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的两种译介

傅莉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本土通过编撰选集即《中国新文学大系》对现代文学进行经典化的同时，中外编译者们也开始借助翻译选集，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异域传播。

敬隐渔（1901—1930？），四川遂宁县人，曾是创造社的活跃分子，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为中、法文学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中、法两位文学巨匠搭起了沟通的桥梁。在留学法国前，敬隐渔与法国进步作家罗曼·罗兰取得联系，在经其同意后，将其19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文坛引起不小的轰动，并由此与罗兰熟识。后在留法期间，敬将鲁迅的《狂人日记》译为法语，并将之介绍给了罗曼·罗兰。罗兰高度称赞了这篇作品，认为该小说是“充满讽刺的现实主义艺术品”，还曾亲笔致信鲁迅表示敬意。1926年，敬所译的法译本《狂人日记》经罗兰推荐发表在法国享有盛名的文学月刊《欧罗巴》的第五、第六期上。

随后，在罗曼·罗兰的建议下，敬开始编译中国现代小说的法译选集。在选集编译前，敬隐渔与鲁迅有过交流，鲁迅曾寄给他若干小说。敬从中挑选了七位作家的九篇作品，包括陈炜谟（《丽辛小姐》）、落花生（《黄昏后》）、鲁迅（《孔乙己》、《阿Q正传》、《故乡》）、冰心（《烦闷》）、茅盾（《幻灭》）、郁达夫（《银灰色的死》）以及其自己的作品《离婚》，结集成《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作家作品选》。1928年，也是在罗曼·罗兰的推荐和介绍下，该选集在巴黎厄戴尔出版社出版，是西方世界第一本中国现代小说翻译选集。不久，英国、美国、巴西等国的出版商以英文和葡萄牙文相继转译了该选集。

然而，在中国本土，该选集的出版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鼓励和赞赏。敬隐渔及其编译的选集备受诟病，主要为两篇评论文章：一篇为发表在1926年3月2日《京报·副刊》第四版，由孙伏园（署名柏生）撰写的《罗曼·罗兰评鲁迅》。在该文章中，作者转述了旅居法国的友人对敬翻译《狂人日记》的评价，批评了敬对鲁迅作品的删改。另一篇署名为伯子，发表在1929年9月15日《新文艺》上，名为《敬隐渔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作家作品选〉》。据敬隐渔的传记作家张英伦推测，此文应出自该刊颇为熟悉法国文学的编辑戴望舒之手，除了指责“不忠实”外，主要对该选集的作品选择提出了异议。

尽管如此，敬隐渔的译文还是基本反映出了所选作品的主要风格，并且通过该选集的作品选择，呈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和思想变化。然而，在该选集序言中，敬隐渔尽管对现代中国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但还是很保守，不仅直接声称该选集的大部分作品出自学生之手，所以书写略显稚嫩，而且还讲述了新文学运动对中国的影响，但隐约对该运动以及其所代表的中国近现代民主启蒙运动的态度有所保留，仍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上。

《活的中国》则是第一部较全面介绍中国现代小说的翻译选集，1936年在伦敦由乔治·C.哈拉普公司出版，后多次再版，部分译文还被转译为多国语言，在三十年代出版的选集中影响颇大。1969年，在其编撰者爱德格·斯诺写给其合作译者之一姚克的信中，还提及该选集在时隔近四十年的美国和日本仍有需求，主要作为中国文学和汉语的教学使用。

二十年代末，斯诺以美国记者身份来到中国，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撰稿人。在采访过程中，斯诺游历大半个中国，目睹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遭遇。同时，也与中国知识分子比如鲁迅、顾颉刚和茅盾等交往频繁，并多次声援青年学生运动，见证了中国进步力量的成长。然而，当时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现状和变化却“视而不见”，只关注中国的“过去”。鉴于此，斯诺决定编撰一本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向西方讲述现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以纠正当时西方世界有关中国落后和腐朽的形象。而选集定名为《活的中国》，清楚地表达了他的编撰目的。

虽然斯诺学习了汉语，但不足以独自胜任翻译，因此在此过程中，他邀请了姚克、萧乾和杨刚等中国知识分子参与编译。选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鲁迅作品，包括《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風筝》、《离婚》以及杂文《论“他妈的”》，该部分为斯诺在上海时与姚克的合作成果。二人当时计划出版一部鲁迅作品翻译选集，但未能成行，其中部分译文已先于《活的中国》发表在西方报刊上。第二部分为其他作家作品，包括柔石（《为奴隶的母亲》）、茅盾（《自杀》、《泥泞》）、丁玲（《水》、《消息》）、巴金（《狗》）、沈从文（《柏子》）、孙席珍（《阿娥》）、萧军（《大连丸上》、《第三支枪》即为《八月乡村》选段）、林语堂（《忆狗肉将军》）、萧乾（《皈依》）、郁达夫（《茑萝行》）、张天翼（《移行》）、郭沫若（《十字架》）、杨刚（《日记拾遗》）和沙汀（《法律外的航线》）。其中，杨刚的作品为其用英文撰写，后由文洁若翻译，定名为《日记拾遗》，该部分为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教书时所译，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斯诺决意编撰《活的中国》。燕京大学学生萧乾和杨刚等参与其中，前者是斯诺的学生，后者当时已经毕业，为左翼人士，在接到萧乾邀请后加入到编译团队中。根据萧乾先生有关该选集编译的回忆，杨刚的工作重点在作品阐释和分析上，其则主要完成初译，而斯诺则进行整体编辑和语言修饰，由此可见中国译者在文本阐释上中扮演着重要的阐释角色。

该选集基本上囊括了三十年代初期在中国文坛活跃的作家，除了具有代表性的左翼作家外，还包括林语堂、沈从文和已被开除出左联的郁达夫。斯诺夫人海伦还化名妮姆·威尔斯，撰写了一篇全面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章，收入选集附录，论及新文学革命、文坛论战以及左翼文学的发展。此外，斯诺还附上了在当时看来比较全面的中国现代文学中、英文参考资料，涉及原文作品的来源期刊和书籍以及前期出版的相关翻译选集，并以“作者简介+作品”的方式编排选集中文学文本。上述种种，均显示出该选集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成就的重视。

尽管如此，该选集并非仅为了展示中国现代文学。斯诺在序言中明确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在当时成就还不是太高，但鉴于其中有“不少科学的及社会学的意义”，因而值得一读。同时，斯诺在序言中也不避讳该选集翻译中的“不忠实”，除了考虑到选集读者的接受外，也指出因原文本身的行文问题而做出了调整。可见，在斯诺的心目中，中国现代文学的地位并不高。也正是鉴于此，编译者被赋予了较大的自由。在译文中，增加了相关的现代话语，最突出地就是显化了该选集编撰的左翼立场，直接表达了对中国红军的好感。从这一意义上说，该选集可以被视为是斯诺1937年出版的成名作《红星照耀中国》的先声，共同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形象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1983年，在斯诺逝世十周年之际，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原文版选集《活的中国》，增加了萧乾对斯诺的回忆文章和斯诺采访鲁迅的笔记，以此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翻译活动。

在《活的中国》的编译同时，美国记者伊罗生也着手编撰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选集，其中不少译文来自《中国论坛》。《中国论坛》为美国记者伊罗生主编的英文进步刊物，该刊受共产国际资助，1932年1月创刊，1934年1月停刊，共出版了三十九期。除了抨击中国时政，还声援过进步人士（包括共产国际人士牛兰夫妇、左翼五烈士和丁玲）的营救活动。除此，还译介了相当数量的中国现代进步文学作品，涉及作家作品包括胡也频（《同居》）、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鲁迅（《药》、《孔乙己》）、殷夫（《血字》、《金宝塔銀宝塔》）、叶绍钧（《抗争》）、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一个伟大的印象》）、茅盾（《喜剧》）、张天翼（《二十一个》）、丁玲（《某夜》）等。伊罗生依据鲁迅在北师大的演讲，将其编撰的翻译选集命名为《草鞋脚》，以此强调该选集的左翼文艺立场。然而，受共产国际内部斗争影响，时隔四十年后，该选集才得以出版。

此外，在三十年代编撰的另一部中国左翼小说翻译选集《来自中国的短篇故事》，也与《中国论坛》颇具渊源。该选集为在西方世界译介的第一部中国左翼小说翻译选集，共出版了三次，时间在1933—1935年之间，均是由有共产国际背景的西方出版社出版，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为该选集作了导言。其所收作品不多，仅六篇，都出自左翼作家之手，且都来自《中国论坛》，包括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张天翼的《二十一个》、丁玲的《某夜》、应修人的《金宝塔银宝塔》以及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乔治·肯尼迪为上述作品的译者，伊罗生对其译文青睐有加，在《草鞋脚》中也收入了该译者的多篇译文。

上述两部选集以及《中国论坛》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左翼浪潮影响中国的写照，也反映出中国在该世界浪潮中的重要性。而身为中国左联领袖的鲁迅和茅盾也对两部选集尤其是《草鞋脚》的编译寄予厚望，希望借此与其他左翼组织展开交流，以响应世界左翼运动。

以上四部翻译选集虽在西方世界出版，中国本土译者和知识分子在其中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尤其表现在前两部选集中，浓缩了他们个人以及所处时代对于“现代中国”的阐释和理想。然而，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文学的外译也离不开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接纳态度。三十年代，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崭露头角，与西方世界互动频繁，同时，世界左翼运动的兴起，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译出”创造了良好条件。然而，很明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述所有翻译选集都并不旨在文学的展示，而是借文学文本作为载体传达有关现代中国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