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市空间形态演变与标志性城市文化景观的形成

（武汉工程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430000）

武汉位于中国华中地区，是一座古典与现代并存的城市，以“江城”闻名于世。长江与汉江相接，汉江横贯市区，三分武汉，形成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隔江鼎立的城市格局。武汉三镇拥有独立的历史文化历程、深厚的文化底蕴、不同的城市职能和形态特征，繁衍出独特的城市文化内涵和特别的城市山水格局。这是对该城市空间形态与城市景观的集中反映，也使它拥有别具一格的城市特征。因此，对于武汉城市空间形态演变与城市景观形成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武汉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

武汉最早建城的区域为武昌。始于公元223年，前后分别经历了魏晋的夏口城、唐宋时期的鄂州城与明清时期的武昌城。武昌城墙于1371年基本定型。民国十八年，北伐军攻占武昌城后，拆除城墙。从城市形态的变迁立场上来看，是一个城市由封闭向开放形态的转变，武昌近代城市空间的开放形态也由此开启了。

汉阳始于东汉年间，在大别山（今龟山）北建卻月城。后来伴随着政权的更迭，战火洪水的爆发，屡有兴毁。至明清时，汉阳城周756丈，有四门，并且还有城濠，是一座较为坚固的城池。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汉阳古城墙被拆除。1931年江淮大水，使得汉阳城墙的断壁残垣荡然无存。1947年，西门城楼最后被拆除，汉阳城墙也由此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武汉三镇中，汉口最晚兴起。汉口城市形态的变迁与堤防、城墙有着密切的关联。汉口区域内三次大的堤防与城墙的修筑，奠定了武汉近代城市外部边界的形态。汉口最早的城市边界始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修筑的后湖堤（袁公堤）。汉口第二次城市边界的延伸为清同治四年（1864年），汉阳知府钟谦钧主持于袁公堤外筑汉口城堡，环绕汉口镇。被称为“后湖城墙”。这道城墙与长江汉水共同形成了这一时期的汉口外部边界，同时发挥着军事与防洪的双重功能。第三次的城市边界延伸发生在清末汉口开埠以后。为了一步解除水患，加强城市发展，1905年，张之洞主持修筑后湖长堤，被圈入堤内的后湖逐渐消失。汉口镇的发展从此突破了“后城城墙”的限制，张公堤成为汉口新的城市边界。这三次城市边界的延伸为汉口的发展奠定了地理基础，对城市的扩展、形态的形成提供了保证。

二、城市文化景观的历史性与地域性

城市文化是人类文明在历史中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世界上每个不同的城市文明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中都产生了与其相应的城市文化。伴随着社会的变革、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演变，城市的内容也随之产生了新旧事物的更替。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其延续与更新交替出现，城市文化景观在城市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传统特色。

城市的文化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稳定与变化的状态。稳定时表现为文化传统，而变化时表现为文化变迁。城市文化一部分消亡，一部分延续积淀，形成特定的城市历史风格。当下我们必须面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新文化衍生的关系，更好的获取本地文化的因子，考察其文化现象，找到延续本土文化的途径。城市文化景观的发展也是如此。

所谓“地域”，就是自然要素与人文因素作用形成的综合体。一般有区域性、人文性和系统性三个特征。城市文化景观是地域的，城市景观的地域性受到自然地理、城市性质、社会文化背景、聚居区的布局、街道的关系以及城市功能区的关系等方面的制约，都因地而异，因而与其他城市呈现不同的城市结构布局。在世界文明的范围内，所有城市都具备各地区特色的地域文化，它们深植于当地人群的生活中，孕育出各自本土的城市景观文化所特有的“场所精神”。

城市文化景观同时具有地域性与历史性，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着自己的特色文化景观。历史的延续与当代文化的并存，使得文化景观在横向的地域空间上相互套嵌，并且在纵深的时间维度上也分异存在，由此可见，城市文化景观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城市整体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三、武汉城市文化景观形成的地理人文因素与标志性景观建筑

1.地形与山体因素

武汉地势剖面呈盆状，三面环山，山脉高度均达到海拔千米以上，中部地势低洼平坦，西南毗连洞庭湖平原。武汉总体地势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长江与汉水将武汉分割成武昌、汉口、汉阳三块，境内还有近百个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武汉三镇中，武昌和汉阳多为侵蚀性低丘陵与岗地，汉口地形平坦，其高程由长江沿岸向北缓缓倾斜降低。

武汉市区内山系众多，其中最重要山体轴线为由西至东的汉阳龟山、武汉的蛇山与洪山的带状山丘。汉阳龟山，东起长江江岸，西接月湖湖畔。曾名翼际山、大别山与鲁山。蛇山原名黄鹄山。陆游在《入蜀记》中提到黄鹊山的形状“缭绕如伏蛇”。宋时因鄂州城垣建在山上，曾称为石城山。旧时的蛇山上还相继建有黄鹤楼、南楼、白云阁、北榭、奥略楼等名胜。武昌城内的游览胜地洪山延续蛇山山脉，洪山南麓宝通禅寺中建有宝通塔，形成了武昌城东重要的景观视线的焦点。

2.水体因素

武汉河网水系纵横交错，现有大小湖泊200余个，主城区内现存30多个。长江与汉江在市中心交汇，是“武汉三镇”空间天然分界线，也是城市居民认知三镇城市环境的基本参照系。城市中大部分主干道都与长江、汉水的走向一致，重要的城市地标景观也聚集于长江、汉水两侧。武汉城内河流纵横，湖泊密布。自古以来，人们渔猎其间，逐水迁徙，临水而居。近年来，湖泊数量与面积虽然锐减，但是湖泊与河流相连，构成了水资源丰富、水域辽阔的稠密水网和星罗密布的湖泊体系。

3.标志性人文景观——以黄鹤楼为例

黄鹤楼的历史伴随着武昌一千七百多年的建城史，其间经历了夏口城、鄂州城与武昌城。唐宋时期鄂城“墉山堑江”，城池北枕黄鹄山故有“高城枕山望如带” 的形容。黄鹤楼本是夏口西城城楼，置于黄鹄山西端突入江中的黄鹄矶上，因矶而楼、临江而立，位于城垣、大江与黄鹄山三者的空间节点上。南楼则位于郡仪门之南，黄鹄山山顶。城北另有胭脂、凤凰二山，北榭依山而建。南楼与北榭一起在城市空间布局上占据了统治地位。

图1 江汉朝宗

封建镇邑时期，筑城者基于军事防卫目的而对武汉的山水格局、空间地形加以利用。景观建筑的景观价值的突显，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于文人中的寄情山水、欣赏自然景观的观点，但是当时还没有独立形成以登临观景为主要目的的景观建筑，也没有有意识地形成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交融的营建活动。

明清时期，武昌城范围随着经济发展的需求向南面港口——金沙洲方向大为扩展，依山就势，利用自然山体作为城市防卫体系的黄鹄山也被整体围入城中，成为横亘城中的带状绿色景观。城市的布局，则以黄鹄山为轴，对称分为南北大块，山北部分主要为官府衙门的所在地，山南部分则由楚王府占据大部分面积，其余则以民居与寺庙道观为主。南北交通限于山体的阻碍，只于鼓楼下有道路联通。

这一时期，人们追求景观的热情高涨。由宋、元、明清时遗留下来的画作上看，黄鹤楼的形象由城垣上的军事瞭望楼演变为与城垣分离，成为独立的观景建筑。由于黄鹤楼因矶而楼将自身融入到山、水、城之中，成为城市人文景观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黄鹤楼与江对岸禹功矶上的晴川阁隔江相望，构成江汉朝宗的盛景。（图1）黄鹤楼的结构层叠嵌套，外观华丽宏伟，气势不同凡响，成为标志性的城市边界景观。登临而上，通过空间的进阶，既能“坐窥井邑”，又能“俯拍云烟”，将城市纳入山环水绕的自然空间。千余年间，黄鹤楼成为了登临游憩、宴客送远的胜地。费祎乘鹤仙去、崔灏题诗又增加了其作为人文景观的价值，“文因景成，景借文传”的效应由此产生，奠定了武昌城市景观的文化基础。

四、武汉标志性文化景观的空间关系

汉末时期，吴主孙权出于军事目的，在形势险要的夏口城即今天的武昌城西南面朝长江处的黄鹄矶上修筑了一座瞭望城楼—黄鹤楼，明时汉阳城的晴川阁与清时汉口城的龙王庙在营建上均以黄鹤楼为空间上的核心视点来营建，以满足建筑与城之间的视线上最佳视角和结构上的最佳格局。

我国当代学者对于我国古代城市在不同层面的尺度控制方面产生了以下结论：在宏观上，1280m为公共尺度的控制极限，这也是视觉上能感知人存在的极限尺度。城市是一项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开放系统 ，其山水控制更需以宏观尺度作为参考依据。当时虽然还未产生具体概念，但是武汉城市文化景观的营建中也可以看出古人这方面的意识。

晴川阁建在禹功矶上，与长江对岸黄鹄矶上的黄鹤楼形成景观视线上的对景，也成就了“龟蛇锁大江”的区域山、水、城、阁的城市景观格局。两者间的间距略接近于公共尺度极限——1280m。汉口建龙王庙的目的为镇水患，但其景观石使三镇之间产生了良好的空间视觉联系，使两岸三地串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黄鹤楼、晴川阁与龙王庙三者视线上互为30°视角，这也是人眼最佳视域范围。以人为导，以山水作载，城市为依，建筑为联，古人将城市边界重要建筑与山水结合的营造手法，使得建筑在空间与视线上形成完美的视觉联系。

五、结语

无论是城市的空间形态还是城市的文化景观，武汉城市的营建都注重与自然山水相结合。城市的选址、区域空间的规划布局，充分利用了自然山体与水体来限定城市的边界空间。在地势低洼、三面环山、依托汉水、长江三分江城的自然环境之下，武汉城市的营造将标志性景观建筑与山水的自然格局相结合，使得山、水、城三相呼应，视线上形成了完美的视觉联系。介于此，本文通过对武汉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武汉城市文化景观形成的地理人文因素与标志性景观建筑等多方面的分析，最终确立了武汉三镇空间形态的形成与标志性城市景观的形成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