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观念对学生钢琴学习的影响研究——戈夫曼“拟剧”理论视野下的中国社会音乐教育

刘丽超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100000）

家庭观念对学生钢琴学习的影响研究
——戈夫曼“拟剧”理论视野下的中国社会音乐教育

刘丽超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100000）

当下中国社会音乐教育存在一种乱象。研究者依据符号互动论学者戈夫曼的“拟剧”理论，采用问卷调查、实验、田野、访谈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社会音乐教育现象进行了研究，发现学生家长是主要动因。家长让孩子学钢琴，持错误的观念。首先，教育目的观，为了“印象管理”而学，以考级、求考级证书为学习目标。第二，教育内容观，学了可用于印象管理的节约内容也即考级教材。第三，教育方法观，“表演”性的学习过程。第四，教师观，认为教师在印象管理，教师骗钱而非教书育人。最后造成当下结果：中国社会音乐教育存在的乱象，家长、学生、教师合谋演出学琴之戏。

家庭观念；社会音乐教育；戈夫曼“拟剧”理论；印象管理

当下中国社会音乐教育存在一种乱象，以钢琴学习为范例，家长争相给孩子报课外辅导学钢琴，攀比追求钢琴考级证书，却对孩子学琴的过程、质量不闻不问，纷纷指责教育市场上的钢琴老师物无所值：收费太高、不负责任。孩子们学琴大多浅尝辄止，拥有较低级别的证书，却往往吹嘘自己学琴的经历，在知识技能情感均低的事实下标榜与之截然相反的表述。钢琴教师分化为两类，一类将钢琴课偷换为“玩耍”课，不教钢琴知识与技能，更无音乐热爱情感的激发，上课就是哄孩子。另一类只将考级教材作为唯一使用教材，学琴就是考级集训，排斥所有非考级内容。并且教师群体中鱼龙混杂，无资质教师为数甚多。

研究者依据符号互动论学者戈夫曼的“拟剧”理论，采用问卷调查、实验、田野、访谈的研究方法，在海淀区共发放问卷200份，有效回收173份，回收率86.5%，每一份都分为家长和孩子填答两部分，孩子年龄均在7岁至11岁之间。在200份问卷的基础上另做了30对家长与孩子问卷填答实验。研究者与三位社会钢琴教师共同生活工作过两年，得到了大量的一手研究资料，并且在与她们共同生活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无结构型访谈。除了对30对实验样本就问卷问题进行结构型访谈，还选取了三位家长以及其中一位家长已成年的孩子，进行半结构型访谈。通过对中国社会音乐教育现象进行研究，发现学生家长是主要动因。家长让孩子学钢琴，持错误的观念。

一、教育目的观

家长为了印象管理让孩子学习钢琴，考级获得证书是印象管理的有效管理策略和行为实践。一方面是家长为自己印象管理，另一方面是家长为孩子印象管理。家长要当“好家长”，孩子要（被）当“好孩子”。体现为：家长给孩子报了许多课外班，笼统可分为文化类和特长类两大类，给孩子花了金钱时间感情以显示付出很多，十分辛劳；孩子上了许多课外班，以实现门门第一与多才多艺，校内学完校外学，回家还有陪读陪练以显示勤奋努力用功，也十分不易。而证书泛指所有文化消费证据，比如培训证、结业证、获奖证等，特指钢琴考级通过级别证明，既成为家长为孩子尽力付出的证据，也成为孩子学有所成的证据，所以说证书对家长和孩子是最重要的，是他们追逐的对象。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家长们普遍持这样的观点：“给孩子报课外班是给孩子必要的付出，学琴是希望孩子有音乐修养、好形象，考级是希望有学琴经历的证明”。而“只要孩子将来不埋怨，钢琴学习不必太较真”道出了所有家长演员的心声，将表演性的学琴实践暴露得淋漓尽致。钢琴学习若较真，家长的好形象就没了。家长的表演，旨在“好家长”，严格要求也只是为了拿个证，证明“好家长”。

被访谈的家长这样陈述“带孩子学钢琴，就是让孩子知道我为她付出过了，别的孩子有机会学，我也给她机会了。只要孩子说是自己不想学了，不怪父母，我也就解脱了。级别虽不高，可带孩子学琴风餐露宿的辛苦有了证书做见证，足够了。我何尝不知道，家长逼过孩子去，就能学成。我不想逼过孩子去，我要女儿感激我，不要她恨我。老了靠谁？靠儿女。”

通过问卷调查获悉，孩子们普遍希望“在大家眼里是用功的”，同意“上课外班是一种用功”的好方式。上课外班成了孩子们为当“好孩子”做的重要努力，他们知道如何取悦家长，如何在父母面前保住“好孩子”。说自己“喜欢上课外班”，其实是为了双赢的效果，一方面可以维护在众人眼中“用功”的好形象，另一方面也能讨好大力报班的家长，让家长觉得他们“吸收”了自己的付出。孩子很会配合家长演戏。

二、教育内容观

从印象管理的目的出发，为节约表演成本，学的是可用于印象管理的强效内容：考级教材。考级教材是作为剧本的教材，既是戏中出现的剧本——戏中之戏，又是整部学琴大剧的剧本。它是一件“神奇”之物，从众多“乱七八糟”的戏本教材之中脱颖而出，被趋之若鹜，谁也离不了它，家长爱它，孩子学它，教师教它，并且在它的神力驱动之下，家长只爱它，孩子只学它，教师只教它，最终共同“节约”地完成了整部学琴大戏。

所有教材被家长分为两大类：考级书和非考级书。考级书被认为是直线，非考级书被认为是曲线，家长认为孩子要“少走弯路”，直接针对考级。最好连启蒙教材、辅助教材都省了。考级教材被奉为圣经，其他像车尔尼、巴赫、小奏鸣曲甚至乐理等基本功都被家长们视为“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果老师非想教给孩子，“必须说对考级有用”。拔高跳级是必要的，早日完成顶级直升顶级才是家长最期望的。

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家长既贪多又装不功利，假意说“不能只弹考级内容”要多学多练，并且他们的言行还影响了孩子，孩子也说“不能只弹考级内容”学会了将真实隐藏。但是真到考级内容与辅助内容二选一时，无论家长还是孩子，都显示了对考级的严重倾向性，并且孩子对考级的倾向性比家长更强烈，因为家长或许还会为取舍而纠结权衡利弊，孩子却为了偷懒早就清算了每一种偷懒要承担的后果，知道只有考级是动不得的，其他都可以宽容。如果孩子考级没通过大多数家长都会考虑给孩子换老师，老师就下岗了。所以钢琴教学内容只能越教越少，只剩可怜的考级内容。

三、教育方法观

“表演”性的学习过程。家长、孩子忙于表演实践，疏于学琴练琴；长于印象管理，失于育人立德。家长要营造“好人”形象，还要给孩子也营造“好人”形象，那谁是“恶人”？自然就落到了教师头上，教师自然而然地成了教育事故的负责人、教育失败的替罪羊。

孩子大都不爱练琴，问卷调查得知，很多家长都“陪练”过自己的孩子。然而家长的忙活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为孩子的操劳，为了“好家长”的印象。除了帮学替练，家长还要“慈祥”，为慈祥而包庇孩子不批评。大部分家长自己不批评孩子，更不愿意钢琴教师批评孩子，即使孩子不按老师要求完成作业，也必须“态度要足够委婉，要以鼓励为上”，因为家长眼里的钢琴老师留作业太多，而且钢琴不是文化课完成多少不要紧。没有爱批评学生的老师，要不是家长给老师的考级压力——必须通过，老师决不会因为学生不完成作业对学生“批评教育”。在众多钢琴学习问题当中，练琴问题是最为核心重要的问题，凡是学得好的，都是充分发挥孩子自主能力，让孩子自己练琴自己面对老师的。现在，家长为了自己的“好印象”，把本该由孩子完成的功课，抢去自己“邀功”；为了自己的“好形象”，包庇纵容孩子懒惰，并且还限制教师管理孩子，教师管孩子成了“好家长与坏老师”。家长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显示爱孩子，然而对于孩子的成长，批评与表扬同等重要。

从老师的访谈中获悉，为了向老师“砍价”，家长们还上演了“鳄鱼的眼泪”等丑陋表演。家长们通常开始都不说要考级，其实要么是“不到时候”，要么是让老师“自己琢磨”。假意特别崇拜、信任老师，说“前面老师都不好”，让老师“严格要求”孩子，其实一转眼就变了脸。孩子不服管，家长不愿管，教师不敢管。

家长的行为深深地影响着孩子，但更糟糕的是，孩子也学会了“表演”。假装特别尊敬老师、怕老师说“但是”批评自己，其实老师在他（她）们心中根本没地位。为了偷懒不学琴不练琴，装成体弱多病，比如常流血的鼻子、好不了的嗓子、爱“方便”的小孩。为了显示勤奋爱学习，课上装作认真听讲，不停地向老师发问，还不遗余力地搬弄是非，制造老师与家长之间的矛盾，甚至“每课一哭”，其实只是为了拖延时间。

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有言：“音乐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音乐家，而是培养人。”学钢琴就是学做人，其实孩子最该学会的，是承担，但遗憾的是，在表演哲学的笼罩下，音乐教育既没培养出音乐家，也没培养出人。而乱象横生的校外教育不过是金玉其外的学校教育的折射，中国教育现状中存在的一些德育问题实在堪忧。当被问到“如果孩子弄坏了琴行或是老师家的东西，您认为孩子是否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有极其稀少的家长选择“是，孩子应当承担责任”。

四、教师观

家长群体将表演哲学推广扩大至教师群体，用来解释教师的全部教育实践及社会互动。家长携同孩子表演了一幕幕学琴好戏，推己及人，换位思考，认为教师也一定在“印象管理”。简言之：家长眼中的教师们在“装”！在骗钱花！表面上教书育人，其实是打着教师幌子行骗。这就是家长们的教师观。教师是低贱的服务生。尽管孩子学琴需要老师，但是家长们对教师们一不信任，二不尊重。家长们不断质疑钢琴教师们的一切，“可疑”就像癌细胞似的疯狂繁殖，将污名加在教师头上，甚至教师的一切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学内容、教学策略都被视为骗钱花的把戏。

文化投入本身是表演性的，但投入又卷入了资本的运作，有资本就有资本控制与抗衡。家长出资购买了所谓的“教育服务”，因而在校外教育场域中拥有绝对权力。在此强权的控制下，钢琴教师尽管拥有文化资本，却在身份地位上不对等于家长，因而要受到家长的控制与规训，人格、权利上亦会受到贬抑与限制，成为被压迫者。调查研究发现，家长们要节约表演成本，既要遵循省钱原则，又要遵循省力原则，二省原则的实现，将压力推向为孩子上课的教师。认为学钢琴是贵的，于是就向教师“找便宜”，讨价还价。为了省力，就让老师多跑路上门服务。家长们为节约表演成本，不仅遵循二省原则，还变本加厉，要教师将“教育失败”的结果全部承担起来。家长们最在意考级，眼里的“教育失败”就是指孩子考级没通过。

社会钢琴教师不仅要受到来自家长的压迫，还要受孩子的压迫。孩子由于具备和家长的血缘联结，因而顺理成章地从家长那里继承了由金钱资本赋予的压迫权，与家长的压迫形成合力，共同作用于毫无反抗之力的社会钢琴教师，进而使之受到更深层的压迫，跌入被压迫的深渊。孩子眼中“钢琴教师是低贱的服务生”的蔑称定位，即是对此压迫的直接表达。面对钢琴教师因考级压力而不得已为之的、委婉的批评教育，孩子会“翻车”大闹，因为有“好家长”的保护，不服从钢琴教师的管理。家长的态度助长了孩子的霸道，孩子会骄横地说是教师的批评让他们失去了学琴的兴趣。当孩子说不喜欢学琴了，家长就首先问罪于教师，谴责教师，将一切罪责都强加于教师身上。从而使教师在承受来自家长压力的同时，还承受着来自孩子的压力。家长的表演得到了孩子的积极配合，孩子又将压迫推波助澜到新的高度。

五、中国社会音乐教育现象

第一次“合谋”是家长携“驯服”的孩子一起做的表演。第二次“合谋”是家长和孩子与“驯服”的老师一起做的表演。

“过去人攀比，父母会逼孩子实打实地练琴；现在是去逼老师，让孩子少练琴还能考过高级别。除非考级是假的，不然怎么可能呢？孩子要想成器，家长首先得公平公正，实事求是，不能偏向自己的孩子。从前老师教学生，该批评就批评！现在家长溺爱孩子太严重了！明明是孩子不对，偏要把错栽在教师头上，没有丝毫公道。”

“我们从事服务性工作的人不是下等人！我们也有尊严！既然有钱，能买得起我们的服务，既然已经得到了想要的服务，为什么还要将提供服务的人肆意加以贬损伤害？有钱就能这样做吗？”

“做老师真为难！做好老师更为难！什么人好活？骗子、动歪心思的。我必须改变，投其所好。人生如戏，不符合要求的演员就得滚蛋，忍耐才有和谐。大家一起现演！”

要想保住收入，就必须“驯服”。“表演”是驯服的表现方式。教师迫于生存压力，不得已才与家长、学生“合谋”，成为剧组演员，共同出演学琴大戏。恶性循环，最后演变成当下结果：中国社会音乐教育存在的乱象。家长、孩子、钢琴教师都是剧组演员，中国社会音乐教育场域乃至中国社会是舞台，家长扮演了劳苦为孩的好家长，孩子扮演了勤奋有才的好孩子，教师扮演了服务到位的好“小时工”，剧班成员如果不配合演出，就会被剧组“淘汰出局”。然而，无论怎样配合，所有人也都会认为教师是乱象的罪魁祸首，其实家长才是真正的乱象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