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说辩体战争散文简论

邹文贵 （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 黑龙江佳木斯 154000）

先秦说辩体战争散文简论

邹文贵 （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 黑龙江佳木斯 154000）

先秦说辩体战争散文主要产生在战国时代，比较集中地汇集在《战国策》一书之中。其文体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说辩内容上崇谋尚智，关注利害。二是言语策略上，或耸人听闻，或平实切用。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是先秦说辩体战争散文所呈现出的文化精神。

说辩体；利害；权谋；耸人听闻；平实切理；文化精神

本文是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8e052《先秦战争文学研究》的系列论文之一。

一、说辩体散文的文体界说

作为文章体式，本文所谓的说辩体，既不是以阐发性、解释性为主的议论文，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别嫌疑，定犹豫，指陈是非之文”。晋代陆机在《文赋》中，曾将文体分为十类，其中“炜晔而谲诳”的说体，约略近之。但陆机议论说体，概要而述，言之未详，所以，在讨论说辩体战争散文之前，有必要对说辩体散文加以进一步的说明。首先，说辩体散文源于一种言说方式。先秦时期，臣子进言，谋士画策，巧说善譬，醒人心智，这是说辩体散文产生的行为基础。如果把这样的言说内容作专门的记录，凝成文字，也就产生了说辩体散文。其次，说辩体散文当然包括谋臣秀士一人主说的说辞，也包括主宾之间言辞往返、甚至辩难反诘的对白。同时，如果出于某种目的，以说辩为主体，前有说辩背景的约略交代，后有说辩效果的简要记载，那么，这样的文字也属于我们所说的说辩体散文。再次，先秦时期，虽然事关国政的说辩行为时时皆有，但是说辩行为演化成一种时代风气，一种特出的历史现象，则主要出现在战国时期。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载录李斯辞於荀卿之言，其中有云：“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刘向在《战国策叙录》中说：战国之时，“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篇中讲：“暨战国争雄，辨士云涌；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一方面是“辨士云涌”，“游者主事”，另一方面又有侧重记录此一时段“游者”言辞的书策——《战国策》，可以说战国时代是说辩体散文大盛的时代。因此，我们所讨论的先秦说辩体战争散文自然要以《战国策》的说辩文本为中心。

二、说辩体战争散文的文体特征

《战国策》中说辩体战争散文的文体特征主要有以下两点。

1.重利害、尚权谋

有关战国之世攻伐兼并、动荡不安的时代特点，文献之中多有载录《吕氏春秋•先己》篇云：“当今之世，巧谋并行，诈术递用，攻战不休。”司马迁《六国年表序》中讲：自三国分晋，田和灭齐，历史进入战国时段之后，各国“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也讲：孟子之所以所遇不合，是因为“天下方务於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因为攻伐兼并是战国时代的“主旋律”，所以在国与国之间复杂而又激烈的矛盾中，如何进攻退守，化解危机，如何趋利避害，运亡为存，也就成了策士进言说辩的一大主题。与此相关，说辩体战争散文也就水到渠成，应运而生，并且呈现出重利害、尚权谋的文体特征。

《孟子•告子章句下》曾经有这样一段记载：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以利说战或者以利止战当然不为孟子所认同，但是，这确是谋臣策士议兵议战的主流。在他们的说辩之词中，几乎没有丝毫的道义关切，讲究的是赤裸裸的利害取舍。择其大者，张仪的散纵为衡的说辞是为了秦国的利益；范雎的远交近攻策略是为了秦国的利益；苏秦的合纵游说当然有为身谋的动机，但更主要的还是顾及到了东方六国的利益关切。在“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时代里，一般权臣、策士的纵横捭阖固然如此，即使是“义不帝秦”的天下之士鲁仲连，他在安赵却秦的论辩中，也仍然是以帝秦之利害相关说。

在道义与利益之间，既然利益成为最主要的关切点，所以，说辩体战争战争散文中，权臣、策士的谋略也就很自然地表现在如何趋利避害上。大体而言，其趋利避害的谋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洞悉潜在的可能的矛盾因素，据此权衡，进而趋利避害。二是通过某种方式，强化或者改变现有的利害关涉，以此求利。关于前者，较有代表性的说辞是《齐策•齐欲伐魏》与《燕策•苏代止赵伐燕》。其中，淳于髡与苏代尽管取譬不同，但所思所谋如出一辙。淳于髡说：“今齐魏久相持，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后，有田父之功。”苏代说：“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以弊大众，臣恐强秦之为渔夫也。”关于后者，可以取《楚策•邯郸之难》为例。赵魏攻伐，是否出兵救赵，这是摆在楚国君臣面前的问题。昭奚恤的谋略是按兵不动，隔岸观火，待其两弊，从中获利。景舍的说法是：楚不出兵，赵有亡形，无以两弊。同时楚不救赵，赵必怨楚，又有可能赵魏联合，共谋楚国。可行的方案是“少出兵以为赵援”，这样一方面“赵恃楚劲，必与魏战”，另一方面“魏怒于赵之劲，而见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释赵”，两弊之势既成，又得“齐秦应楚”，楚国始能稳操胜券，得其所欲。此外，《赵策•齐破燕赵欲存之》中，乐毅的说辞也很典型。当时齐军攻破燕国，赵国想要救助。乐毅对赵王说：“不如请以河东易燕地于齐。赵有河北，齐有河东，齐赵必不争矣。是二国亲也。以河东之地强齐，以燕赵辅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齐。是因天下以破齐也。”通过易地、辅齐的方式，表面上是使齐国一国独大，实际上却因为此种状态打破了力量制衡的均势原则，使齐国成了天下各国的众矢之的。以退为进，以和为攻，借力打力，这就是乐毅的谋略。

由上述两例中景舍、乐毅的说辞，我们也能看到：因为战国之际，局势变幻，波诡云谲。各国恪守的原则是利益至上，利害优先，所以权臣、策士的战争谋略、军事谋略也往往因势据时，更多地带有机诈权变的特点。

2.耸人听闻与平实切用

战国之时，一方面各国之间受利益驱动，离合不定，攻战不已，另一方面游说权谋之士“扶急持倾”，纵横捭阖。大略而言，耸人听闻与平实切用是其骋词说辩之际两种基本的言语策略。

耸人听闻的说辩之辞往往意在鼓动，多出于苏秦、张仪之口。尽管苏秦为纵，张仪为衡，想要达成的军事同盟各有不同，但他们的说辩策略却有很大的相同点。那就是：雄辩滔滔，铺张扬厉。具体而言，就是重铺陈，重渲染，多夸饰，有气势。《战国策》中，苏秦、张仪有关合纵连横的说辞较多，这里，我们以二人游说韩王的说辞为例，略加说明。

《韩策•苏秦为楚合纵说韩王》中，苏秦从韩国的地势之险、兵甲之强、韩王之贤等方面鼓动韩王合纵。王贤地险暂且不论，且看兵强之说：韩“地方千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奚子、少府、时力、距来，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达胸，近者掩心。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合伯。邓师、宛冯、龙渊、大阿，皆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甲、盾、鞮、鍪、铁幕，革抉、簠芮，无不毕具。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跖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在这里，苏秦洋洋洒洒，铺陈渲染，如数家珍，抵掌而谈。经过这样的言语塑造，韩国俨然成为一个坚兵利甲，战力超常，无坚不摧的国家。

再看张仪的说辞。《韩策•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中，同样游说韩王，张仪意在连横，于是从韩国土地贫瘠、粮食短缺、兵力少弱等方面展开说辩。其论兵力少弱云：“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为除守徼亭障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贲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也。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者，不可称数也。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以异于堕千钧之重，集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引例之中，张仪以对比、夸饰之词，又把韩国甚至山东六国塑造成了一个无力攻取、不堪一击的国家。

平实切用的说辩之辞意在分辨利害，明示去取。《战国策》中此类说辞较多。它的特点是既无高深之论，更无迂远之谈，应时切用，理昭事明，是典型的“卑之无甚高论”。

《魏策》中有一则：魏王问张旄曰：“吾欲与秦攻韩，何如？”张旄对曰：“韩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从天下乎？”王曰：“韩且割而从天下。”张旄曰：“韩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张旄曰：“韩强秦乎？强魏乎？”王曰：“强秦。”张旄曰：“韩且割而从其所强，，与所不怨乎？且割而从其所不强，与其所怨乎？”王曰：“韩将割而从其所强，与其所不怨。”张旄曰：“攻韩之事，王自知矣。” 这里，张旄虽然没有直接说出联秦攻韩之弊，但前后八问，事理之显，已不待言。《齐策•秦伐魏》中，陈轸合纵六国，游说齐王，其说辞也是扣紧利害，以明去就的。陈轸讲道：山东六国彼此攻伐，“适足以强秦而自弱，非山东之上计。能危山东者强秦也。不忧强秦而递相罢弱，而两归其国于秦，此臣之所以为山东之患。天下为秦相割，秦曾不楚力；天下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东之愚也。”陈轸的说辞可谓精要简明。当然，为了把利弊讲得更加明透，权臣策士也经常取象设譬。两虎诤（争）人、画蛇添足、南辕北辙、唇亡齿寒、惊弓之鸟、鹬蚌相争等寓言之所以在权臣策士的唇吻中泉涌出现，其中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三、说辩体战争散文的文化精神

从前面谈到的文体特征可以看到，以《战国策》为中心的说辩体战争散文，其价值取向与文化精神无疑是鲜明的。权臣策士说辩之中的主要关切点是趋利避害，说辩之中，不仅不避机诈，有时甚至是处心积虑，刻意“谲诳”。说辩的策略也与此相应，耸人听闻也罢，平实切用也罢，均是服务于说辩者特定的功利动机。可以这样讲：说辩体战争散文的文化精神就在于它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与以《左传》为中心的史述体战争散文相比，其文化精神的新变是明显的。前者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贵族气质，一种礼乐精神。那么这种文化精神的新变究竟是由什么造成呢？究其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点。

首先，它与战国时期的兼并统一的天下大势有关。春秋时期固然也战事频仍，但毕竟有“存亡国，继绝世”的礼制约束。与春秋时段不同，战国时期，是一个尚武、尚力、尚谋的时代，战胜者奄有天下，战败者国灭祀绝。安危存亡，悬于兵战。这种情况下，权臣策士的说辩之辞自然会对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趋之若鹜。

其次，诚如顾炎武在《日知录•周末风俗》中所讲讲：“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受兼并情势的影响，战国时代是一个文化风尚巨变的时代，是贵族文化断裂的时代。在传统、价值、信仰出现真空的情况下，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必然作为一种文化选择，堂而皇之地粉墨登场。

再次，它与说辩体自身的特点有关。说辩体的产生主要源于应时济事的说辩行为。它与那些坐而论道的文体迥然有别，理论建构不是它的立言目的。它要“议卑而易行”，它要“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言当之”。以这样一种讲求实效的文体说“兵革救急”的战争之事，又怎能超越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

[1]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梁启雄《韩子浅解》中华书局1982

[3]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6]韩兆琦 《史记笺证》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5

邹文贵（1962——）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士。主要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