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延安时期诗歌风格的转变分析——以《慰劳信集》为中心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221116）

1936年8月，卞之琳与李广田、何其芳合出诗集《汉园集》，随后一段时间里，卞之琳进入创作上的空白期。同年10月，卞之琳母亲病逝，卞之琳回家奔丧后，身心俱疲，加之自己和张充和相聚苏州后，仍对与张充和的感情走向捉摸不定，又伴随战争形势的不但变化，卞之琳于是在1937年8月应老师朱光潜的邀请前往四川大学任教，选择了短暂的“感情逃离”。这一阶段卞之琳自感文弱，在文学创作上毫无进展。随着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次年8月，卞之琳前往延安访问，这对其文学创作上的转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访问延安的原因

1938年8月14日，卞之琳同好友何其芳以及沙汀夫妇前往延安，直到1939年的8月中，卞之琳在以延安为核心访问地的解放区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与考察。这一阶段对于卞之琳今后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卞之琳后来在《雕虫纪历》的序言中提到：“我写诗道路上的转折点也就开始变出现在又是一年半写诗空白以后的1938年秋后的日子。”1对于这次访问的原因，卞之琳一方面认为是个人的爱国情感或者说是其内心的正义感为原始动力，“大势所趋，由于爱国心、正义感的推动，我也想到延安访问一次，特别是到敌后浴血奋战的部队去生活一番。”当然，在全民抗战的阶段，深处大后方的卞之琳深感国家危机，渴望到延安去访问，获得心灵上的家国情怀的升华是无可厚非的。卞之琳在前往延安的途中看到诸多和他一样的年轻人犹如朝圣地朝拜式的前往延安，这令他感到精神上的极大共鸣。卞之琳曾在《“客请”——文艺整风前延安生活琐记》中提到前往延安途中的所见所闻，“多少男女青年热衷抗战，坚持正义，探求真理，背着行李，徒步跋涉，闯过三原一关，络绎于图，意气风发。”2卞之琳对于这种情景深感自己前往延安符合了时代环境的大趋势，也是自己心中爱国主义情怀的一次升华。

对于卞之琳的延安之行，家国情怀的驱使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或者说是外在原因。其内在原因，就涉及到卞之琳不顺的情感经历，卞之琳自1933年在沈从文家中初识张充和后便对其倾慕不已，然而，张充和对其却没有爱情上的向往。1938年张充和前往成都与卞之琳见面后，卞之琳深感这段感情无望，为了排解心中的不快，前去延安成了缓解个人情绪的一个方法。除去家国情怀和私人情感两方面的因素，卞之琳前往延安还有个人知识性的探求，卞之琳在访问延安前的诗歌创作基本上为抒情短诗，其诗歌手法偏重于现代主义文学，而风格上则属于“京派”风格，唯美式的抒情。卞之琳在总结前一阶段的诗歌创作认为自己“当时由于方向不明，小处敏感，大处茫然，面对历史事件、时代风云，我总不知要表达或如何表达自己的悲喜反映。这时期写诗，总像是身在幽谷，虽然是心在巅峰。”3因此，卞之琳在1938年前往延安，也是为了探求诗歌创作上的改变，欲求将个人创作能够与时代脉搏结合起来。因此，家国情怀的感触，私人情感的困扰，知识性的探求成了卞之琳前往延安的三个基本动力。

二、《慰劳信集》的成因

卞之琳在延安访问期间主要写了两首慰劳诗歌，回到大西南，卞之琳在1939年11月又创作了十八首慰劳诗，前后二十首组成了卞之琳在延安时期的最重要成果《慰劳信集》，后来又由于诸多原因，卞之琳主动删去其中两首，这也就成了我们如今可以看到的《慰劳信集》。卞之琳8月底抵达延安，在接下来两个月的时间里卞之琳进行考察，但并未开始创作。1938年秋后，延安文艺界发起写“慰劳信”的活动，卞之琳响应号召，在随同部队前往太行山内外体验战地生活前，运用诗歌体式写了两首“慰劳诗”。关于“慰劳”一次，卞之琳曾解释“‘慰劳’一词已是历史性的说法。现在有不同的‘慰劳’与‘致敬’两说。当时直说‘慰劳’，没有这类区分。”4因此，卞之琳的“慰劳诗”也就成了“致敬诗”。

《慰劳信集》中的书写对象都是卞之琳所见真人真事，上到领袖下至普通百姓，皆是卞之琳的真实见闻。“我在大庭广众里见到过许多革命前辈、英雄人物，特别是在周扬的热心安排下，和沙汀、何其芳一起见过毛主席。后来在前方太行山内外，部队里，地方上，我还接触过一些高层风云人物和许多各级英雄领导和军民。”5因此《给〈论持久战〉著者》、《给一位集团军总司令》等致敬领导的诗歌也就符合《慰劳信集》的真实感。《慰劳信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卞之琳在延安真实的生活状态和情感状态，以及卞之琳对于延安和抗战的情感体会。除去对于领袖和领导的致敬，卞之琳在《慰劳信集》中重点描绘了一群勇敢、热情的底层群众和战士的形象，卞之琳希望在在这些诗歌展现延安军民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的一面。

卞之琳在离开1939年离开延安后，11月进行创作时，继续采用“慰劳信”的形式，致敬那些在抗战中艰苦付出的每一个人。在《十年诗草（1930-1939）重印弁言》中，卞之琳写道：公开“给”自己耳闻目睹的各方为抗战出力的个人或集体。都是写真事真人，而一律不点名，只提他们的岗位、职守、身份、行当、业绩，不论贡献大小、级别高低，既具有特殊性，也自有代表性，不分先后，只按写出时间排列（带了一点随意性），最后归结为“一切劳苦者”（也显得有一点整体观）。6《慰劳信集》是卞之琳对于延安期间见闻的一个感受合集，这是对于卞之琳前往延安三个方面原因的一个总结性成果，在《慰劳信集》中，卞之琳实现了和原有现代主义式的抒情短诗不一样的风格转变，这在卞之琳的整体创作历程中具有极大的特殊性。

三、《慰劳信集》的现实主义风格

《慰劳信集》创作的内容与卞之琳前期诗歌显示出极大不同，虽然在诗歌的体式上，《慰劳信集》基本沿用了卞之琳一贯善用的格律体，但是《慰劳信集》在诗歌的风格上则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风格，和卞之琳之前的现代主义风格形成巨大反差。卞之琳认为自己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与前期相反，现在是基本上在邦家大事的热潮里面对广大人民而写（和解放后偶尔有所写作一样），基本上都用格律体（也和以后一样）写真人真事（和以后又不大相同）。”7《慰劳信集》之所以具有现实主义风格，主要依赖于诗歌所写的都是真人真事，卞之琳结合在延安一年的经历，将其所见所闻以现实主义风格的形式对解放区的广大人民进行致敬与歌颂。如《给一位政治部主任》中，卞之琳描写了一位风趣幽默的政治部主任，这位政治部主任在艰苦的战争生活在，仍然表现的幽默风趣，对待艰难的环境仍然保持着积极向上，坚持到底，勇敢不弃的精神风貌。卞之琳给这这位政治部主任的备注是“这位政治部主任也难得吃肉，善诙谐，常熬夜，又熬出妙语。”8在这首诗中，卞之琳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将一位政治部主任的形象描绘的真实可感。再如《给一位夺马的勇士》，这首诗的故事发生在山西长乐村的战斗中，诗中描写了一位勇于夺取敌人的马的勇士，“山沟里是顽抗的困兽，多他们的马呀，你着急。”9这一句表现了勇士的勇敢和果敢，面对敌人毫不畏惧。《慰劳信集》中还有对领袖和领导的描绘，《给〈论持久战〉著者》是对毛泽东的描绘与歌颂，“最难忘你那‘打出去’的手势，常用以指挥感情的洪流，协入一种必然的大节奏。”10诗歌生动地表现了毛泽东著名的惯用手势，并且将这一“打出去”的手势描写地气势磅礴，充满对家国希望的壮怀豪情，既体现了卞之琳对于领袖的赞颂，也抒发了对于抗战必胜的信心。《慰劳信集》是卞之琳对于现实主义风格诗歌的书写，诗歌反映了卞之琳在延安时期的真实感受，这对于卞之琳诗歌风格转变的一次探索。

四、《慰劳信集》的集体意识

《慰劳信集》除了体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风格外，还体现出了卞之琳对于以往诗歌个人化的转变，即《慰劳信集》具有鲜明的集体意识。集体意识应该是卞之琳对于“非个人化”诗歌探索的一种必要转变。“非个人化”当然不是要诗人变成无个性的人，而是要诗人以个性的自我去感受、体验、分析、综合，以表达超越自我个性之外的共性的情感与人性。11《慰劳信集》虽然在前十七首的题目中都明确说明“慰劳”何人，但是这些人并不是某个孤立的个体，他们代表了他们所在的一群人，他们是每一个小集体的典型，然后每一个小集体又合而形成了一个大集体，每一个为了国家抗战浴血奋斗的人都是这个伟大集体的一员，这个集体因为他们而感到光荣，他们也为身处在这样一个集体之中而荣耀。因为战争，每一个“工人”、“战士”、“农民”、“领导”，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抗战必胜的合力。卞之琳在《慰劳信集》的最后一首诗《给一切劳苦者》中直接赞扬了集体合力的力量。如诗歌的最后一段写道：无限的面孔，无限的花样！/破路与修路，拆桥与造桥……/不同的方向里同一个方向！/大砖头小砖头同样需要，/一块是砖，拼起来才是房，/虽然只几块嵌屋名与房号。/不怕进几步也需要退几步，/四季旋转了岁月才运行。/身体或不能受繁叶荫护，/树身充实了你们的手心，/一切劳苦者。为你们的辛苦/我捧出意义连带着感情。12诗歌赞扬了每一个体组合成集体的伟大力量，每一个体就像是一块砖，然后合在一切拼成了一间房，每一个辛苦奋斗的劳苦大众都是值得歌颂和赞扬的，因此诗人最后说自己带着真挚感情和敬佩之心对一切的劳苦大众进行“慰劳”。《慰劳信集》中的集体意识，是卞之琳对于前期诗歌创造个人倾向的一个新探索，这说明卞之琳在延安期间感受到了来自一切劳苦大众的伟大合力，集体意识成了卞之琳书写《慰劳信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现实主义风格和集体意识的探索与深化，是一年延安访问对卞之琳创作风格产生的两个重要影响。除去，这两方面的特点外，《慰劳信集》仍带有卞之琳前期诗歌的部分特征。《慰劳信集》在整体风格上，仍呈现出抒情诗的特点，卞之琳善于从小的方面进行着手，有小及大，描绘小事，然后抒发情感。这体现出卞之琳诗歌创作上的一贯特点“写人及其事，率多从侧面发挥其一点，不及其余（面），也许正可以辉耀其余，也可能不涉其余而只是这一点本身在有限中蕴含无限的意义，引发延绵不绝的感情，鼓舞人心。”13《慰劳信集》正符合了卞之琳的这一言论，从小的着眼点出发，将其中蕴藏的情感散开出去，由于诗集中为抗战诗歌，因此，卞之琳将抒情与抗战的实际结合，多了一层家国情怀的深沉感，这样一种别样的抗战抒情诗从而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1939年8月，卞之琳没有像何其芳一样留在延安，仍坚持按原定计划返回大西南，随后卞之琳在周扬的安排下顺利返回。这为其一年的延安之行，既是卞之琳对于家国情怀的升华之旅，也是私人感情的缓解之旅，同时更是其对于文学创作风格转变的知识之旅。卞之琳在延安期间受到了毛泽东、洛甫等高层领导接见，也随同陈赓的七七二团深入前线。这一系列的事情，增长了卞之琳的见闻，是其原有生活经历所不能预想的。延安之行的意义不仅仅局限在卞之琳个人的体会上，这更导致其诗歌创作风格的转变。延安之行对其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风格的探索和升华，以及“非个人化”的集体意识的增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慰劳信集》在艺术上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但这并不影响该诗集对于研究卞之琳延安之行期间及后来一段时间内风格转变的重要价值意义。

注释：

1．卞之琳．自序[A]．雕虫纪历（1930-1958）[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7．

2．卞之琳．“客请”——文艺整风前延安生活琐记[A]．卞之琳文集（中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11．

3．卞之琳．自序[A]．雕虫纪历（1930-1958）[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3．

4．卞之琳．十年诗草（1930-1939）重印弁言[A]．卞之琳文集（上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4．

5．卞之琳．自序[A]．雕虫纪历（1930-1958）[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8．

6．卞之琳．十年诗草（1930-1939）重印弁言[A]．卞之琳文集（上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5．

7．卞之琳．自序[A]．雕虫纪历（1930-1958）[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8．

8．卞之琳．给一位政治部主任[A]．卞之琳文集（上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89．

9．卞之琳．给一位夺马的勇士[A]．卞之琳文集（上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95．

10．卞之琳．给《论持久战》著者[A]．卞之琳文集（上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01．

11．张立群．论卞之琳延安时期的诗歌创作——从《慰劳信集》方向看[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6（03）：80-84．

12．卞之琳． 给一切劳苦者[A]．卞之琳文集（上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09．

13．卞之琳．十年诗草（1930-1939）重印弁言[A]．卞之琳文集（上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