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气中的沈阳

◎文／初国卿

豪气中的沈阳

◎文／初国卿

以大工业为特征的沈阳不仅城市规模大，南郊和北郊的浑河与蒲河几年间就变成了城市内河，而且大得有豪气，有想象力。比如马路的命名，皇姑区是以山河命名的，和平区是以经纬命名的。走在这个城市里，就像走在一个庞大的地球仪上，稍不留神就过了一条大河，上了一座名山，跨了几条经纬线。

在沈阳的中国工业博物馆里，我曾遇到一位姑娘。因为工作人员不许她上天车，她半是失望半是嗔怪地说：“都说沈阳人豪放，豪放什么，天车都不让上！”我问她为什么非要上天车？她说小时候看电影，最羡慕开天车的女工，很想体验一下。她来自上海，姓曾，曾国藩的后人。问她到沈阳最想看什么，回答是“故宫和沈阳大工业”。我问她看了有什么感觉，姑娘脱口说：“震撼！有豪气！”

沈阳有“豪气”，是上海姑娘的感受，也是世人的感受。在一本《品味中国30城》的书里，就是以“豪爽者有如沈阳”立题的。著名汉学家、德国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阿克曼先生是一位“沈阳通”。我曾问他对沈阳的印象，他说：“沈阳留给我最深的印象不是高楼，也不是高速公路，而是沈阳人的豪放性格。”由此可见，“豪气”已成为沈阳的城市气质。

沈阳的“一城豪气”是由天然的地理优势、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人文积淀所形成的。沈阳占据着东北平原最为有利的位置和环境，诚如《大清一统志》所描述：“盛京形势崇高，水土深厚。长白峙其东，医闾拱其西，沧溟鸭绿绕其前，混同黑水萦其后。山川环卫，原隰沃饶。洵所谓天地之奥区也。”它不仅孕育了辽河流域的早期文化，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

沈阳的历史，从7000年前新乐初民的制陶渔猎，祭舞雕鹏到2300年前秦开拓土立邑，始建候城；从汉魏玄菟，三迁于此到隋唐复土，王师东定；从辽金继起，沈州中兴到汗王建都，一朝发祥；从盛京立国，留都繁华到奉系霸业，汉卿易帜，这块土地上延续了5000年的文明和近400年的繁华，并成为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从新乐木雕鸟艺术开始，沈阳有夏商时期的青铜文化，有辽金时期的佛教文化，有明代的长城文化，有清代的陪都和流人文化，有民国“二张”时期全面振兴的聚合文化。这里不仅留下了金碧辉煌的皇宫皇陵，还留下了锡伯族的太平寺，留下了东北大学和奉系楼馆，留下了四平街和沈阳站。这里不仅接纳了作为流人的“中原名士”和“南国佳人”如函可、陈之遴、徐灿、陈梦雷、戴梓等，诞生了东北第一个文人组织“冰天诗社”，而且一座东北大学还吸引了几乎占当时中国半数以上的大师级学者蜂拥至沈阳。“三千化宇风云会，十二重楼烟雨中。”辽海诗人金朝觐《留都》中的这两句诗恰好地道出了当年沈阳文化的氤氲气象。

独特的地理和悠久的历史人文，造就了沈阳这个充满个性的城市和城市人格。这就是在“一城豪气”中所形成的广泛的开放行为并接纳心态、强烈的争先意识与求大心理、纯朴的侠义之举和血性情怀。

沈阳的开放与包容就像它当年的城市布局：皇宫如佛教之须弥山巅一样，居于外圆内方、八门八路、四塔四寺的沈阳城中心，整个城区构成独一无二，无限包容、无限放大的曼陀罗形，展示着一种简约挺阔的博大胸怀与朝气蓬勃的进取心态。直到今天，沈阳依然秉承着这样的开放与包容原则，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从未出台过一部地方保护法规。相反，却敞开胸怀，建大市场，搞大流通，迎接八方来客。

开放促进争先。早在“二张”时代，沈阳就创造了各个方面的领先优势。1931年沈阳人口70万，其中外国侨民3万，外国领事馆16家，在北京、上海、天津之后位列中国第四大城市。这里有3万员工的兵工厂，有300多架战机的机场，还拥有全国最好的炮兵与舰队。那时的沈阳是中国规划最优秀的城市，张氏父子曾聘请了大批外国设计师来设计沈阳。如今，当年的奉系老建筑已成为沈阳乃至中国一道独特的建筑风景线。新中国成立之初，沈阳曾创造了几百个全国第一：第一枚共和国国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第一台巨型变压器……仅一个沈阳重型机器厂就曾为装备中国贡献了70个第一。也正是因为这许多个第一，沈阳才赢得了共和国“装备部”和“工业长子”的美誉。

沈阳彩电塔

沈阳故宫

以大工业为特征的沈阳不仅城市规模大，南郊和北郊的浑河与蒲河几年间就变成了城市内河，而且大得有豪气，有想象力。比如马路的命名，皇姑区是以山河命名的，和平区是以经纬命名的。走在这个城市里，就像走在一个庞大的地球仪上，稍不留神就过了一条大河，上了一座名山，跨了几条经纬线。

豪气主导下的血性，让沈阳英雄辈出。武将如总督甘文焜，在战死之前竟缢妾刃子；文士如学者金毓黻，为救亡御侮可抽刀断指。惊世义举如少帅的“易帜”和“西安事变”，默默牺牲如改革之初同时下岗的十几万产业工人。记得中国日报网曾评选过“中国十大城市性情男人排行榜”，说到沈阳男人，评价是：“为人仗义的关外豪杰。”

然而在豪气主导下的沈阳，在城市文化形态、文化品格上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一个从军事要塞开始，由戍边的将士、讨生计的移民和流放的罪犯发展起来的城市，自然与十六七世纪世界范围内开始的志在开拓新家园的移民潮不同。这些人“长于弓马，拙于文事”，缺乏的是知识的修饰和商业的机谋，从而导致沈阳人文化品位的变异，这种变异所带来的结果则是建设的短期行为和管理的粗放模式，个体的冲动血性与群体的懒散懦性，对雅文化的冷落漠视和对俗文化的偏爱追捧。短期行为的结果是破坏性开发和重复建设，以致虽是历史文化名城，却出现“文物局院里文物楼遭破坏”的怪事和一路之隔出现两座“肇新窑业办公楼”的尴尬事。

《中国城市性格》一书曾细数了中国最具性格的20个城市，其中说到沈阳则是“最粗放的城市”。豪气、粗放之下，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可以使这座城市出英雄，出劳模，出改革家，出影视明星，但却从未出过大商人。沈阳人引以为豪的血性，说到底也是个体的，在缺乏大国民文化的城市里，许多应该血性之事一到群体中则立即显出懒态和懦性。因此，在沈阳历次的政权更替过程中都没有发生大的震荡，并且最具文化象征的文溯阁被束之高阁，文化精英的外流无疑造成了这个城市的文化荒凉，这是一个城市发展最为危险的信号。

一个城市的文化形态是这个城市凝缩的历史，也是这个城市群体性人格心态的物化。真正的“豪气”就如同真正的“豪杰”一样，豪爽里一定带着精明与精细。因为古代的“豪”与“毫”本来就是一字，就是一体。《庄子》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在中国哲学思想中，细微之秋毫末端，就是事物之最大境界。沈阳到了应该讲究点“毫气”，即做事力求精致化、专注度和长远性的时候了。那位赞美沈阳豪爽的德国人曾有过这样的建议：“希望沈阳的文化味儿更浓！”“希望沈阳留住更多的文化人！”这话虽不豪放，却意味深长。

本栏编辑／邹文静 邮箱／zouwenjing5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