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病，天知否——重读《山那面人家》

危卫红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海南文昌 571321）

人有病，天知否
——重读《山那面人家》

危卫红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海南文昌 571321）

现当代著名作家周立波同志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山那面人家》通过一户普通农家寒酸寡淡的婚礼，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农村经济的萧条和农民生活的困窘，发出的是作家对现实的声声沉重的叹息，丝毫不存在对现实的美化与粉饰。今天，对于“十七年”时期的作家作品我们应该少一点刻薄与苛求多一些同情和体贴。

《山那面人家》；曲折；叹息；体贴

《山那面人家》是现当代著名作家周立波同志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描写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湖南南部山乡人家的一场结婚典礼。关于这篇小说，一般指出其通过这一场婚礼描述了一派“歌声载道喜气盈门”的气象，歌颂合作化之后农村的“喜庆”新生活，即便说到作品“间接地表现了农业集体经济的濒临崩溃”，但依旧承认其是“在一派‘歌声载道喜气盈门’的气氛中奏出的一曲幸福自由的‘小夜曲’”。

笔者认为，《山那面人家》根本不是什么“幸福自由的‘小夜曲’”，它通过一户普通农家寒酸寡淡的婚礼，反映出农村经济的萧条和农民生活的困窘，发出的是作家对现实的声声沉重的叹息。

在其长篇小说《山乡巨变》的结末，作家周立波描写的也是相同时代相同地域甚至举行的具体时间也相似（《山乡巨变》中，常青农业社社长刘雨生和曾经的“弃妇”盛佳秀的婚礼是在“双枪”之后社里“欢庆”丰收之时，大概是夏末秋初。《山那面人家》中农业社保管员邹麦秋和卜翠莲的婚礼是在一个“初冬的月夜”）的一场山乡农家的婚礼。将“山那面人家”的这场婚礼与之进行一番对比分析，我们就可以读出这个短篇的别样的意味，进而更明晰地看到当时作家的内心情感世界。

第一，从婚礼程序看，《山乡巨变》中的婚礼程序是“三件事”：一是“请新郎新娘向国旗和毛主席肖像双双行个鞠躬礼”，第二是“向新郎和新娘献花”，第三是新郎新娘“亲嘴”！程序虽然简单，但是参加婚礼的人们个个开心时时快乐，整个婚礼欢呼不断笑声连连，是真正的热闹非凡喜气盈门！

而在《山那面人家》中的这一场婚礼，则完全是另一番滋味。“仪式开始了，主婚人就位，带领大家，向国旗和毛主席像行了一个礼，又念了县长的证书，略讲了几句，退到一边，和社长坐在一条高凳上。”至此，我们感觉不到丝毫“喜庆”的氛围，倒是觉得主婚人似乎卸下了一副沉重的担子！

接下来是所谓的来宾演说，第一个被邀请的是社长，但是，他“婉拒”了：“还是叫新娘子讲吧，我们结婚快二十年了，新婚是什么味儿，都忘记了，有什么说的？” 这里，这位社长，一点也没有“看着别人的幸福，增加自己的欢喜”的迹象。

接着，农业社里的兽医开始了他的“八股”演说，在他的“演说”进行当中，身为主婚人的乡长半途而退，社长认为是“讲空话”，办社干部讥之为“八股”，甚至使得主角之一的新郎感觉自己“坐冷板凳，听那牛郎中空口说白话”，半途“逃走”去看社里的红薯种子。

本来应该是“大家最感兴味的一宗”的新娘子讲话，“有人嫌不过瘾”——确实不过瘾！

送亲娘子只是说“我没学习，不会讲话”就胀红着脸坐下去了。

我们常说，“言为心声”，在这场婚礼上，人们要么无话可说，要么“语言无味”甚至“面目可憎”，这反映的正是人们单调苦闷寡淡无味的心境，而这样的心境恰恰是当时日益困窘的现实生活对人们的“馈赠”啊！

然后，有人提议让新郎讲话，可是新郎早已没有了踪影！于是“好几十个人点着火把，拧亮手电，分几路往山里，塅里，小溪边，水塘边，到处去寻找。”在“储藏红薯的地窖”里发现新郎。接着是把新郎送回去以后，参加婚礼的人——除了那群姑娘们——先后告辞各自回家。一场婚礼就这样结束了！

和《山乡巨变》中的婚礼程序比较起来，除了开始的向国旗和毛主席像行礼——这大概是当时类似婚礼上的“规定动作”——相似以外，简直就没有什么可比性！然而，我们难道不能从中窥测到作家的良苦用心么？

第二，从参加婚礼的客人及其心情看，《山乡巨变》中，“一群爱闹的，包括几位姑娘，几个后生子，还有亭面胡，陈先晋，李槐卿和谢庆元跟着李月辉离开戏场，往刘家走去。”人们是中途离开社里正在进行中的“欢庆”特意去“闹新娘房”的。接下来，作家描写了南方乡村夏末秋初的夜景：“露水下来了；夜凉如水，星斗满天；小小的南风把新割的稻草的芳香，才翻的田土的气息，吹进人的鼻子里。蝉娘子在树上鸣噪还夹杂着近边牛栏里牛嚼干草的声音。从戏场上，不断传来锣鼓声，拍手声和笑闹的噪音。”“一切景语皆情语”，这一派和谐景象折射出的是人们轻松愉悦的心境。李月辉一路上忆往事话当今好不舒畅！

《山那面人家》里，参加婚礼的包括“我们”“一群姑娘”，乡长，社长，社里的兽医和他的堂客。可是，乡长“他非常忙，对于婚礼，本不想参加，但是邹麦秋是社里的干部，又是邻居，他不好不来”“当了主婚人，他只得不走”，后来，当饶舌的兽医“把话锋转到了国内形势”时，他“小声地跟社长说道：‘我约了一个人谈话，要先走一步，你在这里主持一下子。’”而后“向邹家翁妈抱歉似的点点头，起身走了”——到底还是走了。

社长“他不得不来”，是因为新郎是他得力的助手，“他来道贺，也来帮忙，还有一个并不宣布的目的，就是要来监督他们的开销。”乡长中途“开溜”的时候，他也想走，只是因为“都走了不好”，他才“只得留下来”。

而且，每每喜欢描绘山乡美景的作家在本篇中居然极其“吝惜”他的笔墨：“踏着山边月映出来的树影，我们去参加山那面人家的婚礼。”与《山乡巨变》中那迷人的“山乡夜色”比较起来，简单得甚至有点儿干巴，然而，这不正暗示着人们心境的巨大差异吗？

还有仪式前的闲聊，乡长居然“单道旧式婚姻的痛苦”，偏偏就想起“哭嫁”的风俗，那“旧式婚姻不自由，女的哭来男的怨，哭得长江涨了水，愁得青山白了头”的歌谣与“婚礼”又是何等地不协调！可是，这种“不协调”只能是作家的有意为之啊！

第三，从新房陈设新人服饰与对来宾的款待看，两场婚礼都写到灯光。《山乡巨变》中是 “新娘房里一对红蜡烛正放着明亮的光辉，照耀着里外。”后来“盖白灯点起来了，照得堂屋亮通通。”而《山那面人家》中则是“大门上挂着一个小小的古旧的红灯。”后来“人们把一盏玻璃罩子煤油灯点起”，它的光是“昏黄的”。一明一暗的灯光，分明是一昂扬一沉郁的人们的心理的象征啊！

对新房的陈设，《山乡巨变》中没有用多少笔墨，但是“亭蜜面胡和谢庆元正在欣赏红缎子帐荫子上绣的凤凰和牡丹”一句让我们知道，这个新房绝对不会像《山那面人家》中的新房那样：“床是旧床，帐子也不新；一个绣花的红缎子帐荫子也半新不旧。全部铺盖，只有两只枕头是新的。”连窗前的红漆书桌也是旧的。“山那面人家”陈旧的摆设将农民贫困的光景一泄无余！

两场婚礼都写到了来宾给新人送花：《山乡巨变》中是“谢庆元抱起两把花：一捧夹竹桃，一捧鸡冠花，大步闯进来，把花塞给李月辉。”真是“把人家一院子的花都摘得来了。”而《山那面人家》中则是“我在山里摘了几枝茶子花，准备送给新贵人和新娘子。”这可怜兮兮的“几枝茶子花”和那红红火火的“一院子的花”比较起来，难道不能显出几分寂寥么？

《山乡巨变》中写到“刘雨生穿起了一件新青布褂子”，“新娘盛佳秀穿着一件花衣服，一条细蓝格子布裤子”，后来，“漆黑的巴巴头上的银簪子旁边添了一朵红绒花。”婚礼结束以后，新郎新娘设宴款待来宾：“一盅盅甜茶发散着橘饼的香气。”“那放了橘饼丁子的甜水一盅一盅敬遍满房的宾客。”八仙桌上是十一碗菜。

而《山那面人家》中对于新人的服饰则只字未提。至于来宾的款待，整个婚礼“连茶带饭，带红纸红烛，带一切花销”仅仅是五块钱，还是向社里支来的，就是想款待，也是万不可能的！

但是，一对新人是作品中唯一有姓名的人物：新郎叫邹麦秋新娘叫卜翠莲，我们知道，“麦秋”是麦子收获的时节，“翠莲”呈现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水乡的美景，作家特意给这场婚礼的主角取这样的两个名字，联系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形，我们应该从中体味出作家这位农民代言人的希望和向往！

作品中对参加婚礼的姑娘们的笑的描写同样蕴含着深长的意味。

作品中写姑娘们爱笑的原因时有这样一段话：“总之，青春，康健，无挂无碍的农业社里的生活，她们劳动过的肥美的翠青的田野，和男子同工同酬的满意工分，以及这迷离的月色，清淡的花香，朦胧的、或是确实的爱情的感觉，无一不是她们快活的源泉。”

有论者指出，“这里，明显地是在美化、粉饰现实，合作化后日渐贫困的农村在作家笔下简直成了天堂。”我认为，其实这里并非“明显地是在美化、粉饰现实”，并非表明作家“不敢正视严酷现实，盲目乐观”，我们完全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理解这段话：

首先，这是从姑娘们自身的角度来写的。因为，“笑”的是这些姑娘们自己。这些姑娘们还那么年轻，她们“早岁哪知世事艰”？而且，与十年前甚至几年前的女人比起来，如今“能顶半边天”的她们安得不快乐呢？所以，在她们的眼里，农业社里的生活是“无挂无碍的”，田野是“肥美的翠青的”工分因为“和男子同工同酬”是满意的，月色、花香还有青春健康和爱情一切都是美好的！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还有，女人本来就是容易快乐和满足的，爱笑是她们的天性，她们的笑，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多少理由，当代作家贾平凹就说过：“一句什么没盐没醋的话，也会惹得她们笑上半天。”（贾平凹《静虚村记》）

而且，作家周立波为了这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曾经蹲牢狱受苦刑历经了艰辛，他在写作的时候又怎么能够不对之倾注自己强烈的爱的情感！何况，作为一个文艺战士，是不能不“听将令”的。所以，长篇《山乡巨变》全方位地表现“合作化”这一当时时代的主旋律，它的基调必定是昂扬而明朗的。而创作短篇时，作家可以选择小的场景有相对的更多的自由去表现别样的情感。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山那面人家》更多地表现出的是对当时农村惨淡现实的声声叹息！但是，他依然希望给作品一点“亮色”，姑娘们的笑最主要的作用恐怕还在于此——有点儿像鲁迅先生笔下革命者坟上的那一圈花环。

此外，我们还不能不注意到新房陈设中作家突出的是“腆着胖大的肚子在哈哈大笑”的罗汉：“在这一切摆设里头最出色的是一堆细瓷半裸的罗汉。他们腆着胖大的肚子在哈哈大笑。”接着，作家连写两个问句：“他们为什么笑呢？既是和尚，应该早已看破红尘，相信色即是空了，为什么要来参加人家的婚礼，并且这样地欢喜呢？”——问得很有意味！有道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当时，世间有多少“难容之事”与多少“可笑之人”啊！然而，作家，他能够一一写出来吗？

还有，作品结尾“山边斜月映出来的树影”与开头“山边月映出来的树影”遥相呼应的同时，作家是不是也在暗示读者那一片时代的阴“影”呢？

发表之初，作品即遭到过颇为严苛的评价：“在《山那面人家》里，社长不同意兽医在婚礼上大谈国内外形势，有人说这是‘不关心政治’；社长称道新娘的两千工分是真正嫁妆，有人说这是‘金钱观点’；新娘讲话时说‘我快活极了，高兴极了’，有人说这是宣扬‘结婚就是幸福主义’；姑娘们来‘听壁脚’，有人说这是‘低级趣味’的‘庸俗观点’；新房全部铺盖，只有两个枕头是新的，有人说这是歪曲农民生活；用了五块钱社长还要监督，有人说这是污蔑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写月光花香树影，有人说这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称空口白话为‘八股’，有人说这是‘修正主义’。总之，‘主义一大堆，‘观点’满天飞’。”今天，半个世纪过去了，对于“十七年”时期的作家作品我们是不是应该少一点刻薄与苛求多一些同情和体贴呢？

[1]王竹良.周立波小说与湖湘文化[J].船山学刊，2007、3.

[2]河流.周立波农村题材短篇小说的思想艺术特色[J].湘潭师范学院社会科学学报，1988、2.

[3]魏宏瑞.周立波十七年（1949-1966）间短篇小说创作的发生学考察[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4]周立波.山乡巨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

[5]、何积全、肖沉冈编选.中国乡土小说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