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中图文的名实关系及写实插图的历史贡献

时间：2024-05-04

罗凌霞　（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数字媒体设计系　200000）陈新年　（湖南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410000）

罗凌霞（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数字媒体设计系200000）
陈新年（湖南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410000）

摘要：中国古籍插图类型命名十分重要。用“写实插图”和“非写实插图”替代“理性插图”和“非理性插图”能更准确地指谓雕版插图的性质。这种命名还揭示了一种见解，即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传播不是一个单向过程，中国古籍写实插图在其中有着突出的贡献。

关键词：写实插图；印刷革命；中国古籍

中国古代雕版书籍常配有插图。不同的书坊和不同的时代，插图的制作风格也不同。有学者指出，在科技类的图书中插图与图书文字的内容结合紧密，可以称为“理性图像”，其他书籍则有一种图文分离的趋势，可以称为“非理性图像”。（沈克，2003）本文认为这样的称谓有一定的误导性。而将古籍中图文趋同的插图称为“写实插图”，图文分离的称为“非写实插图”更符合古籍插图的名实状况，而且也容易说明中国古籍插图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一、雕版插图的写实性

中国在汉唐之际产生了雕版印刷的纸质图书。前人对唐代佛经的研究表明中国古代雕版图书与图书插图几乎是同时产生的。随着印刷业的发展，时至明清时代，纸质图书成为中国的文明积淀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明清以来出版业发达，与之伴生的雕版插图大致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其中一类图书用插图对文字进行补充和说明，这类插图如实而客观地再现文字表达的内容，可以称之为写实插图。写实插图大多出现在科技类图书中。如《天工开物》《考工图记》《营造法式》等。此外写实插图也出现在植物类图书《本草纲目》《救荒本草》《菊谱》《竹谱》《荔枝谱》《兰谱》等中。这些写实插图与文字有极准确的对应关系，是实实在在对事物的仿真。

此外，在地学领域，还有一类雕版插图具有名实趋同的特点。这就是中国宋元以来地方志中的地图插图。这些地图虽然在准确程度上不及现代，但它们是地方志文字内容的真实反映。有些插图往往标出某地的道里四至、河流山川，并标明比邻府州县经界。这些地方志与早期地理书籍如《水经注》《山海经》《禹贡》中的部分插图都属写实插图。

用理性图像指谓这些写实插图并不恰当。汉唐以来书写纸张和书写工具的出现，推动着人们对周围的事物进行新的认识。在此前后有很多植物图谱出现，它们是人们依照事物的外部形态进行总结分类的结果。但是这种做法既不现代也谈不上理性，因为现代科学对动植物的分类是建立在细胞学基础之上的，不是建立在外观形似的基础上的。法国历史学家福柯在其《词与物》中，对人类知识形态的发展有过一种进化论的划分。他将文艺复兴以来知识认知形态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就有一种“相似性”认知形态。福柯看过中国某百科全书的插图，这些插图把外形相似而实则属于不同物种的两种东西归为一类，福柯对此哑然失笑。在福柯看来，外形相似的分类，不属于理性分类。（莫伟民，2012）理性在西方是指一种现代的思维方式，它和感性思维方式相对立。理性一词所包涵的意义十分丰富，容易引起误解。由于上述原因，本文认为将中国古籍科技类的插图称为理性插图并不十分妥当。“写实插图”的称谓或许更能反映出科技类、植物类、地理类书籍中图文关系的名实情况。

二、雕版书籍的图文分离。

就文艺类书籍的插图与文字的关系而论，出现一种名实分离的现象。所谓名实分离指的是图书插画虽然与书中文字相关，但具体插图并不是文字内容的写真。比如；明代吴还初的小说《天妃娘妈传》中有两幅武士骑马图，武士不是同一人，但两幅图几乎完全一样，只是武士手中的武器不同而已（李彦东，2003）。一些流行读物如《西厢记》《白蛇传》等，书中人物形象和衣着头饰，在不同版本中多有不同。图书插画与文字名实分离的情况不仅局限于人物，他如房舍、田地、山川、景物，也多有与文字乖违者。

把名实不符一类的插图称为非理性插图，也有差强人意之嫌。稍加分析，我们发现消遣性图书插图的名实分离其实是非常有理性的。明清以来纸质书籍价格下降，文艺类书籍成为城市居民的普通消遣品。此一时期，商品经济发达，坊间刻印图书的目的在于盈利。雕版插图的制作一般并不需要图书的作者参与，这样会增加成本。对于书坊来说，图像是否与文本紧密结合并不重要，要在能够吸引读者。明清时代，出版机构遍布大江南北，形成行业。雕刻工匠的基本行业技术之一就是雕刻人物花鸟图像。在实际操作中，插画制作的一般方法是根据文本的内容，从各种《画谱》中选取需要的图画摹写而成。这种绘画工艺至今在瓷器制作中还在普遍使用。明清两代，人物、花草、动植物皆有画谱。画谱首次出现时是写实的，画谱在刻坊里则成了复制的原稿。明清之际，消遣性图书的插图，虽然有与文字背离的倾向。但是背离中存在着商业理性。一些图书插图线条流畅，精美绝伦，目的是吸引读者。也有一些插图虽然雕工粗糙，目的却是为了缩短出版周期，降低成本，提高利润。这些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明清时代，都显得非常有理性。因此，本文认为与其称那些与文本分离的插图为非理性插图，熟若称其为非写实性插图。

三、古籍插图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以下主要分析一下写实插图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非写实插图的功用在于悦目，在此不做过多论述。很多人认为明清以来是西方的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改变了世界。这样的看法大大低估了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实际的情况是，几乎西方一切近代文明的发展都包含着中国人的贡献。而这其中，雕版写实插图曾以独特的形式参与了世界的文明建设。

先从西方18世纪的印刷革命说起。除了活字排版术，近来研究表明另外两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也是西方的印刷革命的主要助力。而这两个助力都与写实插画有关。首先要提到的是明清之际成书的《天工开物》，其中刊载了中国古代造纸方法的详细的写实插图。这些插图为艰涩的中国文字的西方解读提供了直观造纸操作工艺和程序。有资料表明，欧洲曾大力研究和模仿《天工开物》中的造纸技术。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在其《幻想的破灭》中提到，早在18世纪中期，欧洲的印刷技术专家的手头就有来自中国的造纸技术参考书，其中有纸张的“全部制造过程插图…，图画得很祥细。”（潘吉星，1992）有了廉价的纸张，西方的印刷革命才能成为可能。因而可以说，中国写实插图，直接参与了西方的印刷革命。

其次，不可否认西方工业革命后，在科技领域逐渐领先，一些西方科技著作传到中国。据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学术史》记载，明清之际翻译成中文的西方科技著作，已经有50多本，其中不乏带插图的著作。比如明代西洋人邓玉涵所著的《西洋奇器图说》，就是图文并茂的著作。但是细致的读者可以观察到，《西洋奇器图说》中的插图并不是西洋风格的插图。其插图是借助中国书坊的刻书工匠，利用中国传统的雕版刻印技术完成的写实插图。这个现象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即明清之际，西方的科学技术向中国传播的时候，中国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西方的现成科技成果。中国的写实插图直接帮助了西方科技东移的实现。

在近现代植物学领域，中国书籍的写实插图对世界植物学的发展也功不可没。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进步的突出的表现是细胞学的发展，这使植物学开始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感性的观察上。新的植物学体系的建立，需要世界范围的植物学标本。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开始向东方寻找新的植物标本，除了香料植物和染料植物引起他们的兴趣外，他们发现在中国从唐朝开始就形成了一系列药用植物图录。中国历代本草插图书籍，提供了详尽的东方植物信息。明初周王朱肃的《救荒本草》，明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能够成为西方植物学体系的图像资料来源。

另外一个值得写实插图骄傲的是，中国传统地理学对世界地理大发现的贡献。早在西方开始向东方探索新的地球边界之前，中国对所辖的区域已经绘制有详尽的地图。全国府州县保存着各地的插图本地理著作。当西方人利用手中的测量工具，具体在中国内陆进行地理堪测时，中国的插图本地方志为他们提供了可靠的地理资料。从明代万历年间王圻编撰的《三才图绘》一书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完整的世界地图了。有人说，这份世界地图是西洋人绘制的。但是我们的常识告诉我们，世界地图的出现，不是某个人的一日之功。它是中国已有地图和当时其他地区已有地图拼接而成的产物。因此，我们有理由断言中国古籍写实插图为世界地理大发现做出过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