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国产电影运动的文化特征

刘文婧 （中国艺术研究院 100000）

20世纪20年代国产电影运动的文化特征

刘文婧 （中国艺术研究院 100000）

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产电影运动的兴起,促使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阶段。1923年明星影片公司的影片《孤儿救祖记》上映后，在商业和艺术上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促成了20年代的“国产电影运动”，自此国产电影开始了在艺术上的探索。

国产电影运动；《孤儿救祖记》；创作群体；明星公司；艺术探索

中国电影自诞生以来在传统文化和外来电影的影响下不断的进行着各种尝试和探索。电影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发展的过程中被各种社会因素影响着。 20世纪20年代初，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社会经历着新旧民主主义的更替，中国电影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也进入了自觉探索时期。

在20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电影界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纷纷展现出了新的气象。新文化运动后，电影深深地响着市民的生活方式，成为了市民消费的主要途径，文化界看到了电影对市民的影响，纷纷加入电影创作的行列中来。因此在“国产电影运动”期间，无论是电影制片业、发行放映业和艺术创作上都有着前所未有的突破性探索。

一、电影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

《孤儿救祖记》在创作上的成功，使国产电影在观众心中的地位日渐增加，激发了电影人的热情，于是纷纷投入到了“国产电影运动”中去。

（一）制片业的兴盛

制片机构在“国产电影运动”期间逐年增加。“1925年前后，上海甚至每月均有新的影片公司宣称成立；据1927年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统计：至1926年底，全国共有4家美资公司在内的179家制片公司挂牌，而仅上海一地就有142家。”随着制片机构的增加，影片产量也前所未有的成倍增长。“1923年国产长故事片总计只有五部，而1924年增加到了16部，1925年和1926年则又分别激增到了51部和101部。”制片业呈现出了空前的繁荣景象，这也是“国产电影运动”最显著的特点。

（二）发行放映业

“电影作为一种影响社会生活的文化企业的性质，在中国首先从电影的发行和放映业中表现出来。”在电影发展中，制片业与发行放映业紧密相连，因此发行放映机构也处于增长阶段。在20年代的上海，娱乐场所十分繁荣，如茶馆、电影院、舞厅、咖啡馆等，电影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出现在中国，电影院固然是大众娱乐休闲的重要场所。至1926年年底，全国影院达156家，其中上海39家。除电影院外，电影报刊也在此期间以大篇幅来刊登与电影有关的信息，如《申报》开设的电影专栏“本埠增刊”中不但有新片的宣传广告还有电影人的电影评论。其他报刊也有如《新闻报》、《民国日报》、《国闻周报》等都涉及到了电影评论性文章。电影的专业性杂志据统计，1925年有20余种出版、1926年有13种出版。如《电影周报刊》、《影戏春秋》、《银幕周刊》、《明星特刊》等。

在电影教育方面。全国开办多所电影学校，学习专业的电影知识，如1924年汪熙昌、周剑云等人合办的“昌明电影函授学校”，其中《影戏概论》《编剧学》《导演学》等都为该学校授课教材，电影教育开始在中国发展起来。

二、艺术创作上的觉醒

在文化的商业化同时，更加促进了“国产电影运动”期间繁盛的创作景象。尽管“走向大众”是新兴文艺发轫之初的共同口号和愿望，但事实上文学、戏剧和美术等创作领域在接受面上仍然存在过于单一的局限，与此相比，电影创作当有其值得骄傲之处。

（一）各界知识分子的加入

“国产电影运动”期间，由于优秀国产影片的陆续上映，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的加入。这些知识分子包括大批的通俗文学家，他们大部分为长期受旧文化熏陶的鸳鸯蝴蝶派文人和文明戏艺人，如包天笑、朱瘦菊、程小青、周剑云、郑鹧鸪等。这些文学家加入电影界，一面继续写作礼拜六派小说，一面担任了各影片公司的编剧，或兼任电影宣传工作等。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多为接受西方教育的留学生或电影爱好者，如史东山、但杜宇、田汉、洪深、欧阳予倩等，正是由于这些有着不同艺术追求、不同文化思想的各界知识分子的加入，因此产生了具有不同特点的创作群体，使国产电影创作更加多样化。

陆弘石老师将此时的创作分为两大类型：热闹型和冷隽型，这两种银幕美学形态刚好概括了此时国产片的两大主流创作。人道主义精神可以作为当时电影创作最主流的思想，以张石川、郑正秋为代表的“热闹型”正是当时社会的主流创作，其主要以通俗社会片为主。郑正秋主张电影的社会教化作用，注重电影的民族性，在郑正秋《请为中国影戏留余地》一文中强调“凭着良心上的主张，加一点改良社会提高道德的力量在影片里。”以史东山、但杜宇为代表的“冷隽型”则与“热闹型”大不相同，这类影片的创作人员大部分受西方艺术的影响，他们的影片带有自己的个人化风格，并不走大众路线。如但杜宇更加注重影片的造型艺术，经常将“美”融入影片之中，注重视觉的表达，代表作品有《重返故乡》《弃儿》等。

（二）创作群体的形成

正是由于社会各界知识分子加入电影界，电影人的主体创造意识增强，出现了具有各自特点的创作群体，如“明星群体”“长城群体”“神舟群体”“大中华百合”“上海影戏公司”“天一群体”等。首先以张石川、郑正秋、包天笑、洪深为代表的明星公司以商业娱乐和社会教化并重的特点拍摄出了一系列通俗社会片，如《最后之良心》、《空谷兰》等。长城公司由李泽源、梅雪俦创办，其作品多为社会问题片，注重社会的话题性，拍摄了影片《弃妇》、《春闺梦里人》等。神州影片公司以陈醉云、李萍清为代表，拍摄出了注重情感表达的悲剧风格的影片《不堪回首》、《难为了妹妹》等。上海影戏公司则是以家庭为核心经营，所创作的影片更加唯美写意，如《重返故乡》等。其他还有“欧化”倾向明显的大众化百合公司和主张传统旧文化的天一公司等。

三、结语

好景不长，很快在1927年国产电影就正式转入了竞争激烈的商业化模式，由于民族资本薄弱，创作者也由艺术探索阶段各自求异的创作景象转变为趋向商业类型化的激烈竞争。武侠片、古装片的拍摄，再到神怪片的出现，虽然不乏有一些较高艺术价值的商业片，但在20年代末，大量粗制滥造的武侠神怪片导致了民族电影业的危机。

[1]程季华主编，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M].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2]李少白.《影史榷略：电影历史及理论续集》 [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3]陆弘石 .《中国电影史1905-1949》[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4]郦苏元，胡菊彬 .《中国无声电影史》[M].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

[5]高小健.《新兴电影：一次划时代的运动》[M].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

[6]陆弘石 .《无声的存在》[J].当代电影，1997（1）.

刘文婧，中国艺术研究院（2014级硕士），中国电影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