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李安飞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472200)
《左传》中的女性形象探微
李安飞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472200)
《左传》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伟大的叙事文学作品。众所周知,事件、人物、情节、场景是叙事文学作品的主要构成因素,而人物以及形象的刻画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左传》在记叙历史事件的同时描写了众多不同类型、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其中女性作为文学作品中不可缺少的特殊人物群体,在《左传》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的星空中犹如黑夜闪烁于遥远天际的群星耀人眼目。探索和分析《左传》中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女性的地位及其在历史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从中透析出一些文化意蕴。本文就对《左传》中的四类女性形象进行了分析。
《左传》;女性形象;勇于反抗;爱国意识
《左传》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它“文史皆长”,不仅记叙了250余年列国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重大活动,同时也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有叱咤风云的霸主、助纣为虐的奸臣、荒淫暴躁的昏君,也有捍卫国家尊严的爱国者,还有一些在男性光环衬托之下的女性形象。而没有女性的文学作品不是一部好的作品,女性永远是文学作品中不可缺少的组成。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左传》中的女性形象。
春秋时期,在那个特定的“礼崩乐坏”的大环境下,诸侯国的地位和实力呈上升趋势,成了历史的主角,于是各诸侯国采取了政治联姻的策略,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就决定了这些诸侯国君的妻妾也都是国君之女,她们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建言纳策。
作为上层贵族女性,她们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本身具有一定的才华,文化素养也比较高,又因为从小就处在宫廷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见惯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在耳渲目染下形成了敏锐的政治意识,这就使她们具有超过一般女子的见识和作为。在当时的大社会环境下,她们是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的,虽没有实权,却更能冷静、清醒地分析政治形式,并在国君的内外交过程中参与国家事务,提出建议。
《左传》塑造了大量贵族女性形象,她们大都有着比较清醒的头脑、敏锐的目光以及果断的行动。如楚武王夫人邓曼、陈大夫懿氏之妻、晋大夫叔向之母、伯宗之妻等,都具有高远的政治抱负和见解,足智多谋,具备许多男子都没有的远见卓识。卫定公夫人定姜,劝谏定公接纳大夫孙林父,表明她能够权衡利弊、趋利避害,具有大局意识,深谙为政之道,替孙林父确定占辞,又表明她懂得军事。孙林父得以重回卫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定姜之力的。她在政治上的见识和为人处事方式也得到了卿、大夫等男性的认同。
楚武王夫人邓曼也是典型代表。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准备亲自出征随国,斋戒后,告诉自己的夫人邓曼:“我有点心虚。”这时,邓曼说了确定自己历史地位的一段话:“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毋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她从物极必衰、物盈而荡的天道自然之理推断出楚武王拥有的福禄已尽,并预言此次出征,如果仅仅是武王卒于军中,而军队没有亏损就是国家的福气,国之万幸了。让人难以想象的是作为妻子怎么会在丈夫最低落的时候说出这样的恶毒诅咒呢?后来发现这是一句反话,目的是劝诫楚武王不要出征,不要再挑起战端,她要教给楚武王的是“止戈为武”的道理,并最终想让楚武王明白“天命”是不可违的。在楚国已经足够强大的时候,应该想到的并不是如何继续扩张,而是切实解决国内的民生和矛盾。不过这个事情的最后结果也正好印证了她的预言:武王卒于行军途中,多亏随行的令尹斗祁与莫敖屈重机警,秘不发丧,以楚王的名义进入随国并订立盟约,在返回楚国的时候,直到大部队渡过了汉水才公布了丧事。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位卓识远见而顺应时命的预言家的形象。
这类女性,她们足智多谋、聪慧,大多是以政治家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同时也是《左传》女性形象画廊中构筑出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不论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女性都有自己的追求,只是在各种原因和束缚之下,追求的力度和范围不同而已。这种追求的突出表现是追求自己的爱情和个人幸福。《左传》中也塑造了这样一群个性鲜明的普通女性形象。春秋时期,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下,女性不甘于当时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勇于追求自由与爱情,并不惜一切反抗当时的传统势力。
一是未婚女性在婚姻生活的选择上逐渐具有了自主性。如春秋时郑国大夫徐吾犯之妹非常美貌,有两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贵族去求婚,两方势力不相上下,徐吾犯觉得得罪不起难以取舍,于是将这件事情向执政大臣子产报告。子产也不愿意蹚这趟浑水,他给徐吾犯出了个主意:“你就让你妹妹自己挑一个吧。”徐吾犯后来就“使女择焉”,其妹最终实现自主抉择。从这里可以看出,女性在一定的情况下被赋予了自主选择权,初步实现了个性解放。
二是已婚妇女面对悲惨命时的抗争。声伯同父异母的妹妹就是一个抗争之女的代表。声伯起初将异姓妹妹嫁给了施孝叔,可由于晋鲁是盟国,晋国的将军郤犫向声伯求亲,声伯不敢得罪晋国,于是拆散了妹妹与施孝叔一家,将妹妹转嫁给了郤犫,而妹妹是极不情愿的,她求助于夫君施孝叔,施孝叔却给了她一个悲痛欲绝的答案:“我不能因此去死或逃亡。”她无奈只好远嫁晋国。后来郤氏被灭,晋人又将她和她与郤氏所生的两个儿子送还施孝叔,妻子失而复得,施孝叔本该高兴,孰料当他得知妻子还带来了郤犫的两个儿子时,竟惨无人道地将两个儿子丢进黄河活活淹死,声伯妹妹大怒说:“己不能庇其伉俪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杀之,将何以终?”于是她绝尘而去发誓终生不再嫁。声伯异母妹妹经历了无奈、顺从、委屈说理以至于后来强烈的怒责抗争,体现了其反抗个性的成熟过程,是一位具有反抗意识、追求人格独立的典型女性人物。
在春秋时期这个特定的环境下,诸侯国人们的宗国意识非常突出,女性也不例外。她们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政治联姻的实质,认识到在这种联姻中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并尽力借助自己特殊的身份保护宗国的利益。
最为典型的是许穆夫人。许穆夫人在少女时代就深为祖国的安危而担忧,思索着如何为保家卫国做出贡献。许穆夫人长得貌美多姿,许、齐两诸侯国都派使者前来求婚。她在考虑婚嫁之时将卫国的利益作为自己择偶的标准,想选择实力强大的齐国,舍弃国力微小而偏远的许国。可是父母之命难违,她最终还是嫁给了许国国君许穆公。公元前660年,卫国被亡,她想让许穆公帮忙收复国土,但许穆公怕引火烧身,不敢出兵。许穆夫人气恨交加,她毅然决定亲自快马加鞭赶赴漕邑。许国的大臣纷纷去拦阻她,指责她。许穆夫人坚信自己的决定是无可指责的,她决不反悔,并写下了千古名篇《载驰》,诗中除了许穆夫人对卫国亡国的焦急和悲痛心情外,还有就是对丈夫许穆公不予援手施救的一种愤怒,同时也表明了许穆夫人坚强的意志和归国的决心。许穆夫人也以其热爱祖国、敢于斗争、稳重自持、深谋远虑而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杰出的爱国女诗人。
《左传》中描写的这类爱国女性形象具有明显的民族感情色彩,她们虽已嫁到他国,但对自己的宗国仍然保持高度的关注,不忘自己的责任,尽自己的努力为自己的宗国提供利益。
很多事物自古就是良莠兼有,女人也不例外。有比较可爱的,就有自私自利的,有善良的,就有恶毒的,有忠实可靠的,也有荒淫无道的。《左传》中也有一些女性或自私自利、完全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或荒淫无道,或残忍、狠毒、利欲熏心、追名逐利,为了在政治纷争中得到权力,用尽各种手段。
郑武公的夫人武姜育有两子——庄公和共叔段,但是武姜因为难产的原因厌恶长子,宠爱幼子共叔段。后来长子继位,她为共叔段谋取了地势险要之城为封地。共叔段受封后,积极扩充势力,掌握郑国近半壁江山,武姜同意作为内应,与共叔段里应外合,阴谋发动叛乱,为叛军打开了城门,至死伤无数。后来庄公赶走了共叔段,将姜氏置于城颖,并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武姜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决定对人对事的看法,是极端自私的,并让兄弟失和,大动干戈,同根相煎,不顾江山社稷和百姓忧乐,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女人。
荒淫无道的淫妇典型当属夏姬。夏姬三次成为王后,先后七次嫁给别人为夫人,共有九个男人因为她而死,号称“杀三夫一君一子,亡一国两卿”。夏姬与陈灵公、孔宁、仪行父通奸,这三人都穿着她的内衣在朝堂之上嬉戏,饮酒作乐时还公然讨论夏姬之子征舒是何人之种,征舒终于不堪其辱,愤而弑灵公。此事却成为楚出兵的导火线,楚借讨逆之名灭陈而车裂夏征舒。夏姬成了祸国之女,因为她的淫荡而导致子死国灭的下场,同时也因为她,使她的女儿不能得到好的归宿,这可真是“淫而招乱,亡子亡国”。
《左传》里面有一类女性拥有强烈的权力欲与觊觎君位的野心,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在其实施不可告人目的的过程中,手段十分凶残与毒辣,有时为达目的,甚至是无所不用其极。这类形象的主要代表是晋国的骊姬。骊姬以美色获得晋献公专宠,阴险狡诈,献媚取怜,逐步博得晋献公信任,参与朝政,但骊姬仍不满足,使计离间挑拨晋献公与儿子申生、重耳、夷吾的感情,迫使申生自杀,重耳、夷吾逃亡,改立自己所生之子奚齐为太子,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骊姬之乱。《左传》中对骊姬的描写,为我们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一个阴险毒辣、玩弄诡计的毒妇形象。
此外,《左传》中还描写了许多其他女性人物,她们的刻画都生动活泼,各有特点,以各自不同的风貌、品质、情操,鲜活地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这些女性形象在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为后人研究先秦文学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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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飞(1981- ),女,河南省卢氏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现为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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