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伤理论视角解读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中的女性创伤

谢彤彤 李凤萍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315000）

一、引言

海明威作为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小说大家，他的作品深受西方各大批评家关注。但较为传统的海明威批评家总是围绕他作品中男性角色的战士身份展开讨论与评价，称乔丹为理智、清醒和成熟的战斗者和为和平献身的勇士（吴然，2005）。而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更多的学者把对海明威作品的研究转移到女性角色的身上来。但玛利亚作为《丧钟为谁而鸣》中的女主人公，女权主义者们对其的评价总是抱有一种否定甚至忽视的态度，学者们评论玛利亚是海明威塑造的一位温顺、顺服的理想女孩（徐从英，2012）以及沉默、过于纯洁的“梦中女孩”（梁华荣，2015）。但玛利亚作为一位经历了多重可怕创伤后的幸存者，她有着更为深刻和复杂的意识，而这些都因为她的创伤经历，而被隐藏在她看似沉默和过度屈从的性格表皮之下。而对《丧钟为谁而鸣》中玛利亚创伤书写的挖掘，则是揭示其多元形象的最好的办法。

二、《丧钟为谁而鸣》中的玛丽亚创伤体现

“创伤”一词曾多指物理性质的损伤，在19世纪末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为代表的现代心理学，将创伤的研究引向心理创伤的方向。在1923年，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中初步对心理创伤进行定义，指出：“在机械性的严重震荡和其他危及生命的事故之后，就会出现一种人们早就认识到、并称之为创伤性神经症的情况。”（弗洛伊德，2011）。而书中的女主玛利亚作为一名典型的战争受创者，不仅遭受了身体创伤，还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她的父亲是市长，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可想而知她之前享受的是怎样一种优越和安逸的生活。但是她却目睹了父母被法西斯入侵者枪决，而自己也因为市长女儿的身份被剃了光头，又遭到了入侵者的折磨和轮奸。那时候的她已经处在一种几乎与肉体感觉完全断开的状态，但可悲的是她从玻璃里亲眼看到了自己被强奸的全过程，使得玛利亚感觉这一切好像发生在别人身上，这是一种双重伤害。她回忆起这一段记忆时，形容自己“除了悲伤，没有任何感觉”以及“我自己的脸我几乎认不出来，因为我的悲伤改变了它，但我看着它，知道它是我。”（海明威，2012）失去感知是在肉体或精神受到极大创伤后产生的症状，这一震荡正成为了玛利亚的心理创伤，也就是创伤性神经症以及造成了后续各种创伤后应激障碍。

而凯西·卡鲁斯在吸收了弗洛伊德认为创伤经验具有“延迟”和“重复”的特征后，首次在《不言的经历：创伤、叙事和历史》中提出了创伤理论，并指出创伤的症状主要表现为强烈的不安感，“强迫性重复”和被她称为“防御性反应”的一种“回避”（卡鲁斯，1996）。玛利亚之后被当成战俘关押，辗转于各地。除了被法西斯不断的剃光头的折磨，以及每日对死亡和未知灾难发生的恐惧，对玛丽亚最大的折磨，应该是在永久恐惧的状态下过自己的日常生活。这一种持久存在的痛苦和创伤的过程，这也是造成玛丽亚刚被救出后一直哭泣，抗拒着所有人的接近，如果有人碰她，她会“像一只湿狗一样发抖”的原因。这是在获救后也会一直伴随她的创伤记忆，她不安感最明显最直接的表现。

而这一段地狱般的创伤记忆对玛利亚的影响不仅于此，这一段创伤记忆不断在玛利亚的记忆里闪回与重复。在小说的第七章，当玛丽亚和乔丹缠 绵的时候，玛利亚突然身体僵 直，像死去了一般，说道：“但是我被糟蹋过。”以及在第十章，当比拉尔讲述法西斯的累累恶行时，玛丽亚请求比拉尔别再讲下去：“求求你，不要讲，千万别再讲了。”（海明威，2012）这样的请求玛丽亚重复过很多次，因为任何相关的话语和情景画面都会引起她对那一段痛苦经历的回忆。这也使得她经常哭泣、语言表达凌乱、惊吓反应夸张，并带有一定的神 经质地反复问乔丹“你爱我吗”“说你爱我”“你喜欢我吗”这样需要肯定的话。

同时玛利亚对这一段创伤记忆也保持回避的态度。在被救后的一段时间里，短发作为玛利亚创伤最明显的标志，在玛丽亚在被介绍给罗伯特·乔丹之后，注意到乔丹正盯着她被剃光后长出的短发，告诫他说：“去吃吧。别盯着我看。他们给了我一个巴拉多利德的发型。它现在差不多长出来了”。以及在之后和乔丹的交往过程中，乔丹再一次提及她的短发时，玛利亚打断了他的谈话，试图将谈话转向一个使她更舒服的话题。这样一种带有防御性质的话题转移不难看出之前的创伤经历对玛利亚仍造成影响。同时这样一种以回避的方式试图保护自己以及试图控制谈话方向的态度，和上文提及的敏感脆弱神经质都使得玛利亚从单一的温顺、屈从的理想女性的跳脱出来。

三、玛利亚创伤的创伤治疗

朱迪思·赫尔曼在其著作《创伤与复原》（1995）中指出创伤治疗的必要性，将恢复阶段分为三个阶段，包括建立安全感、纪念与哀悼以及同普通生活的重新联系。而在玛利亚身上最明显也是最有效的恢复途径就是安全感的建立与爱情关系的构建。

（一）安全感的重建

创伤的治疗往往伴随着创伤的发生，当精神创伤夺走受害者主控感觉时，恢复其力量和主导权，建立创伤患者的安全感是最重要的（赫尔曼，1995）。而对于玛利亚这样遭受过惨痛虐待和折磨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性，安全感最重要的来源是对自己生存权的掌握。玛利亚选择随身携带刀片，并深知用刀子往脖子上的哪一根动脉上割是最快的自杀方式，她这样的选择是为了如若再一次被法西斯入侵者掳获，她宁愿选择自杀，也不愿再一次落入他们的手中。

同样赫尔曼也强调了在掌控了生存权后，复原的焦点开始转向安全环境的建立上，这一点在玛利亚身上的体现也尤为明显，主要表现在玛利亚拒绝裙装，选择裤装的这一行为上。乔丹设想他和玛利亚回到蒙大拿州后，他将成为一名教授，玛丽亚将成为他的妻子。乔丹想象着当本科生讨论著名的军事领导人的时候，届时“玛丽亚可以告诉他们，一些蓝色衬衫的十字军如何为真正的信仰坐在她的头上，别人扭动她的胳膊，把她的裙子拉起来塞进嘴里”（海明威，2012）。这不难看出，过去的长裙代表了玛丽亚独特的被害女性身份，而我们在山上看到玛利亚的时候，她是穿着长裤的。《钟声为谁敲响》出版的时候，美国和西班牙的妇女正在朝着解放的方向迈出重要的一步。因此，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虽然也许还不算正常，但穿裤子并不是完全不寻常的。（海明威，2012）但作为一个独特的军事攻击的受害者，她拒绝穿这些裙子而偏爱穿裤子，这可以看成是玛利亚所需要的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同时也可以表明她想去改变去克服的态度，而且这也许意味着她也正在朝着性创伤的痊愈迈出坚定的一步。

（二）爱情关系的构建

陶家俊也曾指出没有任意一段创伤的恢复不是在关系构建中构建的（2011），而玛利亚和乔丹爱情关系的构建是玛利亚创伤修复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乔丹和玛丽亚互相吸引并相爱，这段爱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玛丽亚的恐惧，他们对未来的美好设想，让玛利亚看到了逃脱可怕战争的可能性，让她更有勇气和力量。

但这样一段爱情关系的开始也并不容易。赫尔曼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强奸的创伤性影响，她强调强奸受害者特别容易受到亲密关系调节波动的影响，受害者的创伤促使他们两人退出亲密关系。很明显，玛丽亚和罗伯特·乔丹在文中第一次的邂逅对缓解玛丽亚对性与暴力的恐慌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以及在乔丹第一次邀请玛利亚进帐时，玛利亚止不住的颤抖，在乔丹各种轻声安慰后，玛利亚的仍止不住的害怕中，我们可以看出玛利亚的创伤仍固着在她的内心。庆幸的是在之后的接触中，乔丹的爱极大程度上的鼓励了玛利亚，玛利亚开始倾诉她在战争中的遭遇，以及主动去回忆去面对被强奸的经历，尽管这样的过程伴随着哭泣和颤抖，但我们可以从玛利亚和乔丹相处的最后一晚中，看出玛利亚克服创伤的可能。在她与罗伯特·乔丹相处的最后一晚，乔丹提出了要与她发生关系，但玛利亚拒绝他做爱的请求，并抱歉地解释了为什么她不能在那晚做爱。她在这里主张了自己的性自主权，这是一位在遭遇严重创伤后的女性难以完成的。当她被轮奸时，她没有关于性交的决定权，而她最初来到乔丹的床上，因为皮拉尔说这样做对她有好处，而不是因为她愿意这样做。因此，玛丽亚今晚不做爱的决定，不难说是完成克服创伤的重大一步。

四、结语

运用海明威的“冰山原则”，玛利亚的性格不得不说是《丧钟为谁而鸣》之中的冰山之一，八分之一的性格浮在海面，看似没有任何主见、沉默、对于乔丹极度服从。但她更为深刻，甚至称得上有趣的性格隐藏在水下八分之七的冰山之中，正如她的敏感，脆弱，坚韧与一种可以被称作是勇敢的精神力量。而海明威对玛利亚创伤书写，塑造了一个丰满的多维度的玛利亚。同样从玛利亚这一主要人物受创时的惨痛和恢复的艰难告诉人们，战争的武器不只给男性带来创伤，而残酷的战争也不会特意去选择男性作为受害者，战争中的女性所承受的痛苦并不亚于、甚至超过了男性战士。而我们从中也能窥得海明威反战思想的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