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对古代汉语教学重要性的例释

朱晓雪 （华侨大学文学院 362021）

出土文献对古代汉语教学重要性的例释

朱晓雪 （华侨大学文学院 362021）

古代文献在高校古代汉语课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古代汉语课程讲授的核心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出土材料的不断发现，在古代汉语教学中，要改变只注重传统文献而不注重出土文献的研究倾向，采用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利用出土文献来纠正和补充传世文献的新方法。

出土文献；古代汉语；教学；例释

任何学科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尤其是在现代，由于大量先秦、秦汉古文献出土，古代汉语教学不能再拘束于传统的教学方式，只讲授传世的文献，而是要采用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利用出土文献来纠正和补充传世文献的新方法。早在1925年，王国维就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1但此时的“地下之新材料”主要是指新发现甲骨文，基本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与传世文献的关系并非十分密切。

20世纪50年代以后，陆续发现先秦、秦汉的竹简材料，这些资料多可与传世文献比对，如《诗经》《论语》《周易》等古书。在这种情况下，古代汉语教学中的古文阅读，就不能忽略这些出土的资料。我们以王力的《古代汉语》2教材为对象，通过几个例子，来说明高校古代汉语教学中必须重视出土文献资料。

一、《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周代诗歌三百零五篇，内容分为风、雅、颂三类。

上海博物馆于1994年斥资购买的一批战国楚简，经过科学测试与比较分析，为战国晚期楚国贵族墓中的随葬品，这批楚简被命名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简称“上博简”）。

其中有一篇名为《孔子诗论》，记录了孔子对《诗经》中某些篇目的评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对《诗经》篇目的评论。评论的篇目中，《关雎》《卷耳》《木瓜》等见于今本《诗经》。孔子评论《关雎》：“《关雎》以色喻于礼 两矣，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 好，反入于礼，不亦能改乎。……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这与《毛诗序》所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大不相同。孔子还了评论《木瓜》：“《木瓜》有藏愿而未得达也。因《木瓜》之报以抒其怨者也。”评论《卷耳》：“《卷耳》不知人。”这些评论对《诗经》篇目的内涵、意旨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传世文献中的“国风”，在简文中写作“邦风”，可知传世文献是为避讳而将“邦”改成“国”。孔子评论的《河水》、《侓而》《可斯》等七篇则不见于今本《诗经》，可见传世本的《诗经》最初并非三百零五首，在传抄的过程中有亡佚。

二、《左传》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完整的历史著作，比较系统详细地记述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一些事件。

2008年7月清华校友赵伟国将从境外拍卖所得一批楚简捐赠给清华大学，经专家组鉴定，竹简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这批楚简被命名为“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下文简称“清华简”）。其中一篇名为《系年》，记载了从周初到战国前期楚悼王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内容多可与《左传》比对，亦可补充《左传》所记。

如秦晋围郑之事，《左传》僖公三十年记载：“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系年》亦有记载：“晋文公立七年，秦、晋围郑，郑降秦不降，晋人以不慭。”《左传》中的鲁僖公三十年正当《系年》中的晋文公七年。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记载：“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掌管郑国“北门之管”的人，亦即内应，而《史记•秦本纪》则记载为郑本国人，云：“郑人有卖郑于秦曰：‘我主其城门，郑可袭也。’”《系年》亦有记载：“秦人舍戍于郑，郑人属北门之管于秦之戍人，秦之戍人使人归告曰：‘我既得郑之门管已，来袭之。’”据《系年》所记为“秦之戍人”可知《史记》所记不确。

三、《论语》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汉代初年所传的《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之分，西汉末年张禹将《鲁论》和《齐论》择善而从，合而为一，称《张侯论》。

1973年在西汉中山王刘脩墓中出土了竹简本《论语》，文字虽不足今本的一半，但差异指出多达700多处，分章也与今本不同，如《乡党》“食不厌精”至“乡人饮酒”，今本分为二、三、五章的都有，而简本只是一章；“雷风烈必变”与“升车”今本分为二章，简本也是一章。特别是《尧曰》，今本为三章，而简本则为两章，今本的第三章在简本中用两个小圆点与上间隔，以两行小字连在下面，好像附加的一段。3

再来看孔子弟子端木赐，传世 文献记载端木赐字子贡，定州漢墓竹简本有“子赣”“子”“子贡”等不同写法。事实上，“”“贡”都应是“赣”的省略。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的熹平石经，宋代以来偶有残石出土，残石中所见端木赐之字也作“赣”。上博简中端木赐的字写作“子赣”。这些材料可以证明端木赐之字实应为“子赣”，而非“子贡”，“贡”为“赣”之省。古人的名和字常有同义的关系，《说文解字》：“赣，赐也。”“贡，献功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已指出：“端木赐字子赣，凡作子贡者，亦皆后人所改。”

四、《史记》

《史记》为汉代司马迁所著，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反映了汉以前三千年间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过程。

《史记•项羽本纪》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 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斗”是衍文，如清人李笠《史记订补》。 还有不少人认为“斗”是酒器名，将“斗卮酒”笼统地解释为“一大酒杯”。裘锡圭指出斗卮指容量为一斗的酒卮，人们大概认为容量大到一斗的酒杯是不可能有的。其实秦汉时的一斗相当于现在二升左右。马王堆一号墓179号简记载“髹画斗卮二”，经实测，容量为2100毫升。4

再如《史记•楚世家》记载：“熊咢九年卒，子熊仪立，是为若敖。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为蚡冒。蚡冒十三年，晋始乱，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

清华简中的一篇名为《楚居》，主要叙述从季连开始到楚悼王，共二十三位楚王的居处与迁徙。关于楚王世系，《楚居》的记载是熊咢之弟为若敖，若敖之子为蚡冒，蚡冒之子为宵敖，宵敖之弟为楚武王，与《史记》有较大差别。《楚居》为楚人自记楚人起源和世系，可信程度很高，可据以勘正《史记》。

除此之外，《周易》《仪礼》《孙子》等传世文献，均有出土的古抄本。出土文献时代较为明确，并且未经后人改动，在古汉语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在古代汉语课程中讲授古代文献，尤其是先秦、秦汉文献时，不重视有关的出土文献资料，那有可能会犯一些错误。因此，我们要改变只注重传统文献而不注重出土文献的研究倾向。

注释：

1.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12）2.

2.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97年3月.

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7）：2.

4.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6）：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