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化与后世书写——以陶渊明文学经典地位建构为例

（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 214122）

一、后世书写

后世书写理论是由英国文学理论家安德鲁·本尼特基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研究而提出的诗学理论。他基于济慈诗歌研究，提出“后世书写”这一概念。后世书写可以理解为一种“面向后世”的写作，原因是济慈诗中常常表现出一种对当时的那个时代的读者的某种焦虑，体现为忧虑自己的诗无法得到读者的认可，不符合大众的审美期待，尽管如此，他又拒绝去迎合当时的诗歌品味。于是，为了纾解这种焦虑感，他期待着后世的读者成为他诗歌的理想读者，而“这一想法确保其诗歌能在其死后获得重生。”1济慈确实也如愿名居英国诗人之列。后来本尼特发现原属于济慈个性化的文学书写，其实是整个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个诗歌创作共相，后世书写由济慈诗歌中所特有的个性的文学现象上升为具有共性意味的，考察浪漫主义时期的诗学理论。后世书写的诗学理论体现了对诗人生死观尤其是对死后的来生的问题的关注。后世书写理论既然是面向未来读者的，那么它所论述的时间起点应该是基于当下的来生。从这一历时维度看，诗人的创作一要考虑到后世是否会接受他的作品，也就是本尼特所说的“死后获得重生的阅读”基础2。二是在后世接受过程中看作品经典化。后世接受使得作品成为不朽与永恒，诗人凭借文本在文学史上确立其地位，也就是本尼特所言之“继续活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补偿”。

本尼特强调了基于文学本位的诗人身份建构，文学文本是作者在后世继续活着或存在的必要前提，作者在后世的文学地位与其创作和流传的文学文本紧密相关。因此，后世书写理论尤注重文本在后世的接受问题。本尼特从西方文学史中挖掘出掩藏着的后世书写理论。而在中国传统文学之中，我们也试图寻找关于后世书写的论述，并发现，中国文学史上的这些论述或可视为后世书写理论在中国的遥相呼应。

中国古代“立言不朽”与面向后世的书写具有同构性，即希望借助文本留存后世。《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言，如言得其要，即使人殁于世，言亦可经久不废，可谓不朽，此言在后世的主要流传方式即文本。假使一个人的论述流传下来，那么其中所附着的这个人的精神也将得到传续，也就意味着不朽。曹丕称文章乃“不朽之盛世”（《典论·论文》），并指出作者的自然寿命有时而尽，却能够凭借文章，使声名留于后世，这和后世书写理论中所提到的，作者希望借助文学文本在后世获得声望从而继续活着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曹丕指出“文人相轻”是自古就有的现象，每个人都持己见，在文章中就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而每个人又“善于自见”，总是念己所长而轻视他人所不擅长的文体，所以互轻所短，无法客观地欣赏他人的作品，这是造成后世也即我们无法公正地评判文人作品的重要原因。

后世读者对文学文本进行阅读和阐释的过程伴随着重新建构，从而推动经典的建构进程。什么是经典？加达默尔在《诠释学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指出，经典的内涵关键在于“规范的意义”3。从这个维度看，文学作品追求经典之路，需要得到社会规范的或者说时代风气的认可，历史是对经典之作的最好淘选。在文学经典中，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数量的作家及其作品，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有的甚至无人问津，直到后世才陆续有读者发现他们的作品中呈现的巨大文学和社会价值，文学经典化之路可谓坎坷。

后世读者对经典的建构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也能找到实例。比如说，曹操的文学地位就是在明中叶左右才得到足够的重视。从历代对其诗歌的收录情况可以佐证，《昭明文选》收录的曹诗甚少。据汉学家宇文所安考证，《宋书乐志》虽收录了所有曹诗，然只为保存礼仪音乐的皇家传统，并非出于文学的考量。曹诗在明以前较少被人提及，直到明中叶，曹操的乐府才得到重新重视，而其中原因无非符合时代“沉郁雄壮”的审美趣尚。曹操作为文学史中重要作家的地位是在后世被建立起来的，而这离不开后世读者对曹操诗歌的接受。由此可见，西方的后世书写理论并不单单只是一种从西方文学土壤中孕育的文学理论，在中国传统的文学史上，也能找到后世书写的痕迹。因此，后世书写理论具有普遍性，在文学史中应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理论。

二、关于不朽性的追问

本尼特认为，后世书写理论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诗人们在诗歌中对不朽性的思考和追问，具体而言，就是从古希腊时期开始的，对如何避免死亡与如何追求永恒等问题的追问。而关乎生命短促、命运无常的追问本就是人类的一个永恒主题。在中国古典诗歌领域内，即较早地就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思考，并发出对生命短暂的慨叹，他们知道人固有一死，由此产生的，一开始并非是对生命永恒性的追求，而是对生命有限性的愁绪。《古诗十九首》中常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慨叹，自比金石，不时流露出人生如寄、长寿难考等情绪，哀于生与死，建安以来，在各阶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弥漫开来，成为时代的基调，或谓人的觉醒的最初印象。其后还有诸如“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惜逝忽若浮”“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等等文学描述，同样是对于生命有限性的感叹，可见生与死的哲学命题是当时社会心理的重要内容，是他们对生命乃至的看法和认识。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便能知，古人求仙吃药，是对生命无限性的欲求，其实这已经是追求某种永恒性的东西了。

李泽厚《美的历程》有云：“如果说，人的主题是封建前期的文艺新内容，那么，文的自觉则是它的新形式。以曹丕为最早标志，它们确乎是魏晋新风。”4曹丕地位甚高，又做了皇帝，可以说达到了人生巅峰，然而他并不止于此。他认为，年寿时有尽，荣乐止于身，两者是有期限的，并不永恒，那在他看来什么是真正不朽的呢？唯有“文章之无穷”。荣华富贵乃身外之名，一旦白骨荒丘这些都随风烟俱去，能实现永恒意义的始终是精神生产的东西。“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论文》）帝王将相可被湮没，而华美的文章只凭文本流传被人们长久传诵，能打动人的、为人所铭记的，往往是永恒的美。于此，曹丕讲文章之无穷，其实也是他对生命不朽性的追求体现。文章不朽当然也就是人的不朽，它又正是人的主题的具体体现。

三、陶渊明作品接受与形象建构

后世书写理论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诗歌的接受问题，从这一角度切入，探究对陶渊明作品的审美接受，对于重新认识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后世书写理论有四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我们也可以由此认识到它的独特性，并且与之前关于不朽的讨论保持一定的距离：

一是后世意味着从事写作的自我以文本为基础遗存于世5。陶集文本的存世与流传，在历代文人别集的廊庑中占有重要一席。在文献学层面，古今学者对陶渊明所做的关于陶渊明作品的注释和整理，如汤汉、温汝能、王瑶、杨勇、逯钦立、龚斌、袁行霈和王叔岷等人的陶集校（笺）注本，这些古籍整理工作，使得陶集文本遗存于世，这是构成后世书写的前提物质条件。

二是在活着时被忽视是死后继续遗存的必要不充分条件。陶渊明在其所处时代，其作品的文学意义是遭人忽视的。刘勰《文心雕龙》未提及陶渊明，其文学地位是相对黯淡的。颜延之写《陶征士诔》论及文学作品仅以“文取指达”四字一概而过，可以说对其文学成就是缺乏重视的，但这却是符合当时文学审美趣尚的。从钟嵘《诗品》所录“世叹其质直”“岂直为田家语耶”等可以推想，当时陶渊明的诗文作品没有满足包括颜延之在内的同时代人的审美期待，甚至与之相左。陶渊明冲淡自然、任真质朴的诗文风格实与藻丽雕琢、崇尚巧似的集体审美意识相背，故时人不会对陶渊明的诗文给以很高的评价和足够的重视。沈约《宋书·隐逸传》里以《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并序》、《与子书》和《命子诗》四篇作品构建了陶渊明质性自然的形象有铺垫之意义，但对文学成就不置一语，可见陶渊明诗文的文学价值在此时仍是被忽视的。

三是继续活着、后世的遗存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充分补偿或弥补。通过颜延之和沈约，以及陶渊明的自传《五柳先生传》等，基本确认了陶渊明的自然质朴，这是对其为人与人品的书写。而对于其诗文或文学地位的认证，钟嵘《诗品》肯定了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的地位，并指出其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虽被列为“中品”，实际上已经确认了陶渊明的诗人身份。而萧统为陶渊明编专集，而且还做序言，《陶渊明集序》评陶渊明“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与之京”，给予较高的评价。这两次身份的认同，才使陶渊明以真正意义上的诗人面目出现在文学史上。

四是后世的书写具有建构性，因为它不仅可以取代诗人的生命，而且最终成为确证诗人身份的前提。后世书写理论是在读者的思想中创造出一个仍然活着的诗人，使其真正地活在他人的心中，也就是说，诗人自己的思想、他或她的言语，再次被写入读者的思想并得到重新思考。“渊明文名，至宋而极”6，其名之显当推苏轼。“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与二郎侄书》）在苏轼看来，文字愈成熟愈趋平淡，愈能于平淡中见深邃，又散论“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苏轼本身有着超脱旷达的精神，与陶渊明相契合，所以能理解其诗，并付诸和陶诗的实践，他也有很高的诗文造诣，故而能给予陶渊明更接近本位的评价。至此，陶渊明超脱入世的形象得以确立，后人对陶渊明的评价偏向于此。

当然，陶渊明也是政治斗争的回避者。鲁迅先生就认为，陶渊明诗歌中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7，陶渊明不能总是超脱于世俗，于朝政还是留心，但他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全然自觉地从政治漩涡隐退了出来。陶渊明采取的是政治性的退避，也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退避，他把心灵的慰安寄寓在田园劳动、饮酒作诗上面，将“人的觉醒”上升到超出同代人的高度。在他那里，自然景物不再只是观赏的对象，且已然成为其生活不可割裂的部分。“蔼蔼停云，蒙蒙时雨”“倾耳无希声，举目皓以洁”等……春雨冬雪，是那么自然、质朴。种豆南山，起理荒秽，带月荷锄，虚室余闲，复返自然……这些普通、真实而自然的美，不停留于客观描绘，而是实现了其高度自觉的主体人格。可以说，魏晋风度在此表现得更加深沉，形式更为深刻。

四、结语

后世书写理论从作者与读者两个角度为我们勾勒出作者面向后世创作文本，再到读者在后世对文学文本进行阅读，从而帮助作者在后世继续活着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现实意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化之路，很大程度上是后世构建的经典，从陶渊明文学史形象和地位的构建过程，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成就经典的一个重要因素，除了文本——植入诗人生命的文本，还有就是后世读者或者说构建者，尤其重要的是初始构建者的话语地位。

注释：

1.郭慧中.《后世书写理论：作者与读者》[D].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18年，第8页.

2.[英]安德鲁·本尼特.《文学的无知》[M].李永新、汪正龙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3页.

3.[德]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88页.

4.李泽厚.《美学三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99-100页.

5.郭慧中.《后世书写理论：作者与读者》[D]，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18年，第27页.

6.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8-89页.7.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