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绘画中的早期现代性特征与影响因素*——东西方比较的视角

时间：2024-05-04

（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山东济南 250101）

一、绘画中的早期现代性特征

17、18世纪的艺术，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我们称这个时期的艺术具有早期现代性特征。早期现代性的概念，主要是强调了其相对“自发”地产生于传统文化之中，东西方都曾产生早期现代性的因素；是相对于“盛期”或“全盛时代”的20世纪初而言的；而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概念，主要是强调了思想方式，他们以欧洲为典型，自觉性特征更强，如称19世纪末20世纪以后的艺术是具有审美现代性的，有更强的自觉性和反思性。

浮世绘，日本的风俗画，是日本17、18世纪的绘画艺术。它的题材极其广泛，有民间的风俗传说，时事热点，艺伎等充分表达了日本市民的情趣和审美，几乎涵盖了日本人当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文人画自然无法和浮世绘这样的商业版画相提并论，但即便是中国的民间版画也是倾向于向文人优雅审美趣味靠拢，缺乏浮世绘中那种更加直接、不加文饰的现实感。虽然在这个时期中国也是出现了一些表现社会现实的画家和带有一定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但作品多用暗示、影射的手法不敢过于直露。如周臣的《流民图》、陈洪绶为《西厢记》作的插图、罗聘的《鬼趣图》、曾衍东等画家的一些画作，虽影射当时的现实状况，但这些作品在文人趣味占主导的明清收藏界和画史论著中不受重视。西方17、18世纪，也出现了一些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画家和作品，如卡拉瓦乔和格列柯。

尽管文艺复兴主张个性解放，摆脱宗教束缚，但大部分画家还是以神话和宗教人物故事为主要创作题材，如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虽然此画已具有高度世俗化的享乐主义色彩，但仍然借用了神话人物之名。拉卡瓦桥和格列柯都是文艺复兴之后的画家。卡拉瓦乔一般被理解为巴洛克画派。虽然他的绘画充满戏剧性，光影很巴洛克，但他所表达的内容是现实的。卡拉瓦乔的绘画在古典艺术的外表下展露出现代性的内涵，所以我们把他称为是现实主义艺术开创者。他在《圣母升天》中，将圣母表现为头发蓬乱、赤裸双脚的中年妇女；在《使徒马太和天使》中将马太塑造成一副吃力书写的潦倒工人形象。他的作品表面是宗教题材但却是在反映现实生活，卡拉瓦乔使绘画走向世俗生活并揭露人性。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现实主义艺术的开始萌芽，但对于现代性的重视还是不够的，重视现实主义是从启蒙运动开始的。

在传统社会中，艺术从宗教神学那里找到存在的合法性，艺术的内容和形式是依附于宗教的。但是从启蒙运动开始，启蒙精神开始对传统社会的宗教进行了解构，宗教存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而艺术也摆脱了宗教的统治。人们开始崇拜理性，开始关注民主和平等。相对于古典艺术，具有现代性特征的艺术要面对的是现实的复杂性。描绘现实是表面的，深层的精神则是探索性的怀疑精神。

二、绘画中现代性的两面性

“宫廷”“帝王”“宗教”相对于今天的现代社会，这些词汇通常代表着落后与“封建”。但17、18世纪，他们在近代性的早期发展中却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1.宫廷与早期现代性

17、18世纪，宫廷在近代性的早期发展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的统领下，17世纪的法国逐渐巩固和增强了中央集权，成了欧洲典型的君主专制国家，艺术、文学、科学等文化方面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国家的严格把控。路易十三统治时期，首相黎塞留主持成立法兰西学院，将巴黎的一群知识分子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路易十四任命财政大臣科尔贝尔为绘画和雕塑学院的名誉校长，将其宠信的画家勒布伦任命为终身院长。当时的路易十四与其亲信科尔贝尔几乎对文化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控制。这些文人们不仅为君主歌功颂德，而且还建立起了官方审美体系，引导着社会的思想文化方向。虽然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出现了近代性的苗头，有一定的重商主义思想，试图发展工商业，但在文化上却还是强调君主专制，将文化置于宫廷的掌控。

此时是中国的康乾时期。与同时期的法国相比，中国的艺术跟皇帝也是有着密切的联系。雍正登基后，命最亲信的十三弟怡亲王允祥亲自主管造办处。造办处归属于内务府，“包罗之广出意度之外”。自怡亲王负责造办出后，对造办处的组织、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实行严格把控，事无巨细均记录在案。请假和工作制度也是极为严格。雍正四年，皇帝授亲信年希尧为内务府总管，同年又任命其为景德镇御窑监督。年希尧在意大利画家郎世宁的帮助下完成了《视学》。

17、18世纪正值欧洲“中国热”，中国的丝绸、陶瓷等大量工艺品畅销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欧洲看到了商机。法国于康熙年间派传教士殷弘绪的来到中国。名为传教，实则为获取中国制陶业的秘密。这时的雍正也在忙于制造珐琅一事。虽自炼珐琅在康熙时就开始绸缪，但正式开始研制是在雍正时期。当时雍正偏爱从法国传来的珐琅，他经常赏赐画匠和烧造人甚至会自己亲自烧制珐琅。

法国建立各种美术学院的目的与雍正乾隆年间建立内务府及造办处是类似的。他们这种商业之间的竞争，都是为了模仿其他国家的先进艺术，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这都是早期近代性的萌芽。但由于17、18世纪早期现代性的发展与帝王和宫廷相关联就注定了它是不彻底的。因为一旦现代性威胁到了帝王的地位，帝王便会对其进行打压。

如博斯在艺术学院任教时，由于其所教授的透视法更为严谨与科学反而忽视了皇帝的主体性被艺术学院驱逐出去。博斯被开除这件事印证了17、18世纪宫廷对于绘画早期现代性发展是具有两面性的。

2.宗教与绘画中早期现代性特点

文艺复兴之后，一批基督教图像母题转变为重新为科学服务，是欧洲绘画中早期现代性的特点之一。原来基督教用于宣扬死亡和命运等宗教思想的人体骨骼图，演变为科学的解剖图。像维萨留斯解剖学著作《人体构造》的人体解剖插图，是提香的弟子卡尔卡参与绘制的，有的插图上还写着有关人类生死和命运的宗教性的格言。但在同时期中国绘画中，人体骨骼图像并没有这种演变过程，像罗聘的《鬼趣图》中的骨骼形象来自维萨留斯等解剖学著作，却是为了表达宗教性的象征意义。

面对不断的东征行动，基督教大公们对于军事科学的赞助使文艺复兴时期一些具有现代性的科学插图开始发展。例如十四世纪，医生兼工程师的基多·维杰伐诺在菲力普六世的赞助下写的两篇关于军事、解剖的专论。每篇专论里都附有精美插图。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曾评价：“这是第一次在解剖学研究和艺术绘画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尽管这两篇专论中的精美插图也许并非基多所绘。另外像卡拉瓦乔、格列柯也通过借用基督教故事内容，实则表达了更具怀疑主义色彩的艺术精神，把宗教题材赋予了更多人性和悲剧性的思考。他们超前的探索具有不同以往的现代性因素。

在格列柯的宗教题材作品中，我们会看到一些活生生的人物，看到他透过宗教所想要表达的人文主义思潮与时代现象。《圣家族》中圣母与圣安娜之间的互动，约瑟在圣母身后的小心窥探，完全像是普通家庭里刚诞下婴儿的场景；《奥尔加斯伯爵下葬》画面左下角穿黑色礼服的少年正是格列柯的儿子。格列柯将现实与虚幻融合在一起，神秘的宗教场景与夸张变形的人物形象相结合，把宗教题材的绘画赋予了更多哲学意味的思考。

日本从17世纪中期直至明治维新实行“锁国政策”。在这一时期，日本通过商业来接收西方先进的科技和艺术。同时期的中国虽然也有商业途径来接收西方文化但更多的是通过传教士。

荷兰商人运到日本的书，因为没有传教目的，相对更集中在科技方面。而传教士输入中国的书，是根据传教目的有意识地选择的。说明来中国的传教士所传播的图书相对比较落后。由于他们代表的是教皇，对于哥白尼等这种先进科学持反对意见，传教士在传播科学的时候是有保留的，会根据传教目的而加以主观的改编。虽然与日本有商业往来的荷兰人大多都教养很低，但通过商业渠道所传入的文化是较为客观的。

中日对待荷兰传入的近代文明持有不同的态度，是跟宗教有着密切关系的。宗教对艺术中的早期现代性因素的影响是复杂的，它可能使传教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不够“现代”，但一定程度上，日本本土的某些神秘主义宗教因素，和西方宗教传统中的某些因素，使日本能够接受荷兰商人传入的西方人体图像。

17世纪解剖学在荷兰是热门专业。莱顿等地大学的解剖学演示场所“解剖剧场”，也成为面向一般民众的公共场所，融宗教、科学和艺术内涵于一体，甚至成为旅游景点。中国的解剖学因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直没有发展起来。中国的“内境图”“五脏图”与西方的解剖图相比更写意些，减少了对于视觉与心理的冲击。

《闲居友》一书中记载“怪僧于公务之暇作不净观事”。在德川幕府之前，日本战国时期更加推崇佛教。在日本美术中，佛教内容中带有神秘色彩，有较强表现性和冲击性的因素要比中国佛教美术中更多一些。而在中国，儒学一直是官方正统，虽也有佛教传播，但佛教流派众多，文人们大多都接受比较与文人精神契合的禅宗。德川幕府时期日本设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强调社会稳定，儒学在这个阶段才兴盛。

虽解剖学在中国很难进行传播，但透视学却因与数学有一定程度上的关联，且一点透视所隐含的宗教意境与皇帝意志相契合在中国传播的成就较日本为大。所以，中国和日本的宗教差异导致了艺术在近代性发展上的差别。日本的宗教观念很明显地促进了其艺术在近代性上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