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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砖黛瓦的故乡

时间:2024-05-04

施昭明

我的故乡叫施村,位于桂中南的宾阳县。村前一条运河自西向东流,玉带一般镶在村前。村后是连绵的山。山是东西走向,与村前的运河互相平行。山随水走,水随山去,仿佛相约去远方。

全村分为上施、下施、施鹿三部分。上施位于村子南面,分为八个生产队,现在叫作生产小组。隔一条大路,下施位于村子北面,分为东头、西头、南头、北头、中间五部分。沿着上施和下施之间的大路西行,稍稍拉开一点距离就是施鹿。施鹿之所以名为施鹿,是因为地形酷似一头鹿。又因为位于村子西边,也有人称之为西施。鹿为动物至灵,西施为人中至美。施鹿也好,西施也罢,都是世间绝好的名字。

明朝正统年间,施氏祖先三人从山东青州府野鸭塘迁徙而来,在此建村,历经五百余年的休养生息,发展到今天1900多户,人口万余的规模,而且是清一色的施氏。因为依山傍水和历史悠久,村中有许多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尤其难得的是,村中至今留存着大片大片的明清古建筑。

施村以村大人多、屋舍豪阔而为方圆百里所闻知。置身其间,陌生人会如同置身于迷宫一般,因为巷深巷曲巷奇而难辨东西。即便是本村人,从上村走入下村,从东头走到西头,也常常觉得错综复杂,大费周章。其实,从大处去考量,尤其是从航拍俯瞰的角度就会发现,施村的整体布局甚是讲究,很有章法。

以下施为例。东头、西头、南头、北头、中间五头村,各头村均有自己的大门。这些大门根据各头村的出入路径分别朝向四面八方。大门进去是一条总巷子,笔直或者弯曲,或者笔直弯曲交替呈现。总巷子在往里伸展蔓延的过程中会往南或者往北,往东或者往西衍生出几条略小的支巷。支巷按照自己既定的方向继续往深里远里游动,往往还会派生出一些更小的巷。最终大巷连小巷,宽巷套窄巷,巷巷相连,巷巷相通,九曲而回环。以总巷子为干,其他巷子为支,整个结构就像树木分叉,像树叶脉络,像河流分支。

从各头村的大门看,从东头走到西头,或者从北头走到南头,距离的确都很远,要绕过半个村子走上老半天才能到达。但这五头村的巷子终端却是连在一起的。巷子交接处,毗连而居的人家,行政上分别属于各头村,听起来距离很远,日常生活中却是声气互通,鸡犬相闻。为了便于内部管理,中间只以半堵围墙,或者几株仙人掌相隔。围墙都不高,遇到紧急情况垫一张凳子即可翻越;或者是某一户人家在墙壁上预留一扇门,正对另一头村某一户人家的窄巷。遇到紧急情况将门打通,由门入巷,再由巷入门,穿堂而过,最后汇入另一头村贯通千家万户的总巷,就像鱼抢行在危机四伏的浅窄处,几个疾驰转跃,终于游入鸟喙网罾够不着的深渊。所以,村子内部实际上是隔而未隔,互相连通。这种布局就像五个人面朝四方、背靠背站立着,平时便于人畜的出入分流,便于内部划片管理,战时则自成阵法,是一种十分有效的防御。而在村子的外围,这“五个人”的四周,则是一口紧接一口的鱼塘,一道水的屏障。鱼塘基上还筑着一人多高的围墙。整个下施村就像一个巨大的城堡,内部巷道交错,结构繁复,外部则完全闭合,滴水不漏,毫无破绽。

上施和施鹿的内部结构亦是如此。这是模仿或者沿袭了古代城池的防御格局,朝向各个方向的村大门即是城门,村子外围的鱼塘即是护城河。相同的文化基因决定了古代建筑上的这种不谋而合,城乡一体。将目光从街巷的深处退出来,从更高的角度看,又会发现,上施、下施、施鹿三部分呈“品”字结构,如鼎之三足。三足立,鼎则四平八稳。这是古代排兵布阵最常见的阵法。高空俯瞰,这种格局就看得十分明了,清清楚楚。

作为村民出入的咽喉,全村共有19个总大门。大门的名字也是五花八门,各具特色,如紫气门、东来门、长庚门、中枢门、进士门、太平门、东升门等等。总大门的特点是门楼高大,上有阁楼,阁楼上有炮孔或枪眼。炮孔有平常的窗口那么大,四四方方,不明就里的人会以为那是窗口——说是窗口那也没错,对世界怀揣一份美好和良善是对的。大门既是村民生活生产的绿色通道,亦是防匪防盗的关卡。太平日子,只要关上大门,便可夜不闭户。遭逢乱世,只要在阁楼上架一二杆枪炮,便可保一方平安。每個大门都有传递警报的信号。信号以鼓声为号,声急,则情急;情急,则声急。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居住格局和这么坚固的大门,宾阳施氏才能在数百年的风云变幻中安居乐业,生生不息。清末民初,社会动荡,匪盗猖獗,当地银行看重施村有厚实坚固的大门,有坚墙深院,还曾经租借村中一栋民居作为银库,每天下班后将库银押解到此存放,第二天早上复押解到街市集镇上的营业所办理业务。

还有一些大门,虽不在总大门之列,却同样门锁一巷,容纳着数户、十数户人家近百口人。一门之内,众生芸芸,烟火兴盛。

在别的村庄厅堂大门即是门中老大,在施村却只能算三重门。厅堂的格局通常是大门进去一个前厅,隔一个天井,是正厅。正厅正对门口的墙壁靠墙横摆着半人高的长条形香案,香案上方墙上有神龛,龛上有“天地君亲师”位。案上摆着三只海碗大小的香钵。钵里盛些米,日常祭拜祖先点燃的香和蜡烛就插在米上。香和蜡烛的灰烬落下来,覆在米上,天长日久,彼此就板结在一起。所以,换香灰就成了各家厅堂的一项常规性工作。将落满香钵并且板结在一起的灰烬和陈米倒掉,换上新米,意蕴推陈出新,日新月异。香灰换得勤,就说明人丁兴旺,后辈孝悌。长条案前方还有八仙供桌,用以摆放祭祀用的三牲和酒水。长条案和八仙桌均是木质坚沉、颜色厚重古旧的物件,一看就知是出自手艺精湛的永淳匠。左右两面墙壁山墙上居中横跨一根粗大的横梁。这根横梁很是有些玄乎。老人仙游,灵柩停放于正厅,切不可置于梁下,否则逝者在西行路上会负重而行,跌跌撞撞。这当然只是阳上人的臆想,真伪无从考证。正厅是整座建筑的核心,所有的生老病死,聚散仪式都在此举行,自有一种幽深、空旷、肃穆和神秘的气氛。燕子能准确感知这种独特的气氛,它有入室筑巢于壁上的习性,故又名“家燕”。燕子筑巢只选择正厅,而绝对不会选择正厅之外的其他房屋。若巢筑于横梁外侧,则说明该户人家家道兴盛,子孙中有人“在外”(领国家俸禄),若巢筑横梁内侧,则说明该户人家家道未振,子孙囿于家门之内,俱是种田郎。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匪夷所思,却十分灵验,十中八九。

紧挨在厅堂两侧还有厢房。厢房是对称的,前厅左右各一间,斗室式;天井左右各一间,因为出入方便,又靠近天井,通常用作厨房;正厅左右还各有一间,既深且宽,叫“大房”,唯长者和长房能住。一座厅堂通常包含一个大门、一个天井、左右厢房和上下两厅6—10间房子。房屋的宽窄分配与人伦的长幼尊卑一一对应。据不完全统计,最多时全村共有厅堂300座;大门和天井各400个(大门包括村大门、二重门和厅堂大门);巷子80多条,总长接近10000米;房屋(含厅堂和独立于厅堂之外的住房)9000多间。至于建造这么一个庞大的村落究竟用了多少块青砖、多少片古瓦,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厅堂也有一反两进式的格局。“进士门”内的厅堂就是四进式。四座厅堂连缀而上,一座比一座高,仿佛依山而建,非极目不能穷尽。厅堂两侧不独有厢房,还有包廊。厢房和包廊也是曲里拐弯,左右洞通,人不知其所往。如此逶迤磅礴的奇构,在村中卓尔不群,独一无二。

村中所有房屋均以厅堂为基本单元,一座厅堂就代表一个血缘分支,包含一个或多个家庭。所谓“堂叔堂伯”“堂兄堂弟”即是指共一座厅堂的叔伯兄弟。有的人家人丁兴旺,一座厅堂衍生出数个家庭,同辈兄弟顺着排行,从老大、老二一直排到三十,甚至四十。厅堂祖屋住不下那么多人,排行靠后或者辈分较小的就得举家搬出去另建宅子。有的人家人丁单薄,世代单传,一座厅堂只有一个家庭。也有的人家一代一代传着,到了某一代人,突然就没有了子嗣,仿佛河水断流,树木枯槁,厅堂就渐渐冷清下来,案上烟火熄散,地上青苔暗度,而梁上翩飞的燕子也另拣旺宅飞去。

大片大片的明清建筑,9000多间房子,用的都是清一色的青砖。所有的巷子,所有的大门,所有的房间,都是青砖建造。墙面是青砖,巷道是青砖,天井是青砖,围墙是青砖,甚至下水道也都是青磚构筑,而且所用青砖砖质优良,多是上好的“绿豆青”。

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是:如此规模宏大的明清建筑起建于何时?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问村中辈分最高、年岁最长的那一拨人,竟然也说不清楚这些古宅是祖上何人何时所建,他们从生下来就住在那里了。后来,有人在族谱中细细推敲查找,发现村中第十一世的人口分支与现存古宅的布局十分对等。由此可以推断,村中古宅大部分建于第十世至第十一世,时间当在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

另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是:那么多的青砖古瓦又从何而来?

望望天空,天空蔚蓝。天上没有答案。看看脚下,脚下是古砖铺设的巷道。地上也没有答案。目光数着脚下一块一块的青砖从巷子深处往外走,到了巷口,就落到了村边的鱼塘里。那些鱼塘,大小不一,长短有别,形状各异,一口接着一口紧挨在村边,叫得出名字的竟然就有上百口。紧接着蹦出来的一个问题是:那么多鱼塘挖于什么时候?问村中辈分最高、年岁最长的那一拨人,竟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们从记事起鱼塘就已经存在了。鱼塘的出现,本意何在?出于风水的考虑?出于防匪防盗的需要?出于丰富菜肴的想法?也许是三者兼而有之吧。那么,挖塘挖出来的泥呢,搬去哪里,用作什么了?后来,终于有人脑洞大开,作出一种大胆推测:鱼塘的出现首先是建房子的需要。人们就近挖土打砖制瓦,结果将村子周边的平地都挖空了,雨水积攒起来,挖空的地方就成了塘。一口连着一口的水塘改变了村中风水,优化了居住环境,在朝代变换的混乱中又起到防匪防盗的作用。塘中活鱼,水塘变鱼塘,丰润了村民的菜盘和餐桌。如此说来,鱼塘的出现真是一举多得,百利相随。原来,一个家族、一个村庄的萌芽、发展、成长竟是如此因果相随,环环相扣,步步为营。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那会儿,建筑业处于休眠状态。即便如此,每个生产队还都有一座砖瓦窑,而且一年四季都在不停地生产砖瓦,用以建筑为数不多的公家屋,兼以维修民居旧宅。可以想见,如果挖塘打砖制瓦的设想成立,当初村子大兴土木的时候,该有多少砖瓦窑要夜以继日地高速运作才能够满足建筑的需要。由此推断,打砖制瓦的手艺在当时村中甚为普遍。与此相衔接,一支或数支庞大的建筑队伍在活跃着。当时,永淳工匠以其精湛的建筑手艺名动四方。永淳原是桂中地区的一个县,辖现今横州市一带以及宾阳县东南一带,1952年调整行政区划时该县撤销。永淳工匠主要分布在原永淳县,分为砖瓦匠、石匠、木匠三种。砖瓦匠专事房屋的设计和建筑,石匠负责门槛、天井边缘、廊柱底座等石材的供应和安装,木匠负责木头雕刻、屏风镂篆、牌匾和家具制作。从施村古宅无处不在的清水墙、石墩、石狗、石门槛以及造型精美的木椽头可以想见,当时当世,永淳三大匠家是何等兴盛!而施村工匠就是永淳工匠的一支劲旅。进入清末以后,这支劲旅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民居换代和城镇化高速发展,其中的砖瓦匠才重出江湖,再度兴起。这是后话。

无数的青砖古瓦砌出了数百幢大宅9000多间房子,砌出了一个迷宫般的世界。走入村中,穿过那些长长窄窄的小巷,你甚至会感到通体透凉,时光倒转,一如行走在远古的汉唐,看看自己的穿戴,方知年月;望望头顶细长的天空,始辨晨昏。

出了窄巷,巷子变得宽阔起来。体形健硕的石狗卧伏在大门外,卧伏在巷子边,静静地看着日出月上,看着世事变迁。巷子里、大门旁随处可见被坐得溜光发亮的石墩和石凳,而这些石墩和石凳往往也是青色的。几百年来,人们就坐在那上面乘凉、歇息、聊天,上演着一幕又一幕大同小异的生活长短剧、悲喜剧。溽热的三伏天,小孩子满头满身痱子和毒疮,夜里不能安睡。天麻麻亮,大人就将他抱到巷边的青石板上躺着。小孩子吮吸着手指,睁着眼睛,不哭不闹,他感受到了青石板的光滑与冰凉,知道青石板正以丝丝凉意为他驱散体内的火气。

早晨,有人在天井里“霍霍”地磨着草刀,那是要上山割草;有人在巷子里忙着喝粥;有人在火灶间大声呼喝孩子。鱼塘埠里,密匝匝排满了人,或搓,或擦,或捣,一色的妇女浣衣忙。人们忙着出门,忙着下地,每一天的早晨都那么忙碌,而且带一点点的潦草,粗听杂乱,细品有章。

傍晚,收了工,累了一天的男人会懈怠地坐在石墩上吸一支自卷的喇叭烟。已经烧好晚饭满脸通红的小孩子则从厨房里提了一篮青菜出来,放在石墩上细心地择拣。刚将水缸挑满水,又到菜地摘了猪菜回来的主妇,高挽着裤管,将一摞稻草踩在脚掌下,忙着编草绳,以备农闲时节上山割草砍柴之用。

晚些时候,大人小孩都端了饭碗出来,或坐或蹲,边吃边聊。小孩子将自己分到的那一块鱼肉盛在小碟子里(那时生活困难,孩子多,每个家庭都会用小碟子将菜分给各个孩子)也端了出来,小心翼翼放在石墩上。

再晚些时候,夜来了,除了男人堆里明明灭灭的烟头,别的什么都看不见了,声音飘忽在黑暗里,村头巷尾到处是人,阿婆讲古,小孩唱歌,主妇们在黑暗里掩着怀,摇着蒲扇,聊的是家长里短、地里庄稼,洗衣埠上坐着赤膊的男人,他们嗡嗡的说话声要一直持续到下半夜凉意浸透皮肤才会消失。每一个院落,每一条巷子,不论白天黑夜,都是人气爆棚。

如此浓烈的烟火气息,如此诗意的风情,除了我青砖黛瓦的故乡,何处复有?

面积如此广大的古建筑群是该从细处认真审视一番的。

偌大的村子,几乎所有的墙壁都是清水墙。一块块长方形的青砖,像是用笔精心描绘出来粘贴到墙上去的,历经数百年岁月依然清晰悦目。砖缝间的浆口,收水后曾用铁枝压实,磨成光滑的凹槽,笔直地镶嵌在厚实的墙体中,仿佛洁白的细线,或者像鱼肠子一样,洁白中掺杂些微的晕黄。墙体之所以那么厚实,那么坚固,抵御得住数百年的风雨,全是这些“细线”和“鱼肠子”的功劳。那时候还没有水泥,“细线”和“鱼肠子”就是高温烧制,然后又在水中充分泡发的熟石灰。石灰里加入适量的黄糖和糯米浆,调制出巨大的黏合力,其力量和力道凡人的肉眼无法衡量,唯有被它牢牢捆绑着的房屋才深有体会,時时来撩它、撼它、挑逗它的风雨才有体会,如白驹过隙的时光才有体会。“细线”和“鱼肠子”那么细,那么直,墙体那么清爽结实,体现了砌墙手艺的高超。

尽管建材是清一色的青砖黛瓦,但如果你足够细心或者足够内行,还是可以看出砖与砖的区别,瓦与瓦的不同。青砖黛瓦源于胶泥打制,经过七天七夜不停歇的大火焚烧方变成我们看到的样子。火素以破坏者的形象植于世人的观念,凡间万物,历火而亡者十之八九,历火而成型,成色,成绝代风华者十之一二,陶瓷砖瓦便是其中之一。“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神奇,是火借助窑这种特殊的道具展示的一种特殊的“变脸”艺术,是窑变。

乡间的窑结构简单,规模甚小。一口窑单纯烧砖一次可以烧一二万块,单纯烧瓦一次可烧三四万片。由于在窑中摆放堆叠的位置各有不同,着火面和着火的程度亦有所区别,一窑砖瓦烧出来,总会出现三种不同的成色,不同的成色代表不同的质量等次。第一种颜色过深过绿,仿佛一团颜料坠入水中,还来不及化开,突遇变故而瞬间凝固。那是叠在窑门位置的当火砖,由于煅烧过度,形状略有扭曲,而且砖釉外溢,局部特别光滑。当火砖也很坚硬,但由于过分脱水,坚硬度不均匀,脆。第二种着火均匀,火候正当,泛出绿豆一般的颜色,而且砖面平整光洁,质地坚韧,敲击会发出悦耳的脆响,那便是精品“绿豆青”。第三种色水灰白,与白鸽的羽毛相仿,叫“白鸽灰”,由于火候未到,其色泽与硬度都只得七八成。当火砖和“白鸽灰”都只能算作次品,年代稍久容易风化,表面生出一层毛茸茸的白屑。有钱人家对砖材选择很严格,当火砖和“白鸽灰”通常少用或不用。普通人家没那么讲究,精品和次品会混着用,但当火砖和“白鸽灰”会用在那些不太显眼也少经风雨的地方,譬如紧挨在屋檐下的山墙,太阳晒不到,雨也淋不着。

抬头往上望,偶尔还会看到精美的花窗嵌在密实的高墙间。花窗是上了釉的,光滑,精致,与高墙搭配真是说不出的默契和般配。

还有从屋檐下伸出来的木椽头,都雕刻着各种各样的图案,有的是将图案刻在一块木头上,有的干脆将整块木头雕刻成某个造型。图案或许会有雷同,但却极少会出现不雕刻图案的椽头。再细心一点,您还会发现不动声色地躲在屋檐下的那些枪眼。从外面看,枪眼是一个竖着的长方形,十厘米宽,二十厘米高,从里面看则是将两块砖侧立着,摆成一个“八”字,内阔外窄,便于从里面观察和射击而不易被外面发现。

屋檐下也不时出现些纯粹为了通风透气和采光的窗口。那些窗口开得很高。原来,所有的房屋都按照两层的高度建筑,外面看着是一层,里面却从半空架设横条,在横条上铺上砖,将房子隔成上下两层,上层叫做“栏”,更加形象的叫法是“二炕栏”。栏门是一个四方的口子。在栏门处架一把木梯,以便上下——木梯就成了那时候每家每户都必不可少的一件生活用品。栏上通常摆放着一口一口大瓦缸,瓦缸里贮存着谷米,或者是过年做的糕饼和米花。人口多的家庭也用作小孩的卧室。栏上通常会在紧挨屋檐的地方开一扇木格子窗,没有窗扇,一年四季就那么开着,它和那些悬挂在屋檐下的巨大蛛网毗邻而居,各自守着自己的营生。蛛网在等待飞虫,它则在等待光线和夏日的凉风。炎炎长夏,不时有四处闯荡迷路的风从木格子窗里闯进来,洗一洗栏上陈年的沉闷,给睡在上面辗转难眠的人送来片刻意外的凉爽。“食罢茶瓯未要深,清风一榻抵千金”。一股清风,窗子用了一生来等候。

有的人家大门上悬挂着功名牌匾。据说,新中国成立前全村悬挂的各种功名匾额有上百块。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大炼钢铁、“破四旧,立四新”等一系列冲击,如今已是所剩无几。

匾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面镜子,可以照见历史和书法发展的进程。从宋代开始,牌匾由官家专用扩大到商用和民用,由庙堂、城楼、关隘、府衙延伸至寻常百姓的门楣之上。但凡表彰善德名望,标榜科举功名,宣扬慈贤节孝,光大祠堂宅第,互致寿辰祝福,皆以匾论。匾成了门第门风的象征。

匾挂在古老的青砖墙上,是古旧与古旧的搭配,往小里说,类似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在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别一支钢笔,类似于在书画作品的落款处按下印章,虽然只是一个极小的细节,却是点睛之笔。因为匾额的点缀,数百年的老宅似乎也于转瞬之间具备了鲜活而多彩的灵魂。

在当年琳琅满目的无数牌匾中,最有来头的当属东头施乔枬祖屋大门旁悬挂的匾额。那是一块竖匾,悬于入门左侧,上书“宾席流馨”四字,是来自明朝崇祯皇帝的亲赐。施乔枬时任西安府同知,屡有政绩,终于让身心俱疲的崇祯皇帝眸子里露出一丝亮色,圣手高抬,题了匾额。那是何等的荣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牌匾不知何时被何人摘走,然后再无踪迹。

同盟会会员施正甫的故居原本也挂着一块匾,上书“成均第”。“成”即成人才之未就,“均”即均风习之不齐,“第”即府第。匾额朱底黑字,熠熠生辉,乃陈济棠所赠。陈济棠是国民党一级上将,主政广东多年,人称“南天王”。如今施正甫的故居还在,那匾额却早被时代的飓风吹翻,卷走,飞到九霄云外。

“进士门”上悬挂的匾额是“岁进士”。在将近六百年的岁月长河里,宾阳施氏并未有过从科举考场上走出来的正牌进士,所谓“岁进士”,乃是用钱捐的一种身份,是当时社会认可并盛行的一种进身手段。

每一块牌匾遣词炼字都十分讲究,诸如“槐市储才”“商山雾霭”“碧水蜚声”“仁洽道丰”“杖国遐龄”“名著中枢”等等,这些都是曾经悬挂在村中老宅子墙上的牌匾,并不是每个村民都能弄懂其中的含义。但那有什么关系呢?匾额衍生出来的那种独特的文化的荣光滋养着宅子和村庄,潜移默化,也在他们的心灵和情感世界里播下慧根,沉淀成一个家族骨子里的玉石底质。

还有不少人家的厅堂里设置了屏风 。屏风是木头的,下部一般为实木,上部则多数镂空,镂成各种各样的图案,有的还在方木上刻着对联。

低头往下看,天井的四边都用青石镶着,天井里还有金钱水漏。金钱水漏其实就是钱币形状的下水口,其制作与墙上的花窗同样精美。天井可是一个蕴藏学问并寄寓美好愿望的所在。四四方方的天井接纳四面屋檐的雨水,那叫“四水归堂”。在堪舆学里,沙为人丁水为财。屋檐的雨水落在天井里,溅起朵朵水花、串串水珠,那叫“溅钱”。所以,岭南地区又将天井称作溅钱。多么贴切的比喻!多么直白又多么神奇的想象!

在施村数百个大同小异的天井中,中枢门内那个天井堪称至尊。该天井位于十数幢大宅之间,百来米长,四五米宽,面积达四五百平方米,人站在两边屋檐下几不能相认,蔚为壮观。敢问天下,百姓人家,有几个如此排场的天井?

建一间房子该用多少块砖,是一块也不能省的。所用瓦片的数量却有比较大的弹性。通常盖一间房子要用三千片瓦,有的人家却只用两千片,而有的人家则会用到四千片,甚至五千片。这就是说瓦的疏密有得可选。穷人家往往是能简便简,尽量将瓦盖得稀薄些,有钱人家则会将瓦盖得厚密些。瓦片的疏密一般人看不出来,捡漏工却是看得一清二楚。

捡漏工是偌大一个古村落必须配备的一个业余工种。

数百栋房子,9000余间。每一场雨下过,都会有十间八间、十数间漏雨。如果漏雨的是辅助性的住房,能拖就先拖上一段时间,如果漏的是卧室和厨房,等天晴太阳出来,得立马捡漏。捡漏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工作。一来那房屋太高,外面看着是一层,里面实际是两层,要将两把长木梯接绑在一起,架在山墙上,人爬上去颤悠颤悠的。二来你得掌握瓦仆瓦仰的道理以及它们排列衔接的规律。这就需要胆量和技术。符合这两个条件而又愿意爬梯子上墙去挣那几个薄银子的人就十分有限,全村也就那么几个。捡漏工一旦开始了捡漏,就总得有十天半月才能消停,才能歇下來。这一家还未捡完,那一家已经早早来排队挂号。除了捡漏,有时候他们还得顺带着帮人通烟囱。乡间的燃料以稻草为主。稻草与火不是最好的搭档,远没有干柴与烈火那么富有激情。稻草常常不买火的账,不把火当一回事,燃着燃着就熄灭了,生产的热量不多,灰烬却是最多的,烟囱因此常常堵塞。浓烟找不到宣泄的出口,就一个劲往人的眼睛里钻,满屋子弥漫,然后从屋顶的瓦缝隙间四散而出。烟囱的出口在瓦顶之上,捅一捅,通通,对捡漏工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捡漏工坐在高高的屋脊上,眼前是望不到边际的鱼鳞瓦的世界。随着屋脊的高低错落,那黛青色的瓦海也是波涛起伏,时而波峰,时而浪谷。人位于瓦的波涛之上是看不到街巷和地面的,看到的只是黛青色的鱼鳞瓦铺天而来,又铺天而去,连绵不断。傍晚时分,捡漏工意外看到了一幅令人震撼的景象。千家万户的炊烟不约而同从瓦顶上袅袅升起。没有风。天地一片安宁。炊烟静静、直直地往天空上生长,一时千帆竞渡,又似万木妖娆。炊烟越长越高,慢慢松散,松散,然后了无踪迹,融作了天空的灰白。任何一棵树都无法诠释森林的广袤,任何一条河流都无法演示海洋的浩瀚。看惯了一柱一柱炊烟的人们,谁又能想象得出,数以千计的炊烟同时升起的那种壮观!

屋顶上的瓦是千篇一律的两种姿态:一是仰着,一是仆着。仆瓦背负青天,居中覆压在左右两片仰瓦之间,一为稳住仰瓦,防止风翻,一为填补出现在两片仰瓦之间的空隙,防止雨落。仰瓦仆瓦各成其列,像玉米粒附在玉米棒子上,像鱼鳞附在鱼身上。往细里想,真是不可思议,薄薄一片瓦,瓦与瓦之间,并无一灰一浆的撮合,没有一丝一毫裙带的维系,没有任何合同的制约,俯仰之间,便彼此厮守,牢不可破,成就广厦万千,缔造数百年安居的气象。瓦覆之下是旺旺的人间烟火,瓦顶之上是不为人知的风景。

瓦片一俯一仰,自成手腕粗细的洞穴。蝙蝠便是这洞穴里的原住民。傍晚时分,大人收工,小孩放学,六畜归巢。各家院落,各条巷子,一派忙碌。成千上万的蚊子在巷子上空摆开舞阵,舞成忽高忽低的一团团云雾。忽然“嗖”的一声,一个黑影贴着人的耳畔从蚊子的云雾间一掠而过。还未等你回过神来,那黑影又穿过蚊子的云雾迎面飞回,“嗖”的一声往后面去了。那是蝙蝠。它张着血盆大口迎向漫天飞舞的蚊子。忙碌的还有蜘蛛。蛛网悬在空中,一如渔夫张网朝向深渊索鱼。麻雀也将巢穴安置在瓦缝间。麻雀的颜色与瓦片的颜色颇为相近,十分协调,似乎它们就该生活在那样一片瓦海里。每天早晚,雀们在檐口的瓦楞上站成一排,啁啾跳跃,与人排坐在巷子间歇息聊天相映成趣。偶有半大不小的笨孩子在檐口下架一把长木梯,爬上去掏洞穴里的鸟窝。遇上行家,会在晚上拿一杆长网兜等在檐口,然后轻轻敲击一下瓦片,警醒的麻雀会迅速飞出檐洞,遭遇网兜的拦截后又迅速沿着网兜的长柄往下滑溜,自以为逃出生天却准确无误地落入捕鸟人的囊中。对麻雀来说,人患只是其一,克星还有蛇鼠。老鼠通常只食鸟蛋和雏鸟,蛇则来者不拒,一旦进入鸟窝,那便是灭门之祸。行走如飞的瓦上王者,除了蛇鼠,还有猫。由于鼠患,不少人家都兴养一只猫。猫与老鼠的敌意与生俱来,世代相传。而猫与人的缘分天生只有半路,发情期一到,它往往会离家出走,沦为野猫。茫茫瓦海从此成为它隐伏奔腾的世界。驯养的家猫一旦上了房顶,毛色会自觉向屋瓦的颜色靠拢,变得更加灰黄,眼神也变得更加锐利,诡秘,充满狐疑。它彻底摒弃了家猫的那种慵懒和浪漫的情怀,它不再贪睡,不再去戏弄一只飘舞的蝴蝶。它时刻机警地观察周遭的动静:一朵从远处飘过的白云,一只落在檐角上的蜻蜓;它时刻支棱着耳朵捕捉周遭的声音:一只蜘蛛行走时抖动了蛛丝,屋瓦底下一个小孩碰翻了一只锑盘。它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简化为两种:猎或被猎。生于忧患成为它行走江湖的不二法则。人在巷子间行走,时常有猫从数米宽的瓦檐间一跃而过,动作迅捷,形如电闪,而且不出一声,不落一瓦,身轻不让飞燕。

鸟为食亡。蛇,鼠,猫,又何尝不是?

观赏施氏古宅,除了深入其中,赏其细微精致处之外,还应登高远望,看它壮美的全景式。村后有一座石背山,爬到山顶即可将整个施村尽收眼底,院落、巷道、池塘一如在画中,勾画了了,清清楚楚。最让您震撼的是庞大的古宅群所衍生出来的那种磅礴的气势,无数幢房子密匝匝地排列着,眼前尽是整整齐齐的鱼鳞瓦片。如果您是个好画之人,您第一会想起宋人张泽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呈现在您眼前的分明是《清明上河图》的现实版。如果您是个喜文之人,您第一会想起唐朝诗人杜牧《阿房宫赋》里那些句子“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勢,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简言道尽繁复。

中国民居的换代,数百年一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少数人家架不住人口增加,孩子长大,硬是从逼仄的深巷里往外挪,在鱼塘畔建了几间同样瓦盖的新房,房子的用料、结构与老宅子如出一辙,一脉相承。这个幅度极小的动作并未影响村中建筑和人口居住的格局,整个村子仍然囿于鱼塘里侧。到八九十年代,不得了了,每一个家庭,无一例外,仿佛要跟历史划清界限似的,都跑到马路边的耕地里建了钢混结构的平顶楼房,隔着鱼塘,将住了上十代人的老宅子远远弃于原地。曾经人满为患、热闹了好几百年的老宅子瞬间沉寂下来,沉寂得让人心慌。

村庄像一个留守老人,亲人的远离加剧了他的衰老。

如今,走入古宅群,但见古巷深深,院落重重。斜阳依旧在,只是不见了当年低飞的家燕,不见了横织在巷子上空的巨大的蛛网。细细观察还会发现,老鼠没有了,猫没有了,蚊子和苍蝇没有了,失去食物来源的蜘蛛自然也不知去向了,连那个打不死的小强——为患乡村、怎么也甩不掉的蟑螂也没有了。人的离开,人气的消散,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竟然如此广泛而幽微。

目光在寂静的村巷中溜达,在砖墙和瓦檐间攀爬跳跃。每一条巷子,每一座房屋,每一面墙壁,每一个大门,每一扇窗,都曾经用目光细细梳理过,梳过一遍又一遍,理过无数遍,却又似乎萍水相逢,初次谋面,一切都那么新奇,那么耐人寻味,以至于百读不倦,每每心为所动,情为所牵。

但目光很快就被灼伤了。古宅群里有太多的伤痕,伤痕来自那些随处可见的坍塌。

对这个古老的村庄而言,千禧年是个坑。许多房屋的寿命似乎在建造之初就被设定在千禧年前后。一片瓦被一只猫的利爪拽离了原来的位置,一阵风又将那片瓦稍稍挪移。无需太大的空隙,雨水乘虚而入,就从那儿灌进去,落在密不透风的砖缝间。不是没有人发现从瓦间漏落的那道水痕,可是,老一辈的捡漏工都不在世了,年轻一辈没有人懂行,也没有人愿意沿着颤悠悠的梯子爬到年久失修的老宅子上去试一下身手。漏就漏吧,反正也不住人了。遇着这样的情形,老宅子就失去了最后的依靠,只能独自支撑。墙体很厚实,外面一层青砖,里面两层泥砖,里外三层砖都是仆着砌的,这种砌法能砖尽其材,保证墙的厚度达到最大值,用行内术语说,叫“廿四墙”,即墙的厚度达到或超过二十四厘米。外面一层青砖是骨,里面两层泥砖是肉。骨肉相连,就有了强劲的力量,上可顶天,下可立地。可是,水是什么呢?水是万能钥匙,是无孔也能入的魔物,它能在磐石的身上戳一个洞哩,何况一堵由无数缝隙黏合而成的墙?一回二回,它先在砖缝外徘徊,慢慢地就渗入墙体的肌理。里面的泥砖首先沦陷,见过几回水,就全酥软,慢慢地塌了,生命之弦悄然松开。时间刚好以千禧年为界,有的稍前,有的稍后,有的不迟不早,时辰一到,一阵风吹过,或者一场雨下过,上帝以无形之手轻轻一触,便轰然倒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整栋整栋地,一栋连着一栋地倒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目击者,没有人能听到真正意义上的巨响。目光所及,残垣断壁累累,每每心为所痛,情为所伤。

最令人心痛的是那些厅堂的倒塌。世上总有许多事情和事物内容远远大于形式。譬如厅堂。按习俗,每个家庭所有的房屋,其高度都不能与厅堂齐平,更不能高于厅堂。厅堂并不仅仅是一栋房子,更是一个家族灵魂的栖息地、精神的制高点。厅堂既倒,祖魂族魄便寻不到归路,便无所安放与寄托,最终化作一缕云烟,散了。而活着的人,因为没有相聚的场所,必然省略集中祭奠的仪式,家族精神和根脉的依连日益疏弛,然后渐行渐远,去之千里,最终化作一盘沙,也散了。放而大之,众多家族精神的离散最终会导致民族精神的离散。从这个意义上说,厅堂老宅不独与历史过从甚密,而且与民族精神的延续拓展有着密切关联,只是这种关联十分隐晦,跳跃很大,需细细梳理,用心追寻,才能理清其中的脉络和走向。

同样令人心痛的是大量旧物件的毁损遗失。最常见的是那种白瓷壶,有耳,串一根铁丝,拎在手上,用途该是茶壶或者酒壶。还有那些体态厚重、造型奇特的青花白瓷大盘子,上绘各种花草虫鱼,十分精致,器质与我们日常使用的粗陶碗碟天差地别。但壶也好,盘也好,都派不上用场,不上我们日常生活的桌面,偶尔雨天屋漏,倒是用来接过雨水。雨落盘内则“当当”而响,落在壶中则“淙淙”有声,声音圆润而紧致。我们将那些瓷壶拿来养斗鱼,每天端到门外的光亮处,俯瞰它们在水中打斗。那些瓷盘,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遗留下来的,大概它们久离烟火,反而盛载不了粗茶淡饭的生活,就随便丢弃在床底或各个旮旯里。等到我们醒悟过来,意识到它们极有可能来路不凡时,它们早已葬身于残垣之下,化作有限或者无限的碎片。数以百计的石磨散落在纵横交错的巷子间,逢年过节,它们就忙碌起来,为各家各户,为整个村庄,磨出生活的精细和丰饶。从碓房里传来的捣碓声透出年节的喜庆,在记忆里如惊涛拍岸。碓窝,石板,石墩,石柱,石狗,石元宝,石麒麟,阶前巷陌,无处不在,随处可见。可是,随着人的离开,房屋的坍塌,数量庞大的旧物件迅速减少,甚至遍寻不遇。最近回乡,听到两个不好的消息。其一是一户人家老宅的天井被人用探金器探测出下面埋着财宝,于是挖开,盗走了一罐财宝;其二是两户人家的老宅各有一块牌匾不翼而飞,一块上书“丘壑双龙”,乾隆四年立,一块上书“南极星辉”,道光十一年立。

人的离去,导致了古宅和村落的荒凉,也导致了乡情的迁徙和重构。

我家巷子北面原来连着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长长的窄巷。窄巷深处藏着三座空空的院落,仿佛一根细细的藤蔓上连着几个形体硕大、已无瓤肉的空壳葫芦。

第一座院子原先住着我从未谋面的一位堂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堂兄考上武汉大学,从此离乡背井,大半个世纪音信全无。最近几年,年近九旬的他不时给我写信打電话,问及他家的祖屋和他儿时伙伴的情况。他家的祖屋闲置大半个世纪,于十数年前倒塌了。而他儿时的伙伴,已相继作古,所剩无二。他和我父亲同龄,小时候一起在巷子里追鸡逐狗,上树掏鸟,下水摸鱼,他是一枚幸运的风信子,命运的风将他托举起来,飘过故乡的那片平畴,飘落在长江边上,故乡,故土,故事,故人,就都成为遥远的风景。最近的来信中,他告诉我,他的孙女和孙子,都在读博,一个在美国田纳西大学,一个在香港大学。那就意味着,对他的后辈而言,故乡已不成为其故乡,甚至连遥远的风景都算不上了,最多只能算作一个源自于祖辈又湮没于祖辈的传说。

第二座院子住着山六公和山八公兄弟两家。山六公育有一子,因排行老大,人称山大。山八公育有四子,人称山二、山三、山四、山五。五个后生个个虎背熊腰,顶天立地。偌大一个家庭,人声鼎沸,六畜兴旺,虎虎生威地摆开了要在此绵延五百年的架势。可是,年轻人心中有梦。山大第一个外出当兵,在国民党军队里官至营长,后不知所终。山二接着外出谋生,落籍南宁。山三选择的道路与山大恰恰相反,他参加人民解放军,解放初期挺进北大荒垦边。垦边提倡家属跟随,他顺便就将山四、山五两个弟弟也带了出去,从此山遥水隔。自我记事起,山六公家偌大的院落常年就只住着他一个人。直至他去世,早年“扑棱棱”飞出去的一大群鸽子,最终一个都没有回还。

阿牛和爷爷四公也住在窄巷的深处。阿牛是个与我同龄的女孩,生得细皮嫩肉,可惜小时候得过脑膜炎,烧坏了脑袋,言行举止就偏离了世俗的标准,终日喃喃唱唱,唾沫飞溅,鼻涕长流。家里将她扔给年迈的祖父四公照管。祖孙二人就住在我家北面那条窄窄的巷子里头。每天早晚,都会听到她喃着唱着从我家巷外走过。偶尔遭到家人的暴打,阿牛也会哭得撕心裂肺,痛不欲生。那是被深埋在她情感世界里唯一尚未泯灭的常人之态。长到十多岁的时候,阿牛家里来了三个陌生男人,其中一个年纪略轻,却满头白发。三个男人用刀一样的目光在阿牛身上划拉来划拉去,阿牛就从生活了十余年的巷子里消失了。听说是那个白发男人将她带走的。阿牛从此再未回来过,也再未听说有关她的消息。如今村子里还记得她的人已寥寥无几,而在她没有底片的大脑记忆里,可曾有过故乡的概念?一别即为永别,她与故乡,故乡与她,俱是一刀两断的决绝。

我在县城一所中学教书,班上有两名本村子弟,他们两家原在村中同一条巷子,是邻居。他们的父亲是一同玩大的发小,然后又先后到县城工作谋生,娶妻生子。他们在县城出生,在幼儿园里长大,直至在班上萍水相逢,结为同窗,本来的堂兄堂弟,竟然互不相识。

一个周末,我回到乡下老家,回到寂寥的古宅群,在自家祖屋前流连踟蹰,忽然从邻家院落里走出来一个陌生女子,女子十七八岁的模样。我有瞬间的怔愣,女子大概也是如此。最近几年,随着外界对施村古宅群的日益关注,村中时有来此寻幽访古的旅人,但她手上拿着的扫帚和垃圾铲告诉我她不是旅人,而是这家院落的晚辈。一问,果然,她的祖父是我同辈的一位长者。

每一次回乡下老家过年,正月里人们回老宅厅堂祭拜祖先,每每是一家老小,挈妇将雏。在迎面相逢、擦肩而过的一群群乡邻中,除了领头的一二位长者,那些穿红着绿的晚辈常常一个也不认识。那许多陌生的邻居,因为生长在故乡之外,仅仅是因为父辈或者祖辈的缘故,才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回到这名义上的故乡来。生命总是以惊人的速度流失,当祖辈和父辈相继离世,逢年过节,他们是否还能识别并自觉自愿踏上归乡的路?

风筝在天上,放风筝的人在地上。风筝与人之间,有一根细细的丝线维系。从远处看,入目的通常只有天上的风筝和放风筝的人,牵扯其中的丝线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的。一棵参天大树,长在枝头上的花朵和树叶,其与根须的关系,正如同风筝和放风筝的人,尽管互为因果,密不可分,在空间的距离上,却注定一个在空中,一个在地下(地上),而且,枝愈繁,叶愈密,树愈高,距离就拉得愈远。这是谁都无法改变也无需改变的现实。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悲伤的理由。听听那些离去的脚步,可都是朝前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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