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普通话

丁辉

当年上大学，入学后经历的第一次全校规模的活动就是推广普通话，简称“推普”。我那时刚受聘为校报记者，奉命采写关于“推普”的新闻稿件。见报的稿件都写了什么，早就忘记了;采写过程中听说或遭遇的一些笑话，当然无法写进新闻稿件，却留存脑海至今。比如外语系一女生早晨刚睁开眼便被室友告知，她夜里说梦话了。该女生一边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边幽幽地问室友：是用普通话说的么？再比如，采访中文系一学长，问他对“推普”的看法，这位老兄引用贾平凹散文中的话，说：毛主席都不讲普通话，我也不讲了吧。

旨在动员的校方红头文件中，普通话的重要性被认为攸关经济社会发展，而有个现象，当年没注意，现在想来，颇觉滑稽。按校方要求，从每个班里选出普通话说得比较好的同学担任“推普员”，负责对普通话说得不好的同学进行矫正。担任推普员的多为北方同学，普通话说不好的多为南方同学;而南方同学多来自较为发达的地区，即使光论穿着，也比北方同学体面。普通话当然重要，但这个重要性现在看来显然因宣传“推普”的需要被夸大了。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经常逃课躲到图书馆的过刊室里读当代小说。有一天翻开的是韩少功的寻根小说名作《爸爸爸》。主人公丙崽是个白痴，湘西话叫“宝崽”。丙崽在外被人欺负了，他的母亲便会用湘西土话在村子里骂：“渠是一个宝崽，你们欺侮一个宝崽，几多毒辣呀。“渠”是个什么意思？古汉语中，“渠”表示第三人称单数，即他（她，它）。朱熹的《观书有感》“问渠那得清如许”及杜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中的“渠”即是此意。原来湘西方言里依然保留了相当多的古汉语词法和语汇，别看丙崽妈妈是一字不识的湘西农妇，竟然张嘴就是古汉语。

方言是语言化石。今天很多地方热衷“申遗”，申这遗，申那遗，让人眼花缭乱。其实，可以说没有例外，每一个地方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那个地方的方言。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地方的方言，因为说的人越来越少，詞汇和语汇都在萎缩，甚或有消亡之虞。这实在是最起码让像我这样的人不禁为之扼腕痛惜的事情。

十四年前，女儿刚满一周岁，还不会说话，就随我们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开始学说话那两三年，又没有机会和本地土著的孩子厮耍。结果就是她不会说任何一种方言。老家话不会说，本地的方言也无从习得，只好一口未必标准的所谓普通话。我一直为此对女儿心怀愧疚。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只会说普通话，而不会说任何一种方言，语言能力的发展就会严重受限;一个人若不谙熟一种方言，对语言的表现力便容易没有概念。

前阵子回乡出席一老友的婚礼。老友年近五十，得遇佳偶，实乃人生大事;然订的酒店却寒碜得很，让人不禁为新娘委屈。跟几个旧友闲聊，难免就此事有所评说，我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词。用普通话的“吝啬”一词显然偏重，且欠厚道，只好沉默。这时一旧友用老家方言说：他这个人不一向就揪揪撮撮的嘛！“揪揪撮撮”，真是形象啊！更重要的是，这四个字，既有微讽，又含容忍与体谅，比之“吝啬”，表现力真不可同日而语。我有一难言之隐，女儿一天天大了之后，越来越不愿跟我亲近，有什么话也只跟她妈妈说，不愿跟我多啰嗦。每每看到人家父女相处如“哥们”，不由心生羡慕。有一回我跟我老妹说起这个，啰哩啰嗦一大通，不得要领。老妹用老家话说：“你说离皮离骨不就行了！”老妹哪里知道，与故乡渐行渐远，我哪里还记得老家话里还有“离皮离骨”这样的鲜活的词语！可以说，正是失去老家方言作为表达后援造成的经常性的“失语”，成为我重新认识方言重要性的由头。

普通话其实古已有之。不过古时不叫普通话，而叫官话。法国人福柯说“知识就是权力”。也许正是因为现在普通话不称“官话”，避开了一个“官”字，掩盖了“普通话的重要性”这一套知识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回答这个问题已是本篇小文所难胜任的，只好留待社会语言学或语言社会学的专家去研究了。

近日看了一场推广普通话的文艺演出。演出以相声、小品为主，所有的笑点都来自对方言的嘲笑与贬损。我觉得，“推普”没有错，但也不必以嘲弄、贬损方言为前提。距今一百年前的白话文运动中，陈（独秀）、胡（适）、鲁（迅）诸公的一大误区便是把白话与文言对立起来，后来白话文出现的诸多问题可说皆渊源于此。现在把普通话与方言对立起来亦是普通话宣传与推广者的一个严重误区。但愿这样的误区，不会导致相应的严重后果（毕竟，当下文学的“普通话书写”问题已经作为一种症候为批评家提出）;也但愿方言与普通话即使不能相提、相携，也起码能相安。