，这些都可以在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中找到契合之处。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进一步深化了弗洛伊德的“爱欲”理论，他指出，文明建立在对爱欲的压抑之上，它要求人痛苦地与现实相适应，“爱欲”的态度将调和以理性为主导的西方文化主体，因为爱欲中保留了对于一种完整满足的要求。对爱欲的重新认识将唤醒人们的生命意识和审美意识，“在爱欲的实现中，从对一个人的肉体的爱到对其他人的肉体的爱，再到对美的作品和消遣的爱，最后到对美的知识的爱，乃是一个完整的上升路线。”本文以马尔库塞的爱欲理论为视角，揭示爱欲对于创造摆脱了压抑性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恢复人的生命的活力的重要意义。

一、爱欲与文明的冲突

在十九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作为最早通过工业革命走上垄断资本主义之路的国家，工业迅猛发展，国家蒸蒸日上，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英国人工业革命的胜利幻想和西方世界表面繁荣的景象，无数英国人被战争夺去了性命；战后英国中部地区爆发煤矿工人大罢工运动，显示了激烈的劳工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统治与摧残恰恰发生在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之时，各阶层的人们在这种社会的压抑下生命都逐渐萎缩，种种景象质疑着工业文明的合理性。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写作就基于一个这样的文明之下，两性关系的社会枷锁越来越沉重，成为工具理性统治下逐渐僵化的一种关系，婚姻沦为生育性欲的压抑性秩序。劳伦斯笔下的拉格比庄园是英国社会各阶层的缩影，上流社会间的关于“性”的讨论生动地表明了这些上层阶级的功利性：他们的道德就是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并认为婚姻不过是事业成功的附庸品，是“财产共有，博取功名，我的夫，我的妻，那类爱情”。他们沉迷于各自的精神生活，而不相信男性与女性能够真正地理解彼此，性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感官行为，从而拒绝相信肉体间的接触所具有的真正价值。上流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成熟且世故的，男人们以自我为中心，他们不尊重抛下了“查泰莱夫人”名号下的康妮，只要求她去扮演好她的“第二性”，即一个温驯的、善解人意的形象。他们普遍追求的是对于他人的统治，而男女关系也服从于这种征服与控制。

二、工业文明下被压抑的爱欲

克利福德完全忽视康妮的生命需求，在他看来，爱欲是在他的安全领域投下的不安阴影，他拒绝让这种“偶然发生的欢爱”破坏他心目中完美生活的和谐。因为在资本家看来：“文明的存在正是依赖于对爱欲的广泛的、强化的管制和控制。”

克里福德因为参加战争导致下半身瘫痪并失去了性的能力，为了满足其被压抑的需求，他把欲望转移到外界，先是想通过创作扬名于外，随后又投入于煤炭的改良技术加强对于自然的掠夺，使祖上传下来的煤矿起死回生，获得事业的成功，以利己的资产阶级道德维系其资本家的身份，在其中他找到了自我新生的力量。但他的内心世界却是一片荒芜，本能变得奇怪软弱，“他根本拒绝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由此变得专制和具有攻击性，并形成了其冷酷、压榨他人的一种性格，正如马尔库塞指出的那样，资本家因“害怕被压迫者反抗，于是形成了其实行更严厉的控制的动力。”对于矿工和下人，克利福德始终抱有一种高高在上的轻蔑和敌意，把他们当作自己手下的“工具”，而不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在明知其下人梅勒斯在战争中受过伤的情况下，仍指使梅勒斯为其抬轮椅，还以教育、使唤自己的仆人博尔顿太太为乐，他的麻木不仁是文明对爱欲压抑到顶点的表现。

在面对感情生活时，他将自己活着的价值强加于康妮身上，“那是一种因为怕甚至恨而生出的崇拜，对可怕的偶像力量既怕又恨。他唯一需要的就是让康妮发誓，发誓不离开他，不抛弃他。”他强硬地让康妮尽拉格比府主妇的责任，却不给予她柔情，他想要维持地只是生育性欲下的秩序，使他可以躲在婚姻的羽翼背后去追求“成功母狗”，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接触对于他来说只是件次要的事。他拒绝和康妮离婚是因为他认为这样会“打破拉格比的生活秩序，破坏体面的日常生活，那比死还让我痛苦。”

克利福德在追求“成功母狗”中丧失了对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的需要，而康妮被束缚于没有丝毫温情的婚姻之中，她的生命活力快要被扼杀了。两性之间的关系屈从于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康妮对克利福德的照顾交给保姆也可以完成，而不是正常夫妻中每人都是彼此之间不可替代的亲密存在。

三、爱欲对文明的反拨

面对英国所遭遇的危机，劳伦斯高扬健康的情感和欲望，试图以两性关系来探索一条拯救之路，恢复过度压抑的生命本能，从而保存并丰富生命的冲动。

起初在康妮看来，精神和肉体可以是分离的，她在与克利福德的精神生活中可以获得一种满足，使她不再考虑身体上的需求。遇到梅勒斯之后，从全然陌生的交合到感受激情的律动、生命的狂喜，再到彼此间的渴望与爱慕，康妮感到这种“将男人打败”的感觉是机械的错误的，“而那种爱慕才是她的珍宝，那么深不可测，那么温柔，那深情又是那么神秘。”这种服从建立在自我生命的再一次觉醒中，她在性爱之中消除了对男性力量的恐惧，感受到了肉体“那纯粹、温热、强壮的美”，融化在充满敬畏的静谧之中。梅勒斯不愿被现实世界的法则所驯服，他厌恶现代的男男女女冷着心去恋爱，把性“当成什么了不起的神秘事”而不是自然的生命。在工业和金钱把人类真实的人性感情扼杀了的环境下，他孤独地坚守着自我健康的生命本能，用桀骜不驯的人格来反抗虚伪的世俗。康妮的到来使他和这个世界再次有了交融，他被康妮身上压不住的生命力所吸引，她的活力和美正是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拉格比庄园才凹显出来，显示了作家对于机械的工业化社会中那份自然的生命美的推崇。

劳伦斯在这里构建了关于爱欲的反压抑性话语，性爱对他们来说是一场自由的“游戏”，在伊甸园式的小树林这一私人生存空间中，他们的感性被重新唤起。在两人扮演约翰·托马斯和简夫人的游戏中，性使主体发现自己的潜能与活力，拂去压抑的乌云，希腊式的裸体奔跑，在大雨中感受大自然的无限生机。这时与自然相融合下的性爱不再是纯粹的生殖行为，而是一种通向健康、调和的“消遣”，在游戏中他们摆脱了沉闷的工业文明，通过对身体的触摸挖掘着生命之美。“自然界与人类世界一样是压迫的、残忍的、痛苦的，因此一样有待于解放。”被解放后的树林不再是被煤炭的硫黄味包围着的死寂的老树林子，而是被大雨洗刷过后充满着鲜花和生机的新世界，他们的性爱得到了自然的响应。

但爱情是私人性的同时也具有社会性，当离开了拉格比庄园后，来到公共生存领域的两人想要建立可维系的爱人关系就需要对压抑性的婚姻做出反抗。他们努力地对抗既有秩序，从而为自己走向一个光明的非压抑性远景迈出关键的一步。性欲向爱欲的升华建立了更加稳固的两性关系，这种关系超出了功利的社会占有关系，使两人的生活“洋溢着神圣的精神和道德律”。

劳伦斯将英国的未来寄希望于觉醒了的爱欲意识，“温情，真的，确实是性的觉悟。性确实就是接触，最亲密的接触……我们得活起来，觉悟起来。特别是英国人，必须得相互接触了，细腻点，温柔点，这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在这里，劳伦斯将两性关系的亲密上升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因为爱欲的升华如果是建立在肯定本能之上，“它必定仍是一个具有共同基础的超个体过程。”

四、结语

康妮和守林人的结合虽然形成了亲密的“精神共同体”，但这似乎只能看作劳伦斯对于具有压抑性的英国工业问题的想象性解决。他欲以“爱欲”建立起非压抑性秩序来拯救工业文明的罪恶有赖于人的审美能力的高度自觉，不然便有陷入肉体的低级欲望的危险，不仅如此，人类的解放离不开社会生产关系的进步，因为“非压抑性秩序本质上是一种富有的秩序……只有富有的秩序才能与自由相一致。”只有在解决了人类的生存斗争的前提下才能去寻求“消遣”。小说预示的光明结局建立在一种乌托邦的幻觉之上，在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西方世界并未形成全面的“富有秩序”，阶级对立与差异仍相当尖锐，但生命本能已经苏醒了的那部分人已经形成了超越功利意识的审美观，他们成为去建设一个逐渐摆脱压抑的文明社会的推动者。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问世以来饱含争议，甚至受到巨大的诋毁，随着时间的推移，读者渐渐从中获得生命的启迪：爱欲是重新开启人性的钥匙，由此呼吁一种感性调和下的理性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