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徐渭花鸟画艺术风格对“似与不似”艺术思想的传承

赵端品 （兰州市安宁区文化馆 730070 ）

浅谈徐渭花鸟画艺术风格对“似与不似”艺术思想的传承

赵端品 （兰州市安宁区文化馆 730070 ）

晚明画家徐渭以独特的魅力影响着其后的中国画坛几百年，特别是他的水墨大写意花鸟画相对之前的绘画观念和技法，具有很强大颠覆性。其作品无不传达着其对“似与不似”艺术思想的强烈表现。蕴含着的笔墨观、抽象性、表现性以及整体性，用独具个性的艺术风格向观者诠释着他对“似与不似”艺术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似与不似；笔墨；表现；抽象；整体

中国历代画坛可谓明星璀璨，就在诸多璀璨明星中有一位永远的闪亮者，它就是明代水墨大写意花鸟画家——徐渭。徐渭（1521—1593）绍兴人，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天池，别号青藤道士、田水月等。早年丧父，中年丧兄。58岁真正抛开仕途四处游历，始著书立说，以鬻文卖画为生。最后以“几间东倒西歪房，一个南腔北调人”的境遇潦倒一生。徐渭坎坷多难的生活境遇与人生命运的不幸，却并没有影响他的艺术境界。作品从传统绘画中广泛吸去了大写意的艺术精神，结合自身的学养、才华和品格，创造了形式、笔墨、风格上前所未有的水墨大写意风格。诠释了中国画乃至中国艺术精神“似与不似”的至高追求。

一、“似与不似”的发展与传承

花鸟画的发展史大致经历由原始的“不似”、精细的“形似”再到高一级的“不似”，而高一级的“不似”即指“神似”。“形似与神似”的问题，在文人画正式成为绘画主流的魏晋和唐时，首先是以人物画为体现的。顾恺之最早提出“以形写神”论，明确阐述了“形”与“神”的辩证关系，指出真实准确的描绘对象的外貌特征是表现现实生活的前提。

顾恺之“以形写神”论直接影响着谢赫“六法”论中“气韵生动”的提出。谢赫绘画理论中说的“气韵”既“神气韵度”的简括语，实质也是顾恺之所说的“神”。气韵的原意即指：“人物的神气、精神、气质、风度和风韵等。所谓“气韵生动”，就是要求绘画生动地表现出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格调气度，而不在外在环境、事件、形状、姿态的如何铺张陈述。”

谢赫之后，王维精诗善画通音律，将诗与画结合起来，开创了中国画追求诗情画意的文人画风。到了北宋，有高度文学和思想修养的文人士大夫进如画坛，他们不满足一般地描绘客观世界，希望绘画作品也能像诗歌、词赋一样，把个人的情感表达出来。而且对准确地表现物象的绘画已经不满足，而是要在一定的形似基础上，用粗放、简练的笔墨，画出对象的形神，来表达意境。苏轼云：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为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氏雀写生，赵昌花传神。如何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至此，苏轼勾画了一种新的艺术样式，即诗、书、画的统一。在此诗中更是具体地说明了文人写意画的内容要写情寄意，以表达画家主观思想感情与理想追求。绘画中宣泄胸臆、寄情于画的观点，成为以后文人写意画最主要的主张。

元代赵孟頫正式提出“不求形似”的观点。但他是对唐代的作品而言，是指不要过分细致地刻画物象，而应有主客观兼具的“形神兼备”。倪瓒直接继承了赵孟頫“不求形似”观点并有所发展，倪瓒对形的追求比赵孟頫更简约、更概括、更有助于泼发精髓，有助于观者得意忘形。由此文人画成为画坛的主流。

二、徐渭作品中对“似与不似”的传承与体现

元代以后，笔法简练、酣畅淋漓、讲究意趣的文人写意画大盛。徐渭在元代写意绘画的基础上提出了：“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拔皆吾五指栽。”使文人写意画由“形神兼备”转向“意在象外”的大写意画发展阶段。

事实上，当徐渭在论诗“出于己之自得，而不窃于人之所尝言”时，他已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倡导内心自我体验精神的原始基地。徐渭非常强调绘声绘色的独特性。为了表现自己独特的艺术体验，不能只是对象的细致描绘，而是“只开天趣”。所以是意识的不求形似，笔下之竹便是“山人写竹略形似，只取叶底潇潇意”。

按照绘画史的发展规律，花鸟画会由追求客观的“似”向注重抒情的“不似”发展。徐渭就是处在转折时期的关键人物。在他的大写意花鸟画中，无不传达着对“似与不似”艺术思想的强烈表现。作品中蕴含着的笔墨观、抽象性、表现性以及整体性，用独具个性的艺术风格向观者诠释着他对“似与不似”艺术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1.笔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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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是由笔墨造形的，由造形向笔墨发展是中国绘画观念发展的重大转变，形要依靠笔墨表现。明清之际，从绘画的主流来看，描绘的内容落在笔墨本身，绘画手段成为绘画的目的。

徐渭十分注重用水、笔、墨与纸质的巧妙融合、变化以及笔与墨的结合，创作出顺其自然，而又得以控制的“泼墨法”。徐渭的“泼墨法”是前无古人的，他认为作画“大抵以墨汁淋漓，烟岚满纸，旷如无天，密如天地为上”，可知他不只重视笔与墨的结合，还追求水墨与纸张的融合变化。后人于“笔法”“墨法”之外，又提出了“水法”。而“水法”滥觞于徐渭。明代“生纸”得以大量运用，徐渭也极擅长生纸作画。良好的吸水性和一定的扩散引发的意外效果，便于即兴的发挥。生纸的运用能体现出气韵神采的笔墨效果，水墨的自然侵渗，可使作品形成层次丰富的墨韵变化，打破笔墨轮廓的僵化，物象显得更加生动活泼。增强了“似与不似”的形式美感，更有益于大写意的发挥。同时为避免水墨的过度渗化和形象的过分抽象，徐渭往往在水墨中加入少量的胶水，使水墨与纸面间有一定“隔性”，墨色借水的张力和生纸的吸水性自然流畅晕散，胶的粘性使墨痕边缘迅速凝固。遂使物象既简约传神，又不失形象之真，水墨既自然晕散，又恰如其分。

书法与绘画的自然联系，使文人画介入绘画之中。徐渭的草书有粗头乱服之形、风卷残云之气，可谓“唯见神采，不见字形”，他的绘画近乎奇迹般地把视觉形象转化为笔墨形式，融合了纸上书法的兴奋之情。行笔之间带动着墨气的生发，墨气的生发体现出笔的运动轨迹，他们互为依托。

2.表现性

王国维有言：“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表现性”是艺术之美的重要形式，刘纲纪先生《艺术哲学》中说：表现总是离不开情感，表现既是对情感的表现。因带有感情，故“表现”不单是指技巧而已，还有深刻的表意性思想内涵。

自元代文人画的确立，意境便是形与神、写实与诗意的融合统一。元之后以后者绝对压倒前者之势而直接表露。明中叶资产阶级的出现，社会产生了某种人文主义精神。强调自我的人文主义思潮更是影响着封建末世的绘画创作，所以文人画的情感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之前的封闭型转为表现自我的开放型，徐渭从根本上完成了这一变革。徐渭在元代写意绘画的基础上提出的“不求形似”使文人写意画理论和实践由“形神兼备”转向“意在象外”的大写意画发展阶段。

徐渭作品的表现性，不是只用单纯的“效果”，而还得用视觉器官的触觉感受画面才能把握的到。因而他的表现性作品也是有所表达的，在我们欣赏其作品时会对其作品的美做出更好的判断。他的作品是个人情感的表现，更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同样他作品的画面效果是激动的、唯美的、合乎规律的，而且显得是自然而然创作完成的，没有受到任何机械规律的限定与束缚。只是在表现的意图上，把心中不平之气通过诗文题跋表达出来。

“整体情境”是中国文化在中国画这一领域的延伸和结晶，是中国文化“中和之美”的体现。既有在笔墨上情绪的表吐，也有构图上全部的哲思。所以中国画的整体性追求的是一种对称、和谐、平衡之美，是一种精神力的文化关照。

徐渭的作品继承了这种中国画的“整体情境”，其作品使和谐有了形式感，整体有了明确感，精神有了寄托感，以实践诠释了整体性在中国画中的生命所在。他的大写意花鸟画挥发不仅体现在文化上，也体现在形式上。作品很好的把握了整体与局部的关联。就作品的局部而论，几乎辨认不清物象，呈现的可能只是墨色运动的轨迹。局部的点和线、或者面，只是呈现在画面最简单的形式。他的作品给人的感觉是一气呵成的，点线面的交汇，笔墨的干湿浓淡变化，共同构成了画面整体的形式美感。

4.抽象性

关于艺术的抽象，刘纲纪先生在《艺术哲学》中指出：“它是直接通过个别事物的具体特征来揭示事物的共同本质。”说明艺术中的抽象不仅是形象上的抽象，更是由内心生发的抽象。

徐渭笔下之物已远离原型，有明显的“变形”形式，我们姑且将他作品的“变形”形式看成其抽象性艺术思想的表现方式，他的作品中独特的物象“牡丹”最能说明抽象艺术的美学特质。作品《牡丹蕉石图》有着很强的抽象美体现，“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风格，为花鸟画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和最为充分的多种可能。”不单是作品本身技法的呈现，狂草书法使作品在形式上更加丰富了抽象性，独特的诗文内容，对作品的抽象美做了理论的诠释，丰富了作品的抽象性内涵。

徐渭令人窒息的满腔孤愤病狂在大写意花鸟画中找到了直接的表现通道，也是独特人生经验与精神世界的象征符号。作品的非理性表露，是对气势、神韵与灵魂的疯狂追求，亦是社会思潮的一个折射。徐渭作品的抽象性还正是依照强大的表现力才突破了自然形象的束缚，使绘画获得更大的抽象性，才使独立于自然物象之外的绘画语言有效地滋长和显示其艺术的力量。此外，其狂草书法的题跋也在形式上丰富着抽象的表现力。笔墨上的抽象性，以纵横肆意的笔墨将物象呈现于具有抽象意味的绘画语言中，丰富了水墨的表现力。这种表现在《杂花图卷》中描绘葡萄藤的一大段时，达到了高潮。但因画面物形暧昧不清，我们也可认为是紫藤。下垂的葡萄串（或是花）在藤与叶之间，以淡墨串起来，在枝叶与葡萄之上是大片纠缠的卷须……徐渭的作品是主观情绪化的，不完全参照物象的形和色，而是画家的主观情感的物化。因为创作的过程充满随意性、偶然性和无限可能性，所以作品往往是不可模仿和无可复制的。作品的抽象美主要以其“似与不似”的理论为依托。因为在徐渭笔下物象被人格化了，物象本质的虚幻的反映和抽象又表现为形象之物。

总之，徐渭作为传统文人画家的杰出代表，他不仅是表现形式的解构者，同时也是相对于现代文人画表现方法的阐释者。清人戴熙跋徐渭《杂画卷》：“笔势飘举矣，却善控驭；墨气淋漓矣，却不燥漏。至其才情之雄阔，意境之变化，又能一气鼓铸，而万有牢笼，真惋有造化者。”一语道中了徐渭水墨大写意花鸟画的艺术魅力。作品不仅传达着对“似与不似”艺术思想的传承，也表现在形式风格和绘画内涵的创新。徐渭的水墨大写意花鸟画相对之前的绘画观念和技法，是一次颠覆，是一场革命。

[1]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科出版社，2003：86.

[2]刘纲纪.《艺术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253.

赵端品，男，生于1987年11月，2010年毕业于河西学院美术学院，现就职于兰州市安宁区文化馆，助理馆员，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论文：《安宁区兰州太平歌保护现状及传承中的问题》发表于《甘肃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