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都市语境下的现代性——新感觉派小说研究

花玉兢 巨永生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畸形都市语境下的现代性
——新感觉派小说研究

花玉兢 巨永生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新感觉派小说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现代派小说，对中国现代小说创作及其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有着巨大的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对新感觉派小说的理解存在某种偏差。新感觉派小说产生于中国半殖民地的都市语境之中，在追求作品现代性的共同倾向背后隐藏着对现代性风格的不同追求。新感觉派小说虽然深受外国文学思潮的影响，但由于处在独特的本土都市文化语境之中，因而从文学技法和审美特性上都显示出了其独特的追求。这种对文学现代性的探索，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更值得深思。

新感觉派；现代性；差异

新感觉派小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现代派小说，是中国文学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积极探索，但因其自身的现代性特征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变化，其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意义未能被充分认识。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独具风格创作集体，新感觉派小说的创作有其独特的都市文化语境。在这种都市文化语境中形成的作品具有独特的现代风格，这种风格虽然在一段时期内因历史原因没有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得到继承流变，但在当下都市文化日益繁盛的背景下却产生了深远的回响。

一、畸变繁华中扭曲的现代

新感觉派小说形成于现代都市语境之中，其创作风格和表现对象都与现代都市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现代都市文化语境的分析直接关系到对新感觉派小说的理解。中国现代都市文化始终是一种畸变的繁盛，畸变的繁华中扭曲的现代尤以上海最为突出，而新感觉派小说便诞生在上海这种畸变的现代都市之中。“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现代都市文明，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产生的一种屈辱的繁华，它打破了宗法制乡村和古老市井的封闭性，带来了明显的开放性，但也是明显畸形的开放性。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前期活跃于上海文坛的‘现代’派小说家，是这种都市文化的产儿。他们以开放性的眼光谛视‘洋场’社会的风景、人心和情调，显示出一反东方古老文化传统的特异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和审美观念。他的新鲜感是无可否认的，但是这种引人注目的新鲜感在不同程度、有时是相当严重地带有倾斜感和扭曲感。”[1]

（一）现代都市语境的浮现

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始于19世纪末期，伴随着西方现代生产方式的扩张而不断深入。随着技术上的现代化，越来越多的现代事物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社会，并对传统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在这种强烈冲击的背后，是政治制度与思想意识上的滞后。这种政治制度与思想意识上的滞后与现代性的冲击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张力，中国城市的现代性就是在这种相互的张力中艰难地向前迈进。上海作为得现代社会风气之先者，社会制度已经逐渐向现代迈进，工业生产已经具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特征，进而产生了最早的都市生活方式。

“在上海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本质变革的同时，上海的文化心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近代上海社会普遍的市场化、商业化，随着西方先进印刷术的引入，市民阶层的崛起，大众文化消费需求的迅速升温，具有近代商品经济性质的文化市场因此应运而生了。”[2]在这种艰难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从物质环境来讲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现代都市，思想意识上逐渐培养出了具有现代都市意识的群体。无论是主观方面还是客观方面，都为极为现代的新感觉派小说提供了条件。所以，从整体的社会文化语境来看，新感觉派小说只能诞生于上海，也只有上海才能诞生这种极具现代特征的小说流派。因为中国城市的现代性最早出现在上海。

（二）畸形现代下的受众群体

在这种畸形的繁华中，产生了中国最早的都市文学接受群体。这种最早的都市文学受众群体产生于早期的市民当中，属于市民之中较为精英的阶层。首先，从经济状况来讲现代文学的早期受众经济上都比较富足；其次，受众群体大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再次，这种新兴的接受群体在意识形态上已经进入现代社会，对畸形都市语境中现代社会都有一定的认识和反思能力。只有同时具备以上条件的受众主体的出现，具有强烈现代性的新感觉派小说才有传播和接受的可能性。“早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城市（或都市）文学就在中国的现代性历史展开中留下了踪迹。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这些人创作的“新感觉”派小说，写的就是都市场景和都市生活。”[3]

作为中国迈向现代进程中最具代表的都市，上海恰恰可以满足这几个条件。作为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上海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精英，各种现代思想在这里碰撞激变。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知识精英，在思想上的开化程度远非全国其他各地可比。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为现代都市语境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建立在这种畸形繁华的物质基础之上的个体感受，在更高一层的文学领域需要充分表达出来。从这一层面上来讲，正是现代受众群体的形成在某些方面呼唤着具有强烈现代性文学的诞生。

在畸形繁华的现代都市语境中的个体，需要一种能充分表达自身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的文学。很明显，三十年代在上海大行其道的“革命文学”和国民政府倡导的民族主义文学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并不能满足这部分人的精神需求。自由主义文学也不能贴切反映现代都市语境中现代人的个体感受。老派的市民文学早已经出离了这部分具有现代意识的受众群体的视野。因此，“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情绪”[4]是具有强烈现代性的新感觉派小说出现的推动力之一。

（三）创作主体的现代性

伴随着这种现代都市语境的形成和接受群体的出现，相应的创作主体也在在这种环境下慢慢形成。一大批受过西方思想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在这种环境中迅速成长起来，这些新知识分子从意识形态上较为现代，从文学创作技巧上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熟练掌握了现代文学的创作技巧。从意识形态上来讲，这些知识分子没有明确的政治取向，追求一种个体自我的满足。体现到文学创作上，追求一种独立自主的文学观，和大多数“左翼”作家以及依附于当时政权下的民族主义作家相比，新感觉派的小说创作纯粹是一种产生于当时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个人文学偏好。“呐鸥一介风流，于三十年代“革命文学”当道之时，在上海建立了他独树一帜的文风；也只有上海结合通俗文化和商业化媒体的特殊环境，才能造就出刘呐鸥这样的新感觉派文人。”[5]

以刘呐鸥为例，其经历非常有代表性。刘呐鸥出生在日据的台湾，从小在日本长大，毕业于日本的庆应大学，后又到上海的震旦大学学习法语，曾翻译过日本新感觉派代表人物片冈铁兵的小说合集《色情文化》。由于这种特殊的经历，使得刘呐鸥的小说创作深受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在小说创作的技法上体现出了强烈的现代性。刘呐鸥在文学创作中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取向，仅仅只是追求一种独立自足的个体感官体验。既不同于具有政治取向的作家，也不同于正统文学史中所述的自由主义者。虽然在经历上穆时英和刘呐鸥稍有差异，但在文学创作上他们却有一种共通的现代主义价值取向。“刘呐鸥创作生命虽短，但他是最早认识上海的“都市现代性”的一个。”[6]“穆时英的小说具有现代都市旋流中的洋场意味。”[7]

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具有现代意识的创作主体已经逐渐成长起来，开始在文学方面表现出对现代性的强烈追求。尽管这种对现代性的追求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像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一样形成巨大的影响，但这毕竟是中国社会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在文学领域中的一次探索实践。

二 现代协奏中的翩然独舞

对于新感觉派所体现出的现代性，一般都将其归于现代小说的一支，认为其是一个统一的流派。如果仅从其表现出来的现代性来看，的确存在统一的倾向，但对其主要代表人物的作品进行分析，他们表现在具体的文学追求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果抛却他们创作中的现代性，毋宁说是一个小型的文学团体，而不是一个风格统一的文学流派。新感觉派的三位主要代表人物之间的个人关系与其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流派有着莫大的关系，他们三人因其良好的个人关系以及具有现代性的小说创作而被同归到新感觉派名下，但从具体的作品分析，这三人的创作风格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差异。

（一）现代的呼唤与传统的顺延

虽然在诸如上海这样的地方已经出现的现代都市生活的雏形，但对于中国的大多数地区来说仍处于传统的社会生活之中，传统社会生活在中国的势力仍然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在都市语境较为成熟的上海，无论是社会语境、创作主体还是受众主体，现代小说形成的条件已经充分具备。在此之外的广大地区，传统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即使是现代都市语境中的上海，作为当时的文化中心也存在着各种形态迥异的文学流派。这些形态各异的文学流派体现了一种现代性的呼唤，又无时无刻的不表现出一种传统性的顺延。甚至是在被称为现代派的新感觉派小说内部，也有明显的体现。

在新感觉派的三位主要代表人物中，施蛰存的创作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通常认为施蛰存的小说是以心理分析见长，当然这是不容置疑的公论，但在这种现代的心理分析创作技巧之后，隐隐地显出一种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意境之美。施蛰存的小说虽然使用了诸如心理分析、意识流等现代手法，但在语言的运用上仍保留了很多传统语汇，小说的基本叙事模式还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以时间为主线的线性叙事模式，大都采用一种叙事视觉，且较少变换。在施蛰存的代表作《梅雨之夕》中，充分体现了“精神分析小说”的特点，作为现代都市心理情爱小说的萌芽，它营造出了一种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意境之美。传统文学意境和现代创作技巧巧妙融合而不露痕迹，这个特点在施蛰存的其他小说如《上元灯》《春阳》中都有明显的体现。“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和融合了作家所具备的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的文学修养，具有怪而不乱、玄而不晦的艺术魅力。”[8]

对施蛰存而言，其心理分析小说是传统和现代的有机结合，在现代的呼唤中体现了一种传统的顺延，而在穆时英和刘呐鸥的创作中，传统已经完全被现代所取代。刘、穆二人的作品在这一点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用语和叙事模式，更强烈地体现出了一种现代语汇和叙事方式的特征，在叙事视角上具有多层次、多角度变换的特点。“他几乎不写中国传统文化在上海人心中的遗留，写不出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扑面而来的西洋文化的强烈反差，以及这种反差所造成的灵魂的分裂和痛苦。”[9]以穆时英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为例，所有的场景、语汇以及人物设置都突破传统形成了一种无中心叙事。

在对作品中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尤其是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他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在新感觉派小说中，女性形象异常丰富。刘、穆二人的作品中，女性形象以现代都市女性居多，且这些女性活动的场所大多都是公共交际场合。施蛰存小说中出现的女性，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一定的现代性，但从本质来看仍体现了传统小说中的女性特点，且作者给这些女性设置的活动场所大都在私人空间之中。由于对女性形象塑造方式上有所差异，所以他们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开掘程度也各有差异。“三十年代刘呐鸥所主导的新感觉派在上海崭露头角时，他们的作品多半由一名男性叙事者以色情的眼光来审视解放的女性。”“他以观察者的姿态白描女性，完全无法深入女性的内在世界。”[10]在这一点上穆时英和刘呐鸥基本上没有差别，但对施蛰存来说似乎不大恰当。施蛰存对女性的观察点和刘呐鸥有所差别，这种差别体现在施蛰存对女性的观察隐藏在其详尽的心理描写之中，而不是像刘、穆一样直接呈现于作品的白描之中。较多的心理分析使得施蛰存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在挖掘上比刘呐鸥和穆时英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具有深度，而刘、穆的直白式描写手法使其作品中女性形象给人更多的直观印象。

虽然他们三人一同归于新感觉派名下，但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还是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说明新感觉派是一个以其创作主体个人私交形成的创作团体，而非一个风格统一的文学流派。结合施蛰存的创作可以看出，新感觉派小说虽然具有很多现代性的特点，但在其创作实践中，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虽然这个特点在刘呐鸥和穆时英的创作中并不明显，但新感觉派小说中的现代性并非纯粹附庸世界文学发展中的现代性思潮，而是在中国已有的都市文化语境中，借鉴国外的现代创作技巧，在吸收消化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一场小说创作现代化实践，传统的顺延和现代的呼唤在这里达到了一种默契地共存。“与西方现代派根本相悖的是，中国现代派不是机械地模仿和移植西方现代派的文学程式，而是着眼于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沟通，创造出以中国现实生活为思想内核，以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技巧为表现手法的文学新样式。30年代现代派是中西文化相碰撞产生的文学火花，是西方现代派美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化在开放支点上的融会与贯通。”[11]所以，在新感觉派小说中体现出来的现代性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小说创作一种迈向现代的尝试。

（二）现代的拓荒者

虽然存在以上所述的诸多差异，但作为一个相互影响的文学团体，其内部仍存在一定的共通之处。这种共通之处就是这三人在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三人被归为一个流派名下。新感觉派小说体现出来的现代性，一方面体现在文学创作技巧的现代性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现代人生活语境中现代性思想感情的传达。

从文学创作技巧上来看，虽然在新感觉派小说出现之前，新文学运动已经对文学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诸多西方现代的文学创作技法已经不同程度的在文学实践活动中得到运用，但这些文学创作技法或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产生以前的创作方法，或是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未能融入本土的生活体验，而显得较为生硬。新感觉派小说植根于本土的文化生活体验，充分借鉴西方最新的现代主义思潮，以较为纯熟的现代主义表现手法传达了对本土现代生活的体验。在刘呐鸥的《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对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运用已经是相当的纯属，这种纯属是建立在对上海都市生活的深切感触之上的。“新感觉派最大的特色就是把绘画上的‘色’、音乐中的‘音’和人们理智上的‘美’三者同时交织在文字中，由生活到表现，由表现到感觉，从而使文字获得一种富于感觉性的立体感染力，令读者耳目一新。这种‘新’，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打破传统感觉囿于感觉客体的束缚而驱使感觉主体自由驰骋，使感觉结果相对感觉客体构成新生感；二是感觉主体摆脱既成的社会民族文化积淀而形成的习惯认识定势潜在的诱导，而保持其感觉的个性特征，使感觉结果相对传统的、公众的感觉经验构成背逆。”[12]

除了在创作技巧上表现出了强烈的现代性之外，作品也在思想感情上体现出了明显的现代性，即表现了现代都市中现代人的情思。尤其是在刘呐鸥的作品中，高速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无可名状的困惑，一种现代都市人的荒原感。“他感觉的‘都市’，是五光十色的，又是混沌不清、黑暗莫测的，是充满活力、生命四射的，也是冷漠、孤独，像月球一般荒凉无比的，这更接近现代物质文明下的都市本体。”[13]所有这些在穆时英的作品中也有体现，“穆时英的小说同样置身于都市的漩流，他对这种‘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不无诅咒，然而，在社会纷乱中他所感觉到的却是那些错杂纷乱的人生表象。焦躁、不宁、虚无、颓唐，都市病的诸多症状构成他的神经视膜上的焦点，构成难于排遣的愁云惨雾。”[14]如果说在小说创作的技法上在新感觉派之前曾有众多作家进行过探索，那么对现代人的思想情感的现代性传达，新感觉派小说则是有首创之功的。“新感觉派着眼于光怪陆离社会世态的整体扫描，着眼于变态的色欲关系所折射出来的都市人生的颓唐情调，以及失落的心态和混乱的价值观，以揭示现代人内心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紧张与焦虑状态。”[15]这种现代性的情感体验是在现代文学技巧之下的一种本土生活积淀，是中国社会现代性在文学中的一种体现。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新感觉派小说在小说创作技法和现代社会中个体情感体验的传达上具有某种一致性，但这种共通的现代性在其内部各个作家的具体创作中又各有风格上的差异，不可一概而论。

三、洗净铅华再回眸

由于历史原因，新感觉派在中国的文坛一闪而逝，并没有留下多少深远的回声。随着《现代》杂志的停刊，新感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鲜有上乘的作品。后来由于抗战的爆发以及穆时英和刘呐鸥的政治取向问题，新感觉派小说的创作基本上就此中断。虽然此后在上海出现了徐讦和无名氏这样颇具现代小说意味的创作，但其风格特征已经和新感觉派小说相去甚远。其后的几十年间，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活动控制的不断加强，新感觉派小说在中国文学现代化演进过程的历史地位逐渐缺失。“刻意说，新感觉派是中国现代都市文学开拓者中的重要一支。”[16]随着中国社会不断向现代迈进，新感觉派小说逐渐被重新挖掘和重新认识，其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也被重新评价。

（一）先天差异中的现代

虽然中国的新感觉派小说最早是受日本文学的影响，而日本新感觉小说又是来源于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潮。所以，中国的新感觉派也是西方现代思潮在文学创作中的一种体现，只不过这种思潮不是直接来源于西方，而是经日本文学之手转化而来的。在这一点上，新感觉派小说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思潮既具有一致性，又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差异。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是建立在西方社会整体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之中，所以西方现代主义体现出的是一种整体的社会和时代体验。从社会语境到文学中体现出的现代情思，两者之间具有一致性。在中国，以新感觉派为代表的现代文学思潮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形成强大的现代派洪流。从根本上来讲，虽然在上海这样最早向现代迈进的都市中具备了现代文学形成的条件，诸如现代城市语境、具有现代性的创作主体和接受群体、现代文学传播制度的形成等，但和西方整个社会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都向现代迈进相比，这种能为像新感觉派小说这样的现代小说提供生存环境的地区毕竟是少数。因此，新感觉派这样的现代文学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只是少数个体的经验体会，注定要淹没在滚滚文学大潮之中，而未能像在西方文学中一样形成一个风格多样的文学思潮。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新感觉派小说在文学现代性的挖掘上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深度上都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由于中国现代社会只是在局部地区畸形的发展，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展现，体现到文学中其表现深度自然有限。这种差距不是表现在文学技巧上，而是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对现代人思想感情的表达力度上。以刘呐鸥和穆时英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为例，他们在感官上都能给人留下非常强烈的印象刺激，但这种刺激更多的是其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的体现，而不是人物自身所表现出来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印象新奇，而深思不足，这是新感觉派小说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之间根本的差异。

（二）当下语境中逝去的“现代”

随着战争和革命的洪流，新感觉派小说很快淡出了主流文学视野，其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随着社会向现代化转型，在文学思潮日益多元化的今天，“都市文学”口号被重新提出，新感觉派小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所具有的开创之功逐渐被重新挖掘。

新感觉派小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不仅仅是小说技法上的现代性，而且对中国传统小说美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和传统的小说相比，新感觉派小说提供的是一种极具现代性的审美观，突破了传统小说的局限。“新感觉派小说却在30年代的上海文坛找到了自己的土壤，拿出了一批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品，形成了自己的流派和鲜明的现代主义特色，为现代文学增加了一种新的小说文体和美感，和‘五四’时期相比，新感觉派小说的美感程度明显增强了。”[17]和当时流行的革命小说相比，新感觉派小说更多的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来表现人性，在这一点上新感觉派小说的文学审美意味更为突出。新感觉派小说反映了半殖民社会中繁华畸形的美，但这种美是植根于本土社会语境，吸收外来文学创作技巧而形成的美，并不是外来观念的概念化移植。除了将外来形式和本土文化语境很好地融合之外，新感觉派小说对人性与人欲的突出表现是当时其他所有文学流派都有所不及的。虽然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大力倡导“人的文学”，但在创作实践中粗糙的概念化作品仍大行其道。“新感觉派小说关于人性的叙事，着力开掘人物的潜意识和深度心理，集中揭示人物精神状态的复杂性和分裂性，为新文学提供了别样的人学视觉。”[18]新感觉派小说秉承了现代文学思潮中对人性和人欲深入剖析的这一特点，这也是其作品在当下仍具有文学价值的关键之所在。此外，新感觉派将都市作为其审美对象，将都市生活纳入文学审美视野，“新感觉派小说的都市叙事为新文学开拓了新的审美领域。”[19]

和新感觉派小说所处的时代环境相比，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已经深入到诸多层面。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深入骨髓，采用各种各样现代创作手法创作出来的作品早已不能在创作技法上让读者感到新鲜，而其所传达出来的现代情思却仍是当年新感觉派小说对现代社会生活感悟的一种升华。

注释:

[1]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664.

[2]刘铁群.现代都市未成型时期的市民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116.

[3]陈晓明.都市文学：无法现身的“大他者”[A]. 杨宏海.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都市文学[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7.

[4]施蛰存.又关于本刊的诗[J].《现代》1933（4）.

[5]彭小妍.刘呐鸥一九二七年日记[J].读书，1998（10）.

[6]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101.

[7]孙中田.穆时英与中国新感觉派小说[J].东北师大学报，1998（3）.

[8]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676.

[9]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681.

[10]彭小妍.刘呐鸥一九二七年日记[J].《读书》1998（10）.

[11]刘曾杰，赵福生，杜运通，等.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233.

[12]刘曾杰，赵福生，杜运通，等.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210.

[13]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104.

[14]孙中田.穆时英与中国新感觉派小说[J].《东北师大学报》1998(3).

[15]邵伯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411

[16]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41.

[17]刘中树，许祖华，等.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04.

[18]刘中树，许祖华，等.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05.

[19]刘中树，许祖华，等.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05.

花玉兢：男，汉族，1975年2月生，河南淇县人，西北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

巨永生：男，1981年生，甘肃泾川人，单位泾川丰台教育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