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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景观的世俗追崇——近年来国产电影“民国风”现象批判

时间:2024-05-04

(许昌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461000)

在近些年来的国产电影序列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以民国时期为历史背景的故事改编、人物传记、间谍等类型的电影出现。民国元素、民国风格成为不少国产电影的新标签。从姜文的“民国三部曲”:《让子弹飞》《一步之遥》《邪不压正》,到程耳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从《风声》《色戒》,到《一代宗师》《叶问》系列、《黄金时代》等,“民国”已逐渐成为国产电影创作者的类型选择,也逐渐成为中国银屏的独特景观。这里所谓的“民国”是指自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以此为背景或以此时期历史事件为原型,并展现此时期社会生活风貌的电影创作和电影呈现均与“民国”符号密切关联。“民国”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其本身暗含着民生艰难、党派林立、鱼龙混杂的社会秩序,在影像的传播接受上易产生“期待视界”,即“我来看民国,我要看民国”的受众主体意识。“民国”能否从历史概念中剥离,成为电影的一种类型表达,值得关注。

一、“民国”何以成风

国产电影“民国风”的出现并不是偶然。首先,它是在近年来文艺创作与媒体言论“民国热”的大气候中形成的。一些公知将“民国”与大学自由、大师林立、言论自由、思想解放等简单划等号。“民国先生”气质儒雅,“民国小姐”端庄贤淑,民国知识分子受人尊敬;民国传奇人物的风雅和民国“小资”情调的生活亦被许多文艺青年视为现实生活应当追求典范。例如电影《无问西东》中那句台词:“爱吾所爱,行吾所行,听从吾心,无问西东。”更是成为不少年轻观影人的座右铭。使其在观念开放的现代社会,对践行此生活信念抱有极大的热情与勇气。一些“民国风”电影多附庸于此风雅,与持文化精英观点的少数人形成某种社会心理上的高度契合与共鸣。而此类人有多不少在公共话语空间中享有较高威望,因而成为社会群氓追捧民国风雅的意见领袖。深入看来,“民国热”表面上是对历史的关注,其背后隐含的其实是“现实的潜流”,体现了知识界极少数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某种期待。1“民国”与自身生活形成了一对别有意味的镜像,在其中我们体会到更多的是受众从“民国”中汲取的对于自身生活困境的盲目补偿。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不少以民国为背景的电影中对于那个内忧外患、秩序混乱的“至暗时刻”有不少的真实刻画,对影片主人公在此时期所面临的多重突围有现实的关注和体察。如影片《一代宗师》,故事时间背景从清末至内战,展现了在大时代下国术的南北传习与融合及动荡时局中的宗师群像。其中主要人物宫宝森、宫二、叶先生、“一线天”均有历史原型。门派中“灯与人”的辩证,个人的沉与浮交织在所谓“大风泱泱,大潮滂滂”的历史洪流中,让“逝去的武林”显得寂寥而凄凉。而观影者迷恋于此影像“异托邦”的原因正是对日常生活中“侠”与“士”的精神缺失。

其次,以“民国”为主题的小说为电影创作提供了不少可供参考的前文本。改编文学作品,是电影创作的主要来源。在以“民国”为题材的电影中,不乏有从小说出发进行的“二度创作”。如姜文的“民国三部曲”中《让子弹飞》的电影剧本是根据作家马识途的《盗官记》(小说集《夜谭十记》中的一篇)改编。《邪不压正》则脱胎于作家张北海的长篇小说《侠隐》。而《一步之遥》的部分故事情节以北洋时期轰动上海的“阎瑞生案”为原型进行创作。《色戒》、《风声》等则均以同名小说作为参考。这些“民国风”电影的成功改编与文学文本的基础是分不开的。小说为影视剧本提供了明确的立意和生动的人物形象,电影创作者的关键任务往往是对文学作品形象的视觉化转换,从而一定程度上省略了影视剧本的复杂构思,集中精力进行改编。而“民国风”电影也鲜有对于文学原作的主题重构。

最后,若将以“民国”为背景的影片看作一个整体,我们不难发现该类电影少有“作者化”倾向。如果我们从电影类型的角度出发,将该类电影视为一种类型。会发现其艺术元素和叙事惯例均有一定的同质化。这是电影的工业机制与类型电影生产的相互保证、相互促进的结果。即一种类型的影视作品越多就越能使电影的生产反复模仿这种“成功”。即许多商业行为都会简单地模仿复制成功的模式和先例。作为大众文化的影视,我们看到它几乎具备所有大众文化的“消极”特征:工业化的生产机制、批量化、重复化的同类产品,制片人追随市场等。2“民国风”电影的流行或多或少与上世纪末香港的警匪片、近年来的清宫剧、间谍剧的蔚然成风有异曲同工之处。如近些年以叶问为主人公的电影就有:《叶问》(1-4)、《叶问前传》、《宗师叶问》、《叶问之九龙城寨》等。当叶问最终战胜在身形上比自己高大许多的对手时,对“叶问”的一次次消费也逐渐转换成了受众的自我超越和对于民族主义的反复“询唤”。

二、国产“民国”电影景观的审美特征

国产“民国风”电影在审美上能受到多数观众的普遍接受和认同甚至于迷恋。其主要原因在于“民国风”电影展现了与受众现实生活相隔离的“陌生化”景观。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了“陌生化”这一概念,他认为“陌生化”要使审美主体即使面临熟视无睹的事物时也能不断有新的发现,从而延长其关注的时间和感受的难度,增加审美快感。3事实上,以民国时期为背景的影片天然上具备这种维持受众“惊奇感”的能力。从服饰到建筑物再到剧中人物使用的器物,都让人产生某种异于日常生活经验的陌生和间离,在认识和接受上产生“难化”的现象。在视觉呈现上,“民国风”电影尽量拉开与现实的距离,在人们进入漆黑的电影院观看影片时,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完全与外部世界剥离的“洞穴”。在这里马拉火车、洋楼、招牌、冷-热兵器等构成了“民国风”的奇观景象;民国先生、民国小姐、军阀、土匪等构成了“民国风”电影的主要类型人物。而其中每一项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经验来说都是新奇的。

民国又是女性自我独立意识提升与个性解放的时期,越来越多的女性摆脱束缚走出闺房进入社交和职业场所。因此电影中的女学生装、职业女装和社交场合的女性着装也备受女性观众的关注与好奇。一些凸显女性特质的服饰如《胭脂扣》中如花(梅艳芳饰)的旗袍、《色戒》中王佳芝(汤唯饰)所穿的风衣、绣花帽等,更是在凝视下满足了受众的“窥视欲”。由此而产生的视觉快感使观看“民国”的人们的心理期待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观众,其背后深层次的“看与被看”的权力运作机制都深深地作用于他们。这种主体对他人的观看反过来成为塑造我们主体性的决定性力量。4在受众眼中,电影中的“民国”女性的服装与身体形态早已从演员、主角的自然之身中抽离,成为当代日常生活与消费中的象征性载体。因此,对于“民国”的观看与致敬,会在影片观看之后产生更有力的影响。如各地流行的民国中山装、毕业季“民国照”,甚至《让子弹飞》中的经典台词“站着把钱挣了”“世界上本没有路,有了腿便有了路”成为当年的网络流行语,而各地风行的民国电影小镇、民国风情街、民国风摄影等则成为“民国热”的衍生品。

清末民初,冷兵器与热兵器并存,旧军阀与新军阀交替,影片中个人命运往往与家国命运相互交织。在混乱的社会秩序下鱼龙混杂,为侠义之士提供了最后的生存空间。“主义”“革命”“旗帜”等政治命题与以一身武艺救国于危难,济人于危急的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交织,构成了许多主人公的精神追求。如《叶问》系列、《一代宗师》等影片,主人公均自觉忽视个体生命本能(对失去生命的恐惧)以维持族群生命,在生命力遭到阻碍和威胁后,展现出精神上的振奋和道德力量的提高,表现出生命的崇高感与美感。5如电影《十月围城》讲述了在1905年的香港,一群出身不同的革命义士在清政府与英政府的双重高压下,保护孙中山的故事。相比片中《中国日报》社社长陈少白、省港大富商李玉堂的大人物,影片更多地是展现邓四哥、方红、沈重阳、方红、刘郁白组成的五人护孙团队,表现革命大潮中小人物的良知与信念。其中对邓四哥与阿纯、沈重阳与月茹等双重叙事线索的加入更是让小人物的牺牲平添了超凡的悲剧美感。

三、国产“民国风”电影的问题

虽然绝大部分以民国历史为背景的国产电影在票房与口碑上都有不俗的表现。但也不乏有假以“民国”标签的劣质电影的出现。一些与基本历史事实不符的场景、情节在电影中时有出现。一些粉饰当时社会现状和生活困境的现象则更令人担忧。还有部分影片推崇个人英雄主义,将个人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无限放大,同样也是值得怀疑的。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时间的中国电影创作实践中,“民国身影” 一直出现于主旋律抗战、解放战争等题材电影中。当代国产电影中“民国风”与民国元素的日益剧增和“民国”话题的多元化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国产电影类型和题材日渐丰富的具体体现。如何在尊重客观史实的基础上改编好民国故事,回归常识塑造好传奇人物,不让“民国热”的虚火无限蔓延,值得在实践中思考。

注释:

1.韩宇.《对“民国热”的冷思考》[J].前线,2019年第7期,50页.

2.郝建.《影视类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21页.

3.杨向荣.《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2006年1月第1版,339页.

4.陈榕.《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2006年1月第1版,352页.

5.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8月北京第1版,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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