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太原理工大学/王万胜
三奶奶走了之后,菜园的篱笆越来越矮,里面的杂草却越长越高,甚至蹿出了小树苗。
三爷爷开始学着烧火做饭,依旧是做两份,仍然摆上两只碗。虽然,他只吃自己碗里的一半。
三爷爷也学着洗刷缝补,但袖口和领口还是丢了原本的颜色。日渐稀少的上衣扣子,如它们的主人一般,耷拉着脑袋。
不垂着头的时候,三爷爷就坐在檐下,看院里高大的柿子树,像看当年三奶奶种树一样。他眼睁睁地看着,时光从枝丫的空隙间溜过去。
和往年一样,柿子树上又挂满了灯笼。三爷爷却没能再吃上一口。
屋里的土坯墙上,三奶奶的毡帽仍被挂在上面,就像她还在一样。
我的大名挺威武,乳名倒是有些俗。所以我怕,从小就怕,怕别人喊出那个有些俗的称呼。
这些年,我羁旅在外,听到的乡音越来越少,见到的老乡也是。没人喊我的乳名,我如愿以偿。
偶尔回乡,看沿途的炊烟,它日渐消瘦,村头的老坟也瘦。它陪衬着渐多的新坟。
“回来啦?”父母这么问。
“回来啦?”祖母也这么问。
他们约定好了一般,不喊那两个字。我又如愿以偿。
没人知道——
多少次,我远在太原,因家中电话无人接听而慌了手脚。
我怕,我怕以后再也没人,能喊一声我的乳名。
老张不是我们山东人,老张是个货郎。
农闲的时候,整个村子沉睡着,老张的吆喝声便充当了起床号,嘹亮悠长。村庄有些人家的狗,回以猛烈的犬吠,老张不怯,也不恼。
大姑娘小媳妇腿脚麻利,寻声先至。老太太的三寸金莲颤悠悠,跟着小跑的孙子,也随后赶到。年长的要换针头线脑,年幼的想讨桃篮泥哨。
皮肤黝黑、满脸褶子的老张,却成了最吸引女人的男人,如路边的荠菜花一般,吸引着蜂蝶。
零六年,老张没来。零七年也是。零八年,老张来过一次,脸上带着更多的褶子。那时候,路边少了很多荠菜花,村头倒是多了两家商店。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老张。
母亲的名字鲜为人知。
刚嫁到村里时,人们管她叫“谁谁家的女人”;生儿育女后,大家又叫她“谁谁的娘”。不管是哪个称呼,听起来总是缺少存在感,像个附属品。仿佛,一旦离开丈夫和儿女,她就不存在了一样。
母亲好像不需要名字,只需要无穷无尽的力气,去把一家老小伺候好,把院里的鸡鸭猪狗喂好,把田里的庄稼种好,再偶尔接受一下家人的抱怨。如此,就完成了她的使命。
母亲当然有名字,而且很好听。但我不敢呼出口,我怕她早已忘了自己的名字。所以,我叫她一声:娘。
祖母搭柴火垛的手艺,是村里一绝。她搭出来的柴火垛,精致结实,浑然一体,如美人的发髻。
柴火垛的归宿地,是一座小泥炉,那也是祖母的手艺。柴火在它的腹中,欢快地化为灰烬,成为萦绕碗筷的饭香。
可事实上,祖屋里不是没有电饭煲,也不是没有液化气,但祖母不用。她爱她的柴火垛,如爱自己的每一个子孙,她喜欢沉醉在秸秆烧出的烟香里。
这几年,柴火垛没有再搭起来,就像祖母的健康没有再好转一样。
小泥炉没了用武之地。
昨日,父亲来电:老太太家里液化气泄露,不慎引起一场火灾。好在她没受伤,只是,被吓得没了言语。
我心头一疼。
在父亲眼里,铁路是条拉链,火车则是拉头。我去山西的时候,天很热,大地就把拉链扯开,放孩子们出去;我回山东的时候,是深冬,大地再把拉链合上,收孩子们回来。
寒来暑往,在分分合合之间,我的额头起了波浪,就像父亲的额头那样。
每到岁末,我回到终点,与父亲一起,跪在荒草丛生的老坟前。
父亲把手提包的拉链拉开,从中拿出碗筷,摆成一行。他沉沉地磕三个响头。有心事的人总是头重脚轻。末了,碗筷又被一副一副地收回提包。父亲再把拉链缓缓拉上,像拉沉重的火车头。
今年,拉链拉回来的时候,终点又多了一座新坟。
炊烟是村庄的时钟。看到它,夕阳就知道,自己该下班了。耕作的劳力们,便也开始收拾回返的心情。
老太太的下巴颤悠悠,添柴的手却很平稳。但泥灶里飘出的炊烟又恢复了颤悠悠的姿态,它把麦香揉进晚风,如同揉面一般,将空气揉得绵软悠长。
山羊悠闲地在小道上踱步,脊梁如麦浪般,一伏,一起。放羊的孩子们早就没了踪影,他们钻进场院,蹦蹦跳跳,比赛谁能够到檐下的玉米。被吵醒的老狗,不知所措地望着村口,在回想梦里的痕迹。
布谷鸟在树梢东张西望,啼唱不停,却说不上动听。直到麦香飘上枝头,它才缓缓收住声音,把头缩进胸腔,有了睡意,却一个趔趄,险些掉落,惊吓了树底的母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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