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来一梦浮生

李谷雨

一

1995年9月8日夜，才女张爱玲在洛杉矶西木区公寓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事实上，这位红极上海滩的民国女作家仅对自己的身后事做了简之又简的交代。

“第一，我去世后，我将我拥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给宋淇夫妇。第二，遗体立时焚化，不要举行殡仪馆仪式，骨灰撒在荒芜的地方，如在陆上就在广阔范围内分撒。第三，我委任林式同先生为这份遗嘱的执行人。”这段字数不到百的文字便是其遗嘱的全部内容。诸作者在替张爱玲作传时，对其中细节进行了丰富的想象和描绘：“她躺的姿势看上去非常舒适，面容也十分安详”（宋明炜《张爱玲传》），“唯一的家具那张岩石桌子的桌面上摊开着一部尚未完稿的长篇小说《小团圆》”（于清《张爱玲未完》），“旁靠墙放着那一张窄窄的行军床，上面还铺着张爱玲去世时躺的那床蓝灰色的毯子”（林式同《有缘识得张爱玲》）……

而人们愿意花大量笔墨渲染的，岂止张爱玲去世一事。张的禀赋可谓文学史上罕有：十二岁便在校刊发表第一篇小说《不幸的她》，十三岁发表首篇散文《迟暮》，正式步入文坛后更是硕果累累，一生共“收割”了三十余部小说、五十余篇长散文、十二部电影剧本、两部学术论著和译文作品。

除却才华这颗璀璨明珠，她的家世和感情同样散发着异彩。

对张的家世，评者多怀敬意，亦不乏将她非凡的天赋与此联系在一起，如白落梅在《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张爱玲的倾城往事》一书中写道：“有人说，张爱玲惊世不凡的才情，缘于她高贵的血统。所以至今人们提起张爱玲，仍津津乐道于她是簪缨世族、豪门之后。”

而对张的感情，人们多秉持类似于蒋方舟的态度——“很讨厌胡兰成，不解张对他的深情”。蒋方舟认为胡兰成有种“奇异的、能操纵女人的能力”。但这仅仅是胡方面的原因，而更主要的原因还出在张自己身上。

诚如南京大学教授余斌所言：“假如说她的生平与萧红、丁玲、白薇诸人的经历相比尚不够浪漫或富于戏剧性的话，那她奇特的出身背景，她的衡之以常理常情可称冷漠怪癖的性情，对读者的好‘奇心是一种大大的补偿。”张爱玲这种“冷漠怪癖的性情”难道是完全天生的吗？首先，从心理学和遗传学角度来说，性格的形成固然要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其次，余斌《张爱玲传》中仍有一句话一针见血：“她的几篇自传性散文道出了她早年生活中的不幸和她内心的孤独。”张爱玲的家世表面看显赫而值得称道，但对张爱玲造成的影响绝不只是单方面的天赋过人或名声愈加煊赫，童年时期来自家事的伤害事实上伴随了张爱玲一生。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中也说：“姊姊在她的散文中，也写了一些早年生活的片段，但未及于生活的全部真相。还有一些事则是她没写也不愿写的。在这方面，姊姊有她的自卑，也有她的自卫。”

张爱玲给人的印象是心气奇高，但骨子里非常自卑，并且她的高姿态和不饶人是为了掩饰自卑，也就是一种自卫。此外，无论是对于文学的高要求，还是对胡兰成的态度，折射出的其实是她弥补过去心灵缺失的一种渴求。欲证明以上两点，须从张爱玲的早年生活和作品谈起。

二

张爱玲以小说闻名，她的小说在情节和写法上均不散文化，取材却很大程度上遵循了散文的真实性。除了外界认定的三本自传体（《小团圆》《雷峰塔》《易经》），据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记载，《花凋》写的是他们的三表姊，张爱玲“哀悼自己失去了一位知心的女伴”;颇负盛名的《金锁记》更有蓝本可循——“姊姊和我喊这曹七巧‘三妈妈，喊长白‘琳表哥，喊长安则是‘康姊姊”。张爱玲自己也说：“写小说非要自己彻底了解全部情形不可，否则写出来像人造纤维，不像真的。”散文的真实度一般高于小说，因此可以较确凿地肯定，张爱玲的散文，包括那篇知名度最高的《私语》，是一定程度上生活的还原。

只消读《私语》一文，便能充分了解张爱玲的家庭背景;如果要分析张爱玲的心态，则还需要结合其他。

《私语》记载的是张爱玲上中学之前的家事，也是张爱玲一生的悲剧和隐痛——主要来自她童年的缺失，对父母期望的破灭让她的期望转移并扩大，并再度陷入更慘烈的破灭和痛苦，她无法自释也不能释人。

单从《私语》看，张爱玲的家境十分优渥——家里请了“张干”“何干”两位女佣;父亲至少也是有文化之辈，当初买了萧伯纳《心碎的屋》并题上英文;张爱玲很小便被要求认字和背唐诗（这在《天才梦》里也有提及）。

可关于张爱玲父母的片段与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后来我父亲在外面娶了姨奶奶，他要带我到小公馆去玩，抱着我走到后门口，我一定不肯去，拼命扳住了门，双脚乱踢，他气得把我横过来打了几下，终于抱去了。到了那边，我又很随和地吃了许多糖。小公馆里有红木家具，云母石心子的雕花圆桌上放着高脚银碟子，而且姨奶奶敷衍得我很好。”

在这个时期，“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父亲在张爱玲心中的地位仍是重要的，从她“扳门”“跺脚”的动作和认为继母“敷衍”可看出她对父亲娶姨奶奶一事的厌恶。但她“又随和地吃糖”，而且是“许多”，不能不说这不是一种妥协，一来她确实年纪小无力反抗，二来她潜意识里有讨好父亲的倾向，最根本的则是这件事尚未触及她的底线。

父亲的再婚于她才是沉重的打击，被形容为“一件结结实实的，真的事”，她哭了：“只有一种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干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这里张爱玲的情绪十分激烈，甚至考虑到了极端的做法，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像张爱玲自己说的读多了关于后母的小说，这显然是浅层;二是因为她母亲之前回家了，她出于对母亲的爱对此愤愤不平;三是她为着自己的不幸哀恸，这是最主要的，因为一旦父母离婚，无论哪一方都不会待她如初。

后文便写了继母的谩骂和侮辱，父亲打自己和姑姑以及她的被监禁和逃离。张爱玲没有再细描情绪，只轻描淡写一句：“这是我那个家的结束。”此后，她对父亲的态度是恩断义绝。

不难发现，张爱玲对父亲并没有抱过太大的幻想，她要的事实上只是一份平静的生活，父亲娶姨奶奶的时候，她还是接受的，虽然她的矛盾心态彼时就已萌芽。而对于母亲，张爱玲希望更大，失望也更大。

张爱玲这样写：“母亲回来的那一天我吵着要穿上我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不久我就做了新衣，一切都不同了。”对母亲的期许恰是来自父亲的亏欠，加上母亲对她进行了钢琴、英文等一系列洋式淑女的教育，实际是赋予了她希望。她被母亲夸奖、收留，自以为获得了母亲的爱。最后得出的结论却同样是破灭：“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幻灭的心情真正体现得淋漓尽致是在自传体小说《易经》里，女主人公琵琶和母亲露的对话简直疏如路人，最后一段完全可视作张爱玲的自白：

“我是真的感激，妈。”她带笑说，“我说过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现在说是空口说白话，可是我会把钱都还你的。”

“我知道你爸爸伤了你的心，可是你知道我不一样。从你小时候，我就跟你讲道理。”不！琵琶想大喊，气愤于露像个点头之交，自认为极了解你。爸爸从没伤过我的心，我从来没有爱过他。

这段话的直接导火索是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亦作黄逸梵）怀疑张爱玲收到的奖学金是和老师早恋的“成果”，便借口在牌局上输掉了钱扣下。至此，张爱玲的心态已经显露无遗。她对母亲最强烈的情绪便是怨恨：在此事上是不给她面子直接戳穿，在整体上则是埋怨母亲对她本身和她渴求的不理解。

黄素琼不是不爱张爱玲，只是她的教育方式让张难以接受。正如女作家闫红说的：“她对张爱玲的质疑、埋怨、批评，放在现在可以叫作挫折教育，我听过无数人抱怨，它让自己的成长期变得昏天黑地。”

或许有人会质疑，黄素琼的教育方式不是必须一成不变的，双方都可以努力。但这两人的性格，直接决定了她们谁也不会主动示好。母女俩早年家庭生活都不幸福，加上遗传，孤僻、高傲、自尊心强的性格其实颇为类似。后来张爱玲费尽千辛万苦攒了金条还给黄素琼，黄素琼告诉她“虎毒不食子”，此话中含着隐约的被刺痛感。张爱玲当然不会解释，她的性格在十几岁便已可见一斑，在圣母玛利亚女校读中学时，根据国文教师汪宏声的描述，她是“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的萎靡不振”。到了晚年，朋友宋淇也说她“有事有人，无事无人”，她却觉得宋淇见外，可见她这种性情将近维持了一生。

更重要的，还有黄素琼对张爱玲爱的出发点。从表面看，她希望张爱玲成为一个十分优秀的人，以培养名媛的方式栽培女儿，这当然无可非议。但当张爱玲无法达到黄素琼的要求，黄素琼的失望竟到了“张爱玲活着就是为了害人”的程度。这样的言语攻击，除去发泄和教育严苛的成分，笔者认为，还存在着黄素琼幻想破灭的崩溃与失望。黄素琼不能理解张爱玲有关自身成长史的苦衷。她是父亲小妾的遗腹子，作为新女性，无论是原生家庭还是丈夫，思想都极为守旧，她自然是矛盾痛苦的。尤其是和丈夫思想上的巨大差异，很大程度上折损了她对家庭和儿女的热忱。

而张爱玲对母亲的期许其实也忽略了母亲的需求，她只想当然地认为母亲是值得崇敬的人物，应当尊重并且关爱她，却没有考虑到母亲纵然优秀出众，实际上也是凡人，必然有无法避免的缺点，其中可能有她接受不了的部分。此外，母亲也是一個独立的个体，除了儿女，她亦渴望追求其他方面的幸福。对于黄逸梵这样的时代新女性，自由和自我实现便尤为重要。

三

一贯高傲的张爱玲在爱情面前卑微如斯：“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实际上，多年前的张爱玲也是卑微的，求取父母的爱而不得，便渴想着爱情的圆满。早年，是父母的缺点伤害了她;青年，又是胡兰成的缺点伤害了她;晚年，没有人真正伤害到她，是因为她不再对谁寄予爱的渴求，和赖雅更多的只是陪伴。

换言之，张爱玲的结局是把自己感情的通道封锁，因为经历了几次尝试，她已不再相信自己会等到符合她期许的人。她却没有反思过，或许是她的期许本身不全然合理。她要的情感，专一、热烈、浪漫、心灵相通、充分尊重，几个要素缺一不可。乍看几个词，其实这样的感情已接近完美。

闫红这样评价张爱玲：“作为资深张粉，我对她最不赞成的，就是她这种感情上的完美主义。她一向反对文艺腔，可是，我得说，她对于完美整齐的感情的追求，实在是太文艺腔的一件事。”

余斌先生曾提到，张爱玲的性格里聚集了许多矛盾：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她却显得冷漠寡情……

但张爱玲的性格最显著的矛盾却与她的作品无关，恰恰体现在她个人的感情上。或者说，她在作品中都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在《留情》中写“活在这世上，没有一种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在现实中她却迷了路。抑或是张爱玲中晚年回首往事，已然明白自己的“病根”，却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再无转圜的余地。

诚然，她在文学上是相当成功的，完全践行了自己“出名要趁早”的梦想;在物质生活上也因为她的家世和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可那份理想的感情，始终是个缥缈迷离的梦。于她个人，最后一点着实是性格的弱点和人生的不幸;可于万千读者和文学史，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因为她性格中的某些特质，对于处世是缺陷，对于文学创作却是难能可贵的优点。对于这点，张爱玲是自知的。“她甚至怀疑自己的感情，贫乏到没有责任心。但她又说：‘譬如写文章上头，我可是极负责任的。”（胡兰成《评张爱玲》）致力于研究张爱玲的夏志清也说，“张爱玲的讽刺并不惩恶劝善，它只是她的悲剧人生观的补充。人生的愚妄是她的题材，可是她对于一般人正当的要求——适当限度内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宽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赞同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亦是不可多得的真正了解张爱玲的人，因此才在张爱玲晚年受好友责备时站出来解释：“爱玲偏偏是个最shy，最不会和颜悦色去讨人欢喜的人，吃了很大的亏。”在给予张爱玲评价时，夏志清同样不吝溢美之词，称其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一个人在童年时期的经历，类似于“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一定会对之后的人生造成影响，而即使都是带有负面色彩的经历，具体影响却要因人而异。同是女作家，琦君的早年生活也不幸福，林海音赞她“总把温暖美好的留给少年读者”;而张爱玲无论在文字还是行动上，都始终表现出对往事的介怀。对于作品，评者可以不断深究;可对于作者，笔者更欣赏夏志清先生的宽容态度。我们总要求好的作者“悲天悯人”，其实作家也只是“术业有专攻”而非圣贤，读者在看待他们时也应抱有悲悯情怀。张爱玲对生活的要求固然有不合理之处，但她的症结恰与某些普通人无异，只是更加扩大化;而正是性情中的这份“狷介”，才造就了她作品的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