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光中的断想

吴晓

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1862—1927）在他的著作《艺术的起源》中写道：“我们所谓审美的或艺术的活动，在它的过程中或直接结果中，有着一种情感因素——艺术中所具的情感大半是愉快的。所以审美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并非要达到他本身以外的目的，而使用的一种手段。”而余光中先生正是用他一生的“余光”来诠释他生命里的艺术：美文与美景、音乐与美术、激情与愁思，可谓无微不至、无所不及。作为湖湘第一个近距离了解余光中的学者李元洛，他于1994年夏天访台并从台北南下至高雄，当时教、撰两忙的余光中亲自驾车来车站迎候他及陪同南来的诗人向明，热情款待他们于家中。李元洛在《余光中的诗艺》一文中评价：“作为一位看重诗的‘主观性同时也看重诗的‘社会性与时代性的诗人，余光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做到了独到的艺术感受与普遍的美学概括的结合。”

提到余光中，很多人对他的作品耳熟能详，甚至如数家珍。基于他优美绝伦的文字、多愁善感的情怀、博学多产的著作，世人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与礼赞。其言唯美，其心纯美！而大家最初了解和肯定的，正是余光中那片赤诚之心——《乡愁》。此现代诗创作于1972年，诗中通过“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啊”“而现在”这几个时序语贯串全诗，借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些实物，把抽象的乡愁具体化，概括了诗人漫长的生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怀念，流露出诗人深沉的历史感。全诗语言浅白真率，情感深切。1982年《乡愁》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教科书。2006年9月，余光中在成都市杜甫草堂拜祭诗圣，认养了“诗人树”，并为树旁的诗作《乡愁》石刻碑揭幕。出生于重阳节的他在《诗，我的辟邪茱萸！》中写道：“地理当然不能搬家，民族何曾可以改种，文化同样换不了心，历史同样也整不了容。不，乡愁并不限于地理，它应该是立体的，还包含了时间。一个人的乡愁如果一村一镇就可以解，那恐怕只能停留在同乡会的层次。真正的华夏之子潜意识深处耿耿不灭的，仍然是汉魂唐魄，乡愁则弥漫于历史与文化的直经横纬，而与整个民族祸福共承，荣辱同当。地理的乡愁要乘以时间的沧桑，才有深度，也才是宜于入诗的主题。”

但余光中毕生成果又何止于此？翻开《余光中先生大事年表》（梁笑梅、黄维樑编），桩桩件件，历历在目。他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写作的四度空间”，诗风与文风多变、多产、多样，同辈晚辈之中几乎少有匹敌。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他对现代文化的影响既深且远。艺术和文学的生命力迂回曲折，余光中与冰心、季羡林、金克木、张中行、汪曾祺、秦牧、余秋雨并称为“中国当代散文八大家”，所作散文多如天上璀璨的繁星，不胜枚举，熠熠生辉。

散文集《焚鹤人》收录作品多写于1963至1972年，为其创作正丰的旺年时期，此时期的余光中已在文坛享有盛名，执教有年。2022年11月，在余光中逝世五周年之际，由他的遗孀范我存女士及三个女儿余珊珊、余幼珊、余季珊共同校订再版了散文集《焚鹤人》。散文《焚鹤人》写了两代人的旧梦，回忆我们的童年时代几乎都曾有过放风筝的经历，做好一只能随风飞舞的风筝却不容易，大多数人也都有过失败的经验。文中写“爸爸”最终焚烧了“鹤”，恰如焚烧了他曾经的旧梦，也熄灭了三个女儿内心放飞风筝的幻想。然而，女儿们并不明白“爸爸”的陈年旧伤：“爸爸”的舅舅三十岁坐飞机失事了，“放鹤”的念头代表着他对逝去亲人的怀念，“焚鹤”的行为艺术应是一种凭吊，而女儿们却无法感同身受，这便是两代人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文中，他写春天有一种鲜活之气，又多用拟人手法，文笔活泼又带着余氏特有的愁怀，激情与深情相互碰撞：“春天来时总那样冒失而猛烈，使人大吃一惊。怎么一下子田里喷出那许多菜花，黄得好放肆，香得好恼人，满田的蜂蝶忙得像加班……细雨霏霏的日子，雨气幻成白雾，从林木蓊郁的谷中冉冉蒸起。杜鹃的啼声里有凉凉的湿意，一声比一声急，连少年的心都给它拧得紧紧的好难受。”如此灵动的句子，几乎在他每一篇散文里读者皆可邂逅。

读这篇《焚鹤人》最大的感受是：不像散文，而更像是自叙传小说，此篇也被收录在《绣口一开——余光中自述》一书中。编者言：“读这些文章无疑就是在读余光中的人生历史和心灵史，读了之后有理由相信岁月只是将一位黑发少年变成了一位白发先生，却无法改变一位文人学者对故土对亲人对诗文对文化的赤子丹心。”对于余光中的溢美之词，学界已有太多太多，正如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愁绪，已化作文字，跨四海而永存。余光中是诗人亦是师者，他曾写道：“从指端，我的粉笔灰像一阵蒙蒙的白雨落下来，落湿了六间大学的讲台。”

关于评论，在《从古典诗到现代诗》中他谈到了“现代色盲症”：“我一向畏惧这种自我宣传的文字，因为它不是装腔作势，自贬到一无是处，便是拐弯抹角，自捧到俨若大师；而无论自贬自捧，其风格总是庸俗的……寸心了然，誉之不喜，毁之何忧，在对外的论战中，我一直立在最前线，从不退却。在对内的讨论中，我也是顽固的。我从不怕犯‘众怒，因为我知道，只有自知理屈且被命中要害的人才会‘怒。今日他怒，明日他便气消而怀疑而心服的……对于传统，一位真正的现代诗人应该知道如何入而复出，出而复入，以至自由出入。”评论艺术、评论文学成了他手中一支黝黑深邃的笔。黄维樑、江弱水于1999年为他选编了《余光中选集》五册。作为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时期的同事兼挚友，黄维樑在序文《璀璨的五彩笔》中总结道：“余光中是二十世纪中国诗文双璧的大作家，手握五色之笔：用紫色笔来写诗，用金色笔来写散文，用黑色笔来写评论，用红色笔来编辑文学作品，用蓝色笔来翻译。”香港成了他口中的第二故乡，紫荆成了他眼中最美丽的花儿。

众人皆知“诗无达诂”，或许散文更能用细腻的笔调来诠释和传播中文之美、自然之美、人情之美。但余光中本人说他更加看重诗，曾言：“我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诗是母题，散文是对诗的注解。”事實也如此，往往其每一篇轻柔如羽的诗作后续都对应了激情澎湃的散文，也让读者加深了对诗的理解与共情。他对待自己的新诗集就像对待刚出生的婴儿，每出版一本即说这又是第几胎降世，并如获至宝地予以作序。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余氏之愁、之情、之思无邪，其人、其诗、其文亦无邪。在余光中去世一年后，李元洛发文《惟凭明月吊光中》：

黄维樑兄与余光中渊源之深之久以及所撰有关文章之广之多之好，远胜于我。我们合著的《壮丽余光中》，他本应列名于前，而以年齿为序，我就只好愧在“黄”前了。光中兄辞世后，维樑将我所撰挽联带去高雄。事后他将拙联推介给香港《文学评论》公开发表。

流年似水，似水留年。但逝去的是时光，留下的是光中兄文学的丰碑和我永远的纪念。北京的《中华诗词》今年三月号亦曾主动刊发我的挽联，可见光中兄之众望所归。我敬祭的挽联如下：

光中兄千古

九十华英，绣口锦心，五彩笔挥之，霞蔚云蒸，赢得文名传宇宙；

卅年文谊，高山流水，伯牙琴已矣，海宽浪阔，惟凭明月吊光中！

余光中对湖湘学人之勉励始于1999年9月19日那一场大雨中的演讲，当日下午他应邀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演讲，题目为《艺术经验的转化》，并通过湖南卫视全程直播，引起全社会强烈反响。演讲当日冷雨潇潇却座无虚席，可说这是一次“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文化盛宴，面对热情的现场观众，先生动情地说道：“‘风也听见，雨也听见。我非常感动有这么多朋友冒着风雨来岳麓书院参加这个场合，所以我要求我的朋友待会儿要为听众拍张照，我可以留作纪念。”此演讲稿及作为听众的湖湘文化名流所撰“听后感”均被选编到《余光中：与永恒拔河》一书，列入“岳麓书院千年论坛丛书”。

余光中先生是睿智的、多情的、忧伤的、独特的，他的“愁”远不止《乡愁》，正如他在散文《逍遥游》中说：“火焰向上，挟我的长发挟我如翼的长发而飞腾。敢在时间里自焚，必在永恒里结晶。”2006年6月，在岳阳端午节祭屈原盛典上，余光中作诗《汨罗江神》献给屈原：

投江的烈士，抱恨的诗人

长发飘风的渺渺背影

回一回头吧，挥一挥手

在浪间等一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