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孙莹莹
2022年嘉德香港秋拍推出岭南画派先驱居廉(1828—1904)兄弟的数十幅作品,其中备受关注的是居廉《二十四番花信》册页。此前坊间拍卖的居廉画册有《群芳竞妍册》《清逸出尘册》等,其所绘花卉数量皆不及《二十四番花信》,可见此册之珍贵难得。该册页绘于丁亥(1887),为赠晚清粤东名儒杨永衍(1818—1903)所作,2018年已由岭南美术出版社收录于《居廉居巢书画集》刊行。汪兆镛《岭南画征略》提及此卷,称居廉“尝作《二十四番花信圖》,杨永衍为题诗,艺苑佳话也”。此画用撞水撞粉法勾勒二十四种花卉姿态,摇曳生姿,趣味盎然。
谈论“二十四番花信”及围绕其展开的文艺活动,实为文人风雅之事。“二十四番花信”最早见于宋初晏殊的残句“春寒欲尽复未尽,二十四番花信风”。宋人诗词多以“二十四番花信”作为春事将尽的标志,如南宋韩淲《走笔答上饶》:“夜来一阵催花雨,二十四番花信风。”也有以“二十四番花信”指代春天者,如吴文英《水龙吟(用见山韵饯别)》的最后:“携手同归处,玉奴唤、绿窗春近。想骄骢、又踏西湖,二十四番花信。”描写在西风萧瑟的当下遥想春光灿烂的西湖风景,凸显今昔对比之意。史达祖《瑞鹤仙》的“自箫声、吹落云东,再数故园花信”,也有同样的意思。
二十四花信这一说法被宋代文人普遍接受,如两宋之际的周煇所著《清波杂志》卷九云:“江南自初春至首夏,有二十四番风信,梅花风最先,楝花风居后。煇少小时,尝从同舍金华潘元质和人《春词》,有‘卷帘试约东君,问花信风来第几番之句。”可见“花信”已经成为宋人细辨春光的重要标志。至于“二十四番花信”的具体所指,明初王逵的《蠡海集·气候类》才有详细记述:“十二月天气运于子,地气临于丑,阴吕而应于下,古之人所以为候气之端,是以有二十四番花信风之语也……一月二气六候,自小寒至谷雨,凡四月八气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风信应之,世所异言,曰始于梅花,终于楝花也。详而言之:小寒之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之一候瑞香,二候兰花,三候山矾;立春之一候迎春,二候樱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惊蛰一候桃花,二候棣棠,三候蔷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兰;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麦花,三候柳花;谷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这一说法在明清时一直延续,直到近代著名掌故大家郑逸梅在他的《香国附庸》一文中详细列举“二十四番花信”的细节,其节气与相应的代表花卉仍与《蠡海集》相同,可见这一文人雅趣传统的强大影响。
除了“花信风”外,与春季时令相关的俗语还有“寒食雨”。徐师川曾有诗句:“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风。”宋人以“寒食雨”与“花信风”相对,既有对仗之效,又能在时节上相互呼应。寒食临近清明,通常有雨,同时也昭示春季接近结束,与“花信风”的讯息相同。“一百五日”指从冬至算起,到寒食结束,共一百零五天。明代万历年间叶秉敬撰写的《书肆说铃》对此总结道:“花信风与寒食雨前后稍异,寒食雨自冬至起,至清明前一日,合七气,得三个月零十五日。花信风自小寒起,至谷雨,合八气,得四个月。”晚唐姚合(一说张籍)的《寒食二首》其一云:“今朝一百五,出户雨初晴。”此处“一百五”指的就是民间对于寒食的别称。不过,元稹《连昌宫词》称“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也给宋人对寒食的称呼带来一定的变数。例如,贺铸《夜游宫》云:“江面波纹皱縠。江南岸、草和烟绿。初过寒食一百六。”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尽管引杜甫及江西诗派的诗歌说明“一百五”说法的普遍性:“今人谓寒食为一百五者,以其自冬至之后至清明,历节气六,凡为一百七日,而先两日为寒食故云,它节皆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对月》一篇,江西宗派诗云‘一百五日足风雨,三十六峰劳梦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风之类是也。”然而在自己的联语里,洪迈还是采用了元稹的说法:“大善知识五十三,永壮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来道俗之观。”
细究“二十四番花信”的起源,可追溯至古人的节候观念。花为何可报信,最早见《吕氏春秋·离俗览》:“春之德风,风不信,其华不盛。华不盛则果实不生。”“华”为“花”的通假,以春日花开这一自然现象比附上天的德行,继而喻示天子行事的准则,这是《吕氏春秋》的重要思想之一。到了唐代,对季节变换敏感的诗人将花信写入诗歌,如晚唐陆龟蒙的“几点社翁雨,一番花信风”,对仗工整,颇有闲远之致。北宋词受晚唐诗影响甚深,“花信”一词与季节变化相关,又有花能传信这一生动意味,因此颇受词人偏爱。如晏几道《点绛唇》“花信来时,恨无人似花依旧”,俞陛云解为“谓春色重归,乃花发而人已去”,未指出其中感慨容颜消逝之意。花之发随风而来,以此也有“风信”之说,如周邦彦词“枝头风信渐小”。又因花有芳香,易与女性相联系,“花信”在诗词中又称为“芳信”,周邦彦《风流子》上片云:“新绿小池塘。风帘动、碎影舞斜阳。羡金屋去来,旧时巢燕。土花缭绕,前度莓墙。绣阁里、凤帏深几许,听得理丝簧。欲说又休,虑乖芳信,未歌先噎,愁转清商。”词中的“芳信”既是写自然中的春天复归,更有密约欢会佳期之意。
作为“花信”之首,梅花之信是否准时,标志着春天何时降临,加上宋人对梅花的偏爱,因此宋代诗词对“梅信”有着特殊的关心。周邦彦《丑奴儿》有“香梅开后风传信,绣户先知”的句子,表现出闺阁之人对春天的敏感。与周邦彦友善的万俟咏写有《昭君怨》,开头云:“春到南楼雪尽,惊动灯期花信”,表现出梅花盛开在文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写有《谢关景仁送红梅栽》诗。其一云:“年年芳信负红梅,江畔垂垂又欲开”,表达了未能及时赏梅的惋惜之意。贺铸《江夏寓兴》称:“朋从正相远,梅信为谁开。”以“梅信”反衬远离友朋的孤独意绪。一旦时令到了,梅花却未绽放,就有“凭君趣花信,把酒撼琼英”(范成大《雪后守之家梅未开,呈宗伟》)的想法。南宋尤袤的“几度杖藜贪看早,一年芳信恨开迟”诗,其诗题《入春半月未有梅花》形容盼望梅花亟放的心情跃然纸上。陆游的“一春花信二十四,纵有此香无此格”更将梅花置于二十四花之首,表现出独特的宋韵雅致。
当然,“梅信”还有梅雨季开始的意思,正如晚唐皮日休《所居首夏,水木尤清,适然有作》:“潮期暗动庭泉碧,梅信微侵地障红。”指的是江南地区入夏后独有的氤氲、潮湿气候。同样是写季节,“梅信”在宋代之后专指与春天相关的梅花盛开的消息,因而别具一重文雅风趣。包括“梅信”在内的“二十四番花信”,清代时也逐渐成为文人画的题材。清末民初之际,坊间传闻晚明“吴门四大家”之一的仇英(十洲)绘有《二十四番花信图》,每册各题唐诗一句,这大概是附庸风雅者的有意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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