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巷》的离散书写和文化身份建构

（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 150026）

莫妮卡·阿里（Monica Ali 1967- ）是当代英国文坛颇具影响力的少数族裔女性作家，她的作品主题丰富、思想深邃、视角独特，深受读者喜爱和评论界的好评，2003年被著名文学杂志《格兰塔》（Granta）评选为“最优秀的年轻英国小说家”。阿里1967年出生于原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1971年随父母移居英国。作为具有双重文化背景和文化身份的移民作家，她本身经历过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在移居国文化和母国文化都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对少数族裔移民在移居国的边缘地位和文化困境具有十分敏锐的洞察力，尤其关注“离散、“失根”、“身份”等命题。在全球化背景下，复合的文化元素使阿里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文化差异，理解少数族裔移民所面对的社会困境和文化困境。她在东西方两大文化场域间穿梭并进行文化反思，在生活中体验，在创作中探索，不同文化的交织和碰撞造就了她作品的精彩。

《砖巷》是阿里的代表作，2003年一经出版便大获成功，被《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卫报》、《经济学人》、《大西洋杂志》等多家主流媒体推介成为畅销书，并被列入当年布克奖入围名单，2007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票房位列当年英国前十。在这部小说中，阿里以后殖民时代文化混杂的英国社会为背景，展现了种族、阶级、宗教、文化、性别压迫等多重社会问题。小说从女主人公纳兹奈恩的视角出发，对孟加拉裔移民在异乡的生存境况和寻求文化归属的经历进行了书写。小说鲜活而生动地呈现了这些移民的经历和情感，记录了他们跨越文化边界后的焦虑与困惑，期待与挫折，奋斗与洞见。他们被两种文化影响，但又不被其中任何一方完全接纳。他们是母国文化的离弃者，又是新文化的边缘人。

文化身份对于身处异乡的离散者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涉及流散者生存的意义，是其安身立命的基本问题。处于文化夹缝中的离散者时刻都在思考我是谁？我来自何方归于何处？萨义德认为，流散存在于一个“中间位置”，既没有完全摆脱旧系统，也不完全处于新系统。这种身份错位使他们处于边缘化的境地，被视为“他者”，无法得到主流社会的接纳和认可。对离散者文化身份建构的研究能够启发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对于多元社会的文化交融也具有现实参照意义。

一、边缘的伦敦空间：身份认同的焦虑

小说《砖巷》的主线是女主人公纳兹奈恩半生的经历。故事开篇不久，18岁的孟加拉少女纳兹奈恩听从父亲的安排嫁给了从未谋面的查努。对于她要嫁的那个男人，她只知道“年纪很大，至少也有四十岁”，“长着一张青蛙似的脸”，“等他们结婚以后，他要把她带回英国去”。结婚之后，纳兹奈恩随丈夫查从孟加拉移民到英国。在英国，他们生活在孟加拉人聚居的塔村，她们的社区虽然处于伦敦却是一个被主流社会遗忘的角落。在新的社会语境中，她的母语失去了意义，进入了失语状态,她只能“用英语说两件事：对不起和谢谢您”。失去了话语表达的能力，她在异国他乡“被剥离”的感受就更加强烈。她孤独、迷惑、费解、恍惚，在焦虑中日复一日地重复乏味的毫无希望的生活，用她自己的话说“如果我是那种有希望的人，我就知道我会希望什么”。除了日常的家务琐事，她唯一做的事情就是祷告。可是她感觉到，祈祷只是“麻醉自己”，并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在边缘的伦敦空间，纳兹奈恩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寂寞，彻底变成边缘人。她像断了线的风筝，处在一种漂浮的失重状态。

纳兹奈恩的丈夫查努，在伦敦奋斗半生，来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雄心壮志,做着美梦……要进内政部，要做首相的私人秘书”，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终于让他梦醒，最终不得不开出租车养家糊口。他“不仅迷惑，还有恐惧”，“他拼命工作要赢得尊重，但他却找不到尊重”。在白人至上的主流社会，身为有色人种的查努想要通过努力获得认可变得异常艰难，他的上司达洛维先生宁可把提职的机会留给上班迟到、爱泡酒吧的白人威尔基，也不考虑努力工作、从不迟到的查努。达洛维先生的态度即是白人社会对有色移民态度的缩影。同为孟加拉移民的查努的朋友阿扎德大夫认为“这就是悲剧。你盼着所谓的融合。但你永远得不到同样的待遇。永远得不到。”。纳兹奈恩意识到，在骨子里他们都是一样的，都在运用自己的方法“寻找同一种本质的东西”，他们苦苦找寻却无法找到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一个位置”。跨越国界，远离故土，成为生存于“世界之间”(between worlds)的边缘人，自我身份的迷失和困惑使他们处于一种悬空的无根状态，既无助又绝望，完全没有归属感，只有无尽的痛苦和焦虑。

二、想象的家园记忆：文化之根的追寻

对于身处异乡的离散者而言，无论身体还是精神都处在一种漂泊的状态。发生身份错位之后，他们失去了原有的文化身份，却不能建立起新的文化身份。身份的不完整和话语权的丧失是离散者面对的巨大缺失。在这种缺失面前，家园记忆是每个离散者的必然选择。对于他们而言，他们的家园并不一定是地理上的家园，自己离开的那个地方，而是身份的寻根。

《砖巷》中，塔村的孟加拉人心中一直存有回家的执念，正如查努和阿扎德大夫谈论的那样“其实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他们的身体在这里，可他们的心却在那里。……只不过在这里重新打造那些村庄罢了”。查努反复说，“当个移民就是经历一场悲剧”，“人像驴一样干活，……但从来都没有前途”，他不能接受“文化碰撞”“还有几代人之间的碰撞，西方价值观和我们价值观的碰撞”以及“一个种族歧视盛行的社会所造成的异化的感受”。不友善的外部环境让他的生存异常艰辛，身体的疲倦和精神的悬置使他深刻体会到文化错位的煎熬。在查努看来，对同化的斗争和保持一个人特性和遗产非常必要。在对待孩子的教育上，查努不想让孩子在这个种族歧视的社会里长大，他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送她们回家。

故国的记忆同样也经常出现在纳兹奈恩的脑海中，是她依赖的一种不同的记忆，生动、强烈、“都能闻见它的气味”。对家园的记忆和回望给她提供了精神的慰藉。她时常回忆起家乡古力普尔的田野自然，回忆童年，回忆母亲，回忆妹妹。她的母亲是男权社会的附属品，认为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一生逆来顺受，最常说的话就是“如果真主要我们发问，他就会把我们造成男人”，最终不堪身心重负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纳兹奈恩的妹妹哈西娜是个叛逆者，辍学、私奔，但依然没有得到想要的爱情和生活，受尽坎坷。在后来和姐姐的通信中，她说“我一辈子都在寻找一件事”。哈西娜要寻找的事就是身份之根。纳兹奈恩在怀疑和追问中渐渐明白，放弃本源盲目追随主流文化是行不通的，简单的回归家园也不能给她出路，她需要在坚守自我的独特之根的基础上，把过去、现在和未来搭建成一个连续的主体，找到真正的自我！

三、东西方文化杂糅：文化身份的重构

一直以来，传统的文化身份观被赋予一种固定不变的属性，这是一种在特定的传统与地理环境和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下形成的非此即彼的身份认同。然而，这种文化身份观显然不能给身处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离散族群提供出路。后殖民话语拒绝这种二元对立的身份认同，为离散族群打破主流社会桎梏建构新的文化身份提出了理论依据。霍米巴巴基于自身的离散经历和感悟在《文化的定位》一书中提出了“第三空间”。这是一个模糊混杂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传统的二元对立被打破，“民族性、族群利益或文化价值的个体和集体经验得以被协商”。这种空间是一种过渡的状态，一种“居间”（inbetween）。离散者在这种特殊空间中，既不完全获得其中一种文化身份，也不完全独立于其中一种而存在，而是站在两种文化之间重新定位一种全新的文化身份。

对于移民经历的描写，阿里并没有简单地控诉，而是在小说中开创了一个想象的第三空间，试图打破边缘与中心、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瓦解主流社会的权力话语。小说主人公纳兹奈恩就是体现了霍米巴巴杂糅性的人物形象。在追寻自我的过程中，纳兹奈恩逐渐发现，只有超越地域和文化的界限，同时又不丧失自己的文化属性，才能找到他们自己的文化归属。她和姐妹拉齐娅一起创业，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过去的她只是做点简单的缝纫活，现在的她开始拿起笔，画草图，进行具有民族特色的服装设计，“太阳照得她的手暖洋洋的。它射进一玻璃杯水里，把金色的圆环泼洒到黑沉沉的桌面上”。她告别了迷茫徘徊的生活，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滑冰是小说中一个重要的隐喻。纳兹奈恩第一次从电视上看到花样滑冰，就被屏幕上的景象深深吸引，虽然她甚至不知道那叫什么。在那之后，滑冰女人的形象便时常浮现在她的脑海。有时候“她把电视拧过来拧过去，拧遍所有的频道，寻找滑冰”。甚至在观看滑冰节目时，她感觉到自己是“完整的，纯粹的”，“旧纳兹奈恩升华了，新纳兹奈恩充溢着白光，荣耀”。滑冰是她对于新生活的憧憬。小说的最后一幕达到了美学意义上的巅峰，纳兹奈恩身穿美丽的彩色纱丽在冰场上滑冰，她彩色的纱丽给白色的冰场增加了色彩，这同时也暗示了东方元素和西方元素的和谐共处。在小说中，阿里描写了孟加拉移民所面对的种种创伤，特别是9.11事件后的心理和文化创伤。但小说却超越了创伤话语，告诉读者即使在恐怖袭击的紧张局势之后，各族群的跨文化交往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人们需要学习接受共性和差异，学习与新的社会政治环境共存而非深陷创伤话语，尝试寻找出路。小说的结尾预示着一种理性的选择，纳兹奈恩成功地将历史与现实连接，将本土和西方两种文化进行组合和改造，从而构建散居族裔独特的文化身份。这种文化使她避免了双重边缘化的处境，找到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归属。

四、结语

离散书写是当今世界全球化发展的产物，离散作家通过文学创作表达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离散作家斩获文学领域的重要奖项，文学中的离散书写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学界关注。目前阿里已经进入英国主流文学的体制轨道，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是多项文学奖项的评委。她的声誉转化为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促使更多代表异质声音的离散族群群参与民族认同和文化身份建构的讨论。作为移民作家，莫妮卡·阿里在其作品中表达了跨越文化边界后的焦虑、挫折、困惑和艰难的奋斗过程。阿里借小说中的人物来探究身处伦敦的孟加拉移民的处境，分析她们在家庭和社会的境遇。她借小说中人物对强制同化逻辑展开批评，为离散族群在异质文化中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提出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