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赋盛诗衰现象刍议

（江苏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生 221116）

自屈宋骚体聿兴，荀卿作“赋篇”命名，辞赋开始以一种独特的姿态登上了中国文学史的舞台。然而汉初之际，刘邦《大风歌》、贾谊《鵩鸟赋》等依旧承绍楚辞体例，至枚乘《七发》出现之后，汉代大赋体制方才得以确立。从此班张扬马之辈各骋才能，两汉巍巍然成为大赋纵横的王朝。虽然汉代的辨体意识尚未系统形成，然而终汉一代，文学发生的趋势是辞赋鼎盛而诗艺式微。尤其到了王国维明确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主张之后，赋学研究中以汉赋为中心的观念更是进一步被强化。那么，是什么铸就了汉赋的蓊郁之美？又是什么造成了汉诗的整体消沉？（案，此处不将建安文学包括在内）兹以为，当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

一、时代精神的“赋”化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王朝，汉朝不仅拥有着“大赋”一般的国势威容，其国力与气象也均是短命之秦所无法比拟的，从这个角度讲，完全可以把汉代视作中国第一个张扬出民族特征的大一统帝国。如莫砺锋即说道：“从暂时的结局来看，确实是秦国使用武力统一了中国。但如果从较长的时段来考察历史，其实是楚人刘邦建立的汉朝才真正开创了中国的大一统时代。”1公元前202年，高祖建立西汉，定都长安，尔后灭诸侯，营未央，议定礼制，终于将秦末以来的颓废局面重新收拾起来。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即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经过文景二代的苦心经营，西汉已然实现物阜民丰的愿景，成为盛极一时的东方帝国。试看：

郊甸之内，乡邑殷赈。五都货殖，既迁既引。商旅联槅，隐隐展展。冠带交错，方辕接轸。——《西京赋》

建金城其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西都赋》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史记·货殖列传》

到汉武帝时代，汉朝已经实现了空前强盛：南收百越，北定匈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太学，培养政治人才；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种种恢弘的气象，本身即如大赋一般铺张扬厉，毋庸说为汉大赋的聿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正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汉代的赋家不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抒情咏志的歌者，而更像是着力于描绘帝国气象的画师。

首先看作品题材。在两汉时期，大到都城、宫殿，小到一屏一鹤，都是赋所涉猎的对象，而在汉大赋之中，所涉及之对象更是细大不捐，包罗万象，以至于后人有“赋代类书”之说。萧统在《文选》中大致将赋分成了邑居，畋猎，纪事，咏物四类，而在两汉时期，这一雏形已经基本完备。如邑居则有两都、二京；畋猎则有子虚、上林；纪事则有北征、长门；咏物则有洞箫、长笛等等。其次，在作品风格上，无论是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还是扬雄的甘泉、羽猎、河东、长杨，甚至于《梁王菟园赋》、《舞赋》这样再一等的赋作，都颇为气度不凡，蔚为壮丽。有人如此总结道，“苞括宇宙”的赋家，他们所追求的正是宇宙间一切大的东西，所企图创造的正是能令人拜倒的大的形象，所要夸扬的正是事物奇妙无穷的大的美点。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时赋的气象便是王朝的气象，王朝的气象便是赋的气象，不但帝国成为了赋家笔下的骄傲，同时汉赋也成为了帝国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二者彼此交融，彼此影响，使得赋体文学的繁荣成为了题中应有之义。

二、文学理念的缺位

通过对汉朝时代特色的观察，我们大略了解到了汉赋兴盛的社会基础。那么从作家主体来看，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自觉选择了赋体的创作呢？这里以为，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彼时文人的侍从地位。

据班固《两都赋序》所言，“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 ……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汉赋的兴盛，固然与帝国气象息息相关，但统治者的喜好与专业作家队伍的形成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豢养文人在武帝时期形成了一个高峰，不啻帝王如此，连藩王亦多有此癖好。如：

（梁王）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史记·梁孝王世家》

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汉书·严助传》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这一时期，朝廷大量招致言语文学侍从，献赋作颂，既有积月成篇的司马相如，也有援笔立成的枚皋之辈。而考察汉代赋家身份，多属中朝官系的郎官，兼具参政与娱戏的双重功能。3然而对于统治者而言，往往更重视赋家的后一种身份，以至于扬雄发出了“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喟叹。

自觉抑或被动？功利抑或无功利？这是我们在讨论文学发展时不可避免的重要议题。毫无疑问，汉代赋家尽管有着汪洋恣肆的才思与深厚的文学积累，他们的创作是非自觉的，同时又是功利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政治的附庸而存在。如许结以为，赋作为一种文学形态，固然源于文学或文辞的发展，但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完型，则显然与汉代礼乐制度的构建相关。4这就无怪乎在《史记》和《汉书》中，“文学”都没有作为一个独立单元而被书写出来，直到范晔《后汉书》的出现，方才专门为文学家们列了一篇文苑列传。再倘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作为侍从的作家们既没有在文学领域获得觉醒，文学也没有成为文人的一种自觉追求，因此对他们而言，“缘情”或“言志”的诗歌自然不会成为他们探索的对象，而铺张扬厉、体国经野的大赋则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他们的心理趋从。

三、宗经意识的影响

经学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自汉朝建立以来，渐次经历了黄老昌盛到儒学独尊的递变过程，伴随着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儒学典籍上升了到“经”的地位，从此经学便逐渐成为中国学术延续的一大血脉。著名学者徐复观即以为，“经学是两汉学术的骨干”。而于此同时，私家著史的习惯也于斯诞生。所以，经、史气质便一并构成了汉代文学的两大传统。有人即如此说道：“汉代赋论载于史书，赋论主张不免印上史家的痕迹，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家皆为儒生，赋论思想自当蕴含汉儒经学思想。”5在这种情况下，“赋”的创作与批评自然也难逃宗经意识的禁锢。

秦火之后，天下文坛哑然。至武帝即位，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尔后今古文经相与颉颃，并有石渠、白虎之议。于此之际，田何之《易》、伏生之《书》、高堂生之《礼》、《诗经》四派、《春秋》三家，均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与发扬。而史迁、班固先后撰写的《史记》、《汉书》，则并为中国历史学谋定了两种新的格局。基于这样一种背景，汉代辞赋家除了兼有他种身份之外，自身也多具学者气质。例如，司马相如为文字学家，扬雄为学者，班固为史家，张衡又是地理学家与科学家，除了辞赋写作之外，他们在其他领域也多有建树。可以想见，没有扎实的文字功底与考据学的功夫，是断然难以写出一篇篇骋词大赋来的。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认为：汉代文人理性远远大于诗性。在周国平译介的《悲剧的诞生》中，他将尼采的主张如是总结道：艺术家与批评家是资质相反的两种类型，前者从事创造，后者从事接受。6在尼采看来，理性的批评力必然损害感性的创造力。这样的见解，用于汉代文人的身上恰恰再合适不过了。

可以说，宗经意识就犹如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一方面为汉赋提供了大放异彩的养料，另一方面则遏制了汉代文人的诗性。故无论是扬马班张之辈，还是王褒、傅毅之流，在诗歌领域毫无疑问是一无建树，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一大遗憾。

但正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囿于经学的汉代文人虽然在诗艺上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境地，却为中国文学史贡献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新文体——赋。

注释：

1.莫砺锋.诗意人生[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34.

2.何新文.辞赋散论[M].东方出版社，2000：55.

3.许结.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M].中华书局，2005：23-36.

4.许结.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J].南京大学学报，2006（04）：90.

5.马言.从用到体：赋体的自觉与变迁[J].中国韵文学刊，2018（02）：100.

6.[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译林出版社，201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