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证：家国巨变的方寸记忆

文／李崴

***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粮票、布票、肉票、鱼票、油票、豆腐票、副食本、工业券等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票证已经进入了历史博物馆，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计划经济时期，商品供应极为匮乏，国家对城乡居民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供应，按人口定量发行粮票、布票等专用购买凭证，这些凭证通称为票证。从20世纪50年代票证制度的确立到90年代退出历史舞台，票证的历史是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真实写照，见证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变迁。

票证制度的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征收公粮和市场收购是政府获取粮食的两个重要渠道。然而，随着经济秩序的逐步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尤其是1953年启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国家掌握的粮食储备与城乡粮食供应量相比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缺口。

为了尽快解决粮食供求不平衡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正式确立，农产品统购统销的品种不断增加。1953年11月，政务院正式发布《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在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一律不准私自经营粮食”；“对一般市民，可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簿购买”。到1954年，除了粮、棉、油等重要农产品外，生猪、甘蔗、茶叶、羊毛等都被纳入统购统销的范围，一个庞大的统购统销体系逐渐形成。

1955年8月，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四证三票制度”，即：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市镇饲料供应证和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和地方饲料票。同年9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名义印制的1955年版全国通用粮票开始在全国发行使用，同时印发油票，全面揭开了中国票证时代的帷幕。

票证中的吃穿用

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对所有的物资都曾发放票证。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约有2400多个地方发行过粮票，品种约有30万种。这些票证，从类别看主要有吃穿用三大类（军用粮食票证除外）。

“民以食为天”。各地的临时性粮票最早始于1950年；1953年11月，北京实行面粉计划供应；1953年12月，上海县等地区对城镇居民口粮和工商行业及事业单位用粮，采取民主评议协商，核定粮数，凭证购粮。1954年3月，开始实行食油定量制度。1955年11月，全国城镇户口一律使用购粮本，印发统一的全国粮票，同时发放油票。1957年7月开始印发肉票。除此以外，还有蛋票（鸡蛋、鸭蛋等）、糖票（白糖、红糖、冰糖等）、豆制品票（豆腐票、酱干票、豆条票等）、烟票、酒票、糕点票以及各类食品、副食品票证，等等。

1954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从当年10月起，棉布实行凭票供应。全国各地区每年每人一丈六尺至一丈九尺，婚丧嫁娶可以补充一定的布票。除棉布购买证、布票之外，还有棉花票、棉絮票、化纤票、丝绸票、汗衫票、背心票、鞋票（布鞋票、胶鞋票等）、帽票（单帽票、棉帽票）以及各类棉纺织品、针织品、毛线制品票证，等等。在物资紧缺的196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商业局印发的“前期布票”，面额为“伍市分”，是布票的最小尺寸。由于布票紧缺，在人口多、孩子多的家庭，“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普遍现象。

从物资紧缺、凭票供应，到应有尽有、扫码支付，折射出几十年来社会经济深层次的变革

在吃穿用这三类票证中，“用”的票证种类最为复杂。三年困难时期，需要凭票购买的商品扩大到日用百货。1962年，全国开始发放日用工业品购货券，即工业券。煤炭供应证、煤票、火柴票、肥皂票、煤油票、热水瓶票、脸盆票、手表票、收音机票、自行车票、电视机票以及各类日用农林产品、工业品票证，等等，属于“用”类的票证五花八门。与此同时，根据政策，对老红军、离休老干部、伤残军人、军烈属、华侨以及少数民族、下乡知识青年等特殊群体给予相关票证的专项供应。

票证的时代印记

实行凭城镇户口、按人定量供应粮食，粮食关系与户口紧密挂钩，这是计划经济体制采取的配套手段。公安户籍部门把国家供应粮油的城镇居民划为“非农业户口”，城镇居民凭派出所户籍办公室管理的户口登记簿，到居民委员会申办粮食供应本，按月（或按季度）在户口所在地粮店领取。

1953年11月，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上面写着“遗失不补，过期无效”。由于物资相对匮乏，很多商品的供应时间仅有几天，每逢春节等节假日前夕，各供应点都会排起长队。1962年，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售一批纳鞋底用的白线绳，不收布票，引起众人抢购。人们把线绳拆开，织成线衣线裤，以替代毛衣毛裤。“能省就省”成为当时一项重要的生活原则。

在那个年代，粮票成为事实上的“第二货币”，没有它就要饿肚子，小孩送托儿所和幼儿园、病人住院也要交粮票，出远门没有粮票更是寸步难行。1960年起，进饭馆吃饭也要交粮票。1961年夏天，学者吴宓准备从四川到广州探访朋友陈寅恪，陈寅恪致信吴宓：“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地方粮票则仅限于当地专用，不能越境，出远门需出具证明兑换全国粮票或省级粮票（限于本省境内）。全国粮票是人们出门在外的通行证。

票证的终结

统购统销作为我国工业化初期一项重要政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稳定市场和社会秩序、保证人民基本生活需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从长远来看，解决供求矛盾，保证人民群众生活需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才是根本大计。

改革开放后，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国家一直在平衡粮食差价。“六五”计划的完成，粮食和棉花产量的大幅度增长，为解决人民温饱问题提供了条件。

变化首先在深圳发生。1983年，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粮食定量不足，外来人口只能到自由市场购买高价粮。深圳市委认为，粮食市场上的两个市场、两种价格，不利于生产和流通，也无益于群众生活。1984年，深圳市委召开会议，研究取消粮食凭证定量供应问题。1985年，国家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此后，全国粮食连年丰收，各类商品的生产和供应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群众的“米袋子”“菜篮子”逐渐丰富起来，票证的功能相继被弱化、淡化直至废止。1980年，各地相继取消糕点票；1983年12月，取消布票；1988年，取消烟酒票；1990年，取消肉票、蛋票、糖票；1992年，全国844个县（市）相继放开粮食价格；1993年4月，全国粮食“四证三票”同时废止，宣告了票证时代的终结。

票证时代渐行渐远。从“票证”购买到手机支付、刷脸支付，从排队购物到送货上门，从物资紧缺到应有尽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折射出几十年来社会经济深层次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