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浪花——《南宁民国日报》副刊的抗战文艺

时间：2024-05-04

（南宁师范大学 530000）

如果说新闻是时代的瞭望哨，那么副刊即是社会的风向标，它“通过一种文化艺术的方式在看似不经意间传递着某种倾向和见解，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广大读者的灵魂”2。学界普遍认为，1897年11月《字林沪报》创办的附张《消闲报》是我国报业中的第一个正式副刊，而到了“五四”时期又出现了一批以《晨报》副刊为代表的融合了知识性、思想性、理论性和文艺性的新式副刊。作为中国特殊的报学现象和文学现象，副刊的诞生与彼时特有的社会、文化语境有莫大关系，《南宁民国日报》的副刊《浪花》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它“迎着这个时代”出世，是“黑夜里的明灯”，是“大海里的‘浪花’”，是“青年们的喉咙”，在动荡的时局中形成了文艺副刊独特的抗战话语。

一、动荡时局与编辑方针

（一）政治需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陆续侵占东北三省，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国内抗日浪潮势不可挡地蔓延开来。彼时广西正是“大兵之后，疮痍满目”3，境内围困南宁长达三个多月的云南滇军退出了广西，粤军也逐一撤回广东，百色起义的红七军离桂北上后，革命风暴暂时被镇压下去。与采取不抵抗政策的蒋派不同，广西当局政府对于日寇侵犯一直坚持较为明确的抵御立场。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国难日深，我们以为抗日报国之道，实应登高自卑，从头做起”4。因此，自民国二十年（1931年）秋起，李宗仁、白崇禧及黄旭初等人决心从根本上整理广西省各项政务，作为政府机关刊物的《南宁民国日报》在“抗日救国”这一议题上的宣传力度也愈发加大。其版面内的“国际新闻”栏目长期刊载日本相关新闻，明晰日本最新动向及其国际形势；“国内新闻”栏目则侧重报道我国对日战事的详细战况，让民众充分了解爱国抗日团体及组织冲锋陷阵的英勇事迹；此外还不定期推出相关主题的特刊，对总部政训处组织的抗日救国演讲会大加宣传。其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抗日”主题稿件的启事中写道——“日人横暴、占我满洲、国难临头、至为危急、望我富有学识之爱救同胞、对于抗日救国方法、发为伟论、投寄本报、本报当特辟专栏、或另出特刊、公之于众”5。受此影响，该报副刊所登作品的抗战色彩逐渐明显起来，既有战地通讯也有军旅纪实，既有新诗杂文也有漫画摄影，表现出较强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喊出了作家群体积极参与抗战的口号，对抗战初期的宣传和群众动员起了有益的效用。

（二）战斗文艺

1932年5月1日，李宗仁的亲信、身兼广西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常委和宣传部长的韦永成到南宁民国日报社正式上任，这位决心“要把近代文化灌输到本省来，同时要唤起全省一千二百万的同胞，用他们固有的坚忍刻苦勇敢良好的民族性去接受新文化，去创造新广西”6的新社长就职几日后，该报即登出一则启事——“本报日内决定扩大篇幅，同时将《南中国》改为《出路》。将《青山塔》改为《浪花》，希爱护本刊的作者们，踊跃惠稿，以光篇幅。”7自此，《南宁民国日报》副刊开启了其“浪花时代”。同年5月7日，副刊编辑部在第一期《浪花》的编前首先明确了该刊的编辑方针——“爱好文艺的青年们，我们迎着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把文艺的重担自告奋勇地担在我们肩上……时代是不容许我们再戚伤，踌躇，颓唐了。的确，目前我们唯一的出路只有勇敢地从这纷乱的深夜里，杀出一条血路！”8这一诉求明确地把副刊的文艺属性和应时代而生的战斗属性结合起来，它担负的是建立新文艺的使命，虽然鼓励抗战议题却依然保留鲜明的文艺色彩，它既是“时代的浪花”，又始终是“文艺的浪花”，编辑部这一开宗明义般的定位使其在“宣传本党党义”的办报宗旨下也不至于完全沦为政府党部的传声筒。

二、文章体裁与抗战主题

在征稿要求中，《浪花》明确提出其所需要的是“有趣味的短篇小说，时事杂感，戏剧批评，社会现象，个人生活，讽刺漫画，山歌童谣，新诗，常识……”9而且特别强调来稿要“以白话文为主”以附应其“新文艺”的主张。该刊所登载的稿件以丰富各异的形式反映了当时国内和广西省内的新事物、新思想、新面貌和新气象，其中抗战为主题的文章尤为不少。

首先是杂文小说类，这些作品可读性强，往往将抗战元素融入字里行间的议论或情节中，使宣传性、指导性和思想性寓于趣味性、形象性中，以适应不同文化层次的受众阅读和需求，充分发挥了副刊的文娱、教育和认知等作用。比如1932年6月25日开始连载的《无叶之芭蕉》等。其次是新诗类，《浪花》对新诗的发展持重视态度，几乎每刊必出，给新式诗人的创作发表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苟士廉的《愿望》、马中骥的《眼前一片昏暗》便是此中佼佼。在《浪花》推出的数期专号中，1932年的《纪念九七专号》和1934年的《五月诗号》都以时局国难作为主题，作品丰富，版面宽大，每每成为该期报纸的重头。此外，副刊也偶尔登载政治人士的作品，如1932年6月11日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等人的《悼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联语》和1933年3月22日的《军歌（献给前线抗日将士）》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浪花》所正式登载的讽刺漫画中，有多数也都涉及抗战政治类主题，比如1933年9月初连续刊登的1日的《日本与中国》、2日的《生命线》、4日的《停止吗》、6日的《世界经济会议》以及11月25日的《帝国主义》和12月7日的《战区进行曲》等。遗憾的是，漫画的投稿量一直低迷，“征漫”始终是副刊编辑部头疼的事，创刊初期虽陆续刊出了几期配有漫画的刊号，但仍不能保证每期固定。关于此中原因，编者给出的解释是“①制电板不容易。②有意思的漫画根本没有” 。10

三、副刊主编与风格演变

《浪花》编辑部前期（1932年5月7日-1934年2月19日）主编曼尼的编辑风格较为轻松活泼，幽默诙谐，所编稿件大多偏文艺性，且篇幅短小，质量参差，即使编辑部再三明确列出征稿要求，仍不乏水平淡乏者或主题陈旧单一者，连曼尼自己都说“这几天的《浪花》几乎充满了‘爱…’、‘女人…’的呼声，其实，编者自己也觉得有点肉酸；然而每天所收入的只是这味菜”11。到后来情况有所好转，质量较高的时评杂论开始出现，1932年8月20日的《谈谈苏俄打日本》以及8月23日的《谈谈中国存亡》等都是此中优秀的抗战题材短论，有人将这些刊登在《浪花》上的文章称作是“时代性质革命色彩的文艺作品”。

而到了《浪花》后期（1934年2月20日-1935年8月31日），其主编黄芝岗的编辑风格较之曼尼有较大不同，这一时期副刊上的长篇文章逐渐增多，且多涉及文学、艺术讨论和文化建设等议题，比如虞淑女士的《评明天》及1934年2月27日的《对浪花论战的总评》等。此外，《浪花》开始强调对民族文学的培养和发展，关于“民族文学”的短论几天内连载了数期，如《民族文学的发生》和《民族文学的对象》等。

在彼时正值外敌入侵的中国，“民族”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字眼，编辑部对民族文学的倡导也是对1933年国内兴起的“民族文艺运动”的呼应，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该运动虽然确实具有反侵略抗强权的性质，但同时也隐藏着国民党政权企图“以民族意识消解广泛传播的阶级意识”的目的，所以当时的真实情况是，由于其“露骨的反共色彩使它受到左翼文人的猛烈批判和自由文人的有意疏远”12。这一现象同样反映在《浪花》中，在“轰炸式”地刊载了数期民族文学的文章后，编者总要在其编后中疾呼“本刊决定连续刊登民族文学短论是想在这有限地园地里先做点扫荡的，建立的工作，但近几天却苦于孤掌难鸣”13，或是“《浪花》虽每天都有民族文学的论文，但每天都只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象，这不能大叫几声寂寞。”14直到抗战形势日益深入，阶级矛盾退居其次，民族主义成为各个阶层群体摆在首位的价值考量，情况才有所起色，相当数量的右翼、左翼及自由文人逐渐参与其中，这类主题的稿件开始增多，论战也能组织起来，《浪花》一度呈现出较为热烈的民族文学氛围。

四、结语

副刊是中国报学一个独有的现象，它在报纸整体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一个时期的副刊往往能体现出这一时期的社会风貌、时局形势以及文化语境，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将其称作“社会风向标”的原因。《南宁民国日报》的副刊《浪花》应时而生，受编辑方针影响带有明显的战斗性质，刊载各式体裁的文章以响应抗战主题，这是时代的需求，也是国家民族的需求。

值得庆幸的是，该副刊的文艺性一直贯穿其中，编者对其所肩负的建立新文艺的使命始终铭记，其对于民族文学的倡导虽不可避免地带有党派意识形态色彩，却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战时文学的发展和丰富，体现出一份文艺副刊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匹夫有责”的拳拳报国热情，它既是文艺的“浪花”也是时代的“浪花”，在抗战大后方的广西总要卷起一定的风浪而不愿长久地安静下去。

注释：

1.彭继良.广西新闻事业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210.

2.肖燕雄.呼应或疏离：抗战时期三报主要副刊抗战话语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06）：43-51.

3.黄习礼.新桂系“三自三寓”政策和《广西建设纲领》述评[J].学术论坛，1989（05）：83-89.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广西文史资料选辑[M].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1990-03.

5.编者.本报编辑部重要启事[N].南宁民国日报，1931-10-01（01）.

6.韦永成.今后的本报[N].南宁民国日报，1932-05-07（01）.

7.编者.《出路》《浪花》征稿启事[N].南宁民国日报，1932-05-04（01）.

8.编者.写在《浪花》之前[N].南宁民国日报，1932-05-07（012）.

9.编者.《出路》《浪花》征稿启事[N].南宁民国日报，1932-05-04（01）.

10.编者.编者的话[N].南宁民国日报，1932-09-19（012）.

11.编者.编后的话[N].南宁民国日报，1932-05-27（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